公众参与视角下的道路运输管理

正公众参与理论起源于英国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即"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其理论主要来源是"参与式民主"。1960年美国学者阿诺德·考夫曼首次提出"参与式民主"的概念后,该词被广泛运用于基层民主领域。1970年卡罗尔·佩特曼发表《参与和民主理论》系统地阐发了参与式民主在政治生活和国家治     

刘少奇1951年提出"人民内部的矛盾" 概念的前前后后

刘少奇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探讨,起步于建国初期关于国营工厂内部"公私兼顾"、"公私矛盾"的争论,但探讨不久就被迫中止.其原因是建国初期发生的批判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上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和"高饶事件"等党内斗争.刘少奇探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这段曲折历史,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表明了思想理论准备和党内民主的重要性.     

西方民主的两个版本——兼论“西方式民主”在当代中国之不可行

近代西方民主内部产生出两种民主形式一为资产阶级民主,二为无产阶级民主.前者称做"西方式民主",以政党竞争和"三权分立"为特色;后者由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内实行因而称为"东方式民主",以共产党一党领导和"议行合一"为特色."西方式民主"在当代中国不可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不应学,二是学不起,三是不敢学.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新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并根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丰富和发展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针对物质利益、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带来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纷繁复杂的情况,深化和发展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论卡尔·考茨基的民主观

卡尔·考茨基在继承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民主思想的基础上,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背景,阐述了民主的旨归即"纯粹民主"、民主的基础即普选制、民主的原则即既保护多数派又保护少数派、民主与专政相对立,民主有助于提高无产阶级成熟度,提供了和平改良的社会变革形式,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现民主等观点,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民主观,对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读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纠"左"的三篇代表作

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为了纠正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周恩来大力倡导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加强与改善党和国家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的种种弊端,他提出:"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正确认识和处理十大关系;要造成民主风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要尊重艺术规律,"大家都来研究规律";为破除"新的迷信","第一要解放思想,第二要来个否定之否定".周恩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思考和探索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规律,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文艺思想理论观点,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具有三种意识和能力——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写下的一篇力作。在其形成前后,毛泽东多次就领导干部应如何看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行集中阐述。具体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要有运用矛盾观点意识,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要有克服官僚主义意识,提高走群众路线的能力;第三,要有注重思想动态意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领导干部只有在以上三个方面苦下功夫,打出一套"组合拳",才能真正做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     

“之江新语”(十五)

正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过一个重要论断:"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我们今天考察基层民主与社会和谐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层既是产生社会矛盾的"源头",同时也是疏导各种矛盾的"茬口"。当前基层产生的社会矛盾,无论其表现形式多么复杂多样,就其性质而言绝大多数还是表现为人民的内部矛盾。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重要原则一定要把握好。从这个意义上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初步探索

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主要有: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由诸多矛盾组成的复杂系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要通过发展"三大文明"来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思想简论

毛泽东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对什么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什么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了完整的回答.其主要内容有:分清敌我,是实行"专政"还是"民主"的首要问题;分清是非,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认真对待和正确处理少数人闹事同题,是防止矛盾激化的关键.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