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理论视野下的社区发展路径分析

多中心理论是以美国现实的公共管理实践为蓝本发展起来的一套理论分析模型,这一模型集中体现了半市场化的竞争、协作机制在公共管理中的具体运行逻辑。与多中心理论的基本发展方略不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逐步形成的社区居委会一支独大的格局正在对社区发展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破除这些影响的方法就是打破居委会的绝对优势地位,发展社区其他组织,深化社区组织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程度,形成基层公益物品供给的多中心状态。     

论不同地区村干部性质的差异性

村干部是国家与农民的重要联结,理解村干部的现状与性质具有十分重要而基础的意义。同样的村干部制度安排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实践形式。在中西部农业型地区,村干部经历了"老好人"当村干部、"狠人"争当村干部、"老好人"村干部成主流、村干部逐步"中农化"及村支书全职化等过程。在沿海发达地区,呈现苏南农村村干部职业化、珠三角农村村干部高度职业化与科层化、浙江农村村干部由企业家兼任的现象。不同的村干部性质是由村庄事务决定的。中西部传统农业型村庄由于村庄治理任务不重,"中农"作为村干部主力应是最佳选择。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复杂的治理任务需要专业化村干部队伍,浙江特殊的经济发展背景决定了专业化村干部队伍不可行。因此,中部地区村干部的中农化可以保证在不脱产和只拿误工补贴的情况下,仍然有人愿当且可以当好村干部;苏南上海农村村干部的高度职业化使国家具有能力开展有效治理;珠三角地区村干部因受到村民内部压力而倾向做当家人而非代理人;浙江应通过联村干部制度及运动式治理来应对村级治理中的各种繁多复杂事务。     

农村社区公共权力非制度化运行问题探讨——基于华中宛村的调查

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是当前农村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在华中地区,农村社区政治生活中的选举、决策、执行等各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的非制度化现象。农村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生活逻辑相互交织,为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提供了土壤。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引发了村委会及基层政权公信力缺失、村民与干部对立、基层群众自治受到破坏等严重后果。因此,亟需采取措施使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运行回归常态制度,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四重审视

城市社区建设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和基础。为了更好地通过社区结构及机制的调整全面整合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文章从治理载体、行动逻辑、治理规则、公共精神四个层面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提出了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四大难题：社区定位与载体缺失的结构失调、权责定位与有效行动的供给失衡、制度空悬与规则迥异的治理失序、文化虚弱与精神不足的内核失能。在此基础上，以浙江永康为研究样本，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的治理策略：明确定位，重塑结构，丰富治理载体；界定权责，目标导向，优化服务供给；完善制度，执行为本，提升治理水平；挖掘文化，塑造精神，形成持久动能。     

参与式治理的实践、影响变量与应用限度

参与式治理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的应用与实践。参与式治理是普通民众对政府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的直接参与,有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增强合法性与公信力;普通民众参与公共治理影响决策与资源分配,同时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参与式治理通过公民参与获得治理优化。参与式治理受到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其应用限度,最合适的舞台在地方,从参与式预算到社区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面。各地的参与式治理实践获得明显成效。参与式治理推动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技术革命可能推动未来的参与式治理的深入发展。     

村庄经理制: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思考

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新时期以来,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情况与现实需求的冲突日益明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村干部贪污腐化以及"贿选"问题。而乡村治理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努力化解中国村干部队伍"非民非官"的尴尬地位、更好地发挥其治理效能。对此可以借鉴美国"城市经理制"的基本精神和内容,推动"村干部"向"村庄经理"和"雇员"转变。从乡村治理逻辑转变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当下以"富人治村"模式代表的策略治理逻辑的承续与发展。     

公务员职业能力建设的内涵、意义及路径探析

公务员作为行使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其能力素质直接内化为国家治理能力体系的核心要素。公务员职业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是实现公务员职业化的必然选择,是公众对政府公共治理能力要求的现实回应。我国公务员职业化的进程尚处于摸索发展阶段,提升公务员的职业能力,必须继续探索职位分类制度改革、提高考试录用的专业化水平、加强教育培训的动态设计、建立科学细化的考核机制。     

公共管理职业活动的伦理基础

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史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共管理者,是这一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承载者。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活动更多地遵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那么作为后工业社会治理活动的公共管理,则奉行伦理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分析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探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的伦理基础。     

基于协同治理的社区生态文明建设——来自德兴新岗山镇的调研

文章以江西省德兴新岗山镇垃圾处理模式为个案,探讨了社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与社区的协同治理路径。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从制度设计、培育生态文明意识,构建资金的长效投入机制,完善社区治理体制,综合决策科学化几个方面去推进协同治理的发展。     

电子治理与管理者职责

电子治理已经从无关宏旨转变为现代公共管理中的一种整合要素。本文基于欧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国家的一些实例,深入讨论了管理者职责这个概念,认为它需要系统、长期的执行,并且是未来电子政务发展的先决条件。管理者职责包括以用户为中心并关注服务结果、能够供给公共服务的有效方案、数据管理的长效方法和"大数据"、IT项目中开放并明晰的决策支持以及尊重IT采购与政策顾问的长期视角和管理者职责视角下的领导者选拔标准。因此,不应该在信息技术的使用中割裂政府治理与一般公共管理的关联。     

我国城市管理中的商谈治理及其实现机制——基于交互主体和公共理性的政治哲学向度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进程加快,对我国现有的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交互主体和公共理性的政治哲学向度,商谈治理为我国现代城市管理提供了新思路,其实现机制在于完善和创新城市管理交互主体结构及其参与城市管理的机制;以民生为导向构建城市管理中的商谈治理机制;建构城市管理中商谈治理所需的政治公共空间的制度机制。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我国城市社区已初步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但与新时代要求的社区治理现代化还有差距,存在着社区居民自治困境、社区治理组织角色困境及社区服务供需困境。治理过程中缺乏人本精神、社区多元治理机制尚未建立、社区资源缺少支持是造成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对此,可以从理念、制度和主体三个层面着力,以理念和制度为两翼,围绕主体建设,探究解决新时代城市社区克服治理难题的对策,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新格局的生成与发展,进一步提高城市社区治理效果。     

论大部制改革中互动协调机制的构建

现行行政运行体制中存在的行政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不分,进而导致组织结构和行政权力分化不足,这与大部制改革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要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行政运行机制,必须建立纵向上的行政权力运行衔接与互动机制,在横向上建立行政权力适度分离机制、协调机制和信息沟通平台,才能保障行政运行顺畅,实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     

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问题及对策分析——基于公共权力转型的视角

在我国特定的权力转型期,社区治理中传统的政府公共权力还在主导着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公民参与的意识还很淡薄,公民参与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传统社区管理的“行政化倾向”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造成当前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缓慢,公民参与动力和能力不足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文章以社区公共权力“契约化”转型为分析视角,对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尝试构建公民和谐有序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保障。     

国家软实力竞争背景下的中国金共决策咨询机构发展刍议

公共决策咨询机构的发展水平、成熟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水平。我国公共决策咨询机构虽然有了发展,但还不能适应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实际需要。应采取相关措施进一步促进我国公共决策咨询机构的发展。     

社会资本与城市社区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被引入到城市社区发展和建设的实践领域。城市社区治理以其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与合作化和资源配置的动态化与互补化优势,逐渐成为当下推进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这极大地制约了城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内涵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社会资本为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提供了深厚的精神资源和制度支撑,是新形势下实现城市社区善治的动力源泉。新形势下,在城市社区内塑造普遍信任、加强规范社会资本建设、发展参与网络,成为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重大任务。     

试论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是制约"三农"问题的瓶颈,而制度供给缺位和制度供给陷阱又是制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本文结合农村公共产品中的制度掣肘分析,提出了增加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选择,即建立充分体现农民需求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建立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城市社区供给公共物品的可行性与对策探讨

目前,城市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的基本单元。然而,现有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社区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改革传统的管理与服务方式,建立新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已成为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以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分析目前我国城市社区供给公共物品的可行性,并提出相应对策,对于发展和完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疫情防控看社区治理再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不仅全面检验了我国社区管理、服务、资源配置及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治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分析疫情防控中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探讨进一步应对社区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非常必要。新时代完善我国社区治理,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社区管理与服务机制、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