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之救济方式的多元化初探——兼论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中的证据失权制度

证据失权制度在民事诉讼制度中的确立必将发挥积极作用。宥于证据失权制度的自身局限 ,无法解决举证时限制度中的诸多问题。应建立多元化的救济体系 ,确保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实现     

我国举证时效制度之检讨

举证时效制度乃指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举证行为须在规定之期限内完成,若当事人怠于举证将会受到证据失权或费用制裁之惩罚的一项证据规则。其制裁方式主要有二：证据失权与费用制裁,若当事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举证逾期其可能承担证据失权之后果;若当事人因轻微过失导致逾期,需承担费用之不利益。周全的审前准备程序和答辩失权规则是其存在的基础,完善审前程序与建立答辩失权制度是我国举证时效制度充分发挥效用的保证。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评析

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确立对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证据突袭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由于我国具体制度不完备与相关配套制度的缺乏使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显得过于严苛。因此应当在给予当事人平等充分程序保障的功能目标下完善举证时限制度 ,规定证据失权的合理例外情况 ,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论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缺陷

于 2 0 0 2年 4月 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较大篇幅确立了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 ,但该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它与民事诉讼法的某些制度存在冲突 ,未确立既判力上的失权效 ,也未规定被告答辩的失权制度 ,同时它的有些规定过于粗疏 ,在实践中无法实现 ,甚至形同虚设等等。     

从举证时效与证据交换制度看我国审前程序之重构

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制度是相辅相成的。既是对当事人提供证据这一诉讼权利的保障,又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程序性的限制。在重构我国民事审前程序中,还应借鉴国外立法例,建立法官释明权制度即“法官指导当事人举证”,规定当事人的主导地位和建立当事人双方和法院的共同良性互动机制。     

论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创造性地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 ,使我国民事诉讼向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并重的格局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由于该制度自身存在较多缺陷 ,且缺乏完善的配套机制 ,因此在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为此 ,一方面就制度本身而言 ,应该在举证期限临界点的确定、延期举证的限制、管辖权异议案件举证期限的计算和举证期限届满前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举证期限的确定方面进行完善 ;另一方面应从建立答辩失权制度、完善证据交换制度、保障当事人举证能力和加强法官释明权四个方面完善举证时限制度的配套措施。     

对构建民事答辩失权制度的思考

在民事诉讼中 ,所谓答辩失权制度是指一审被告或二审被上诉人在规定期间内 ,因未实施答辩行为而丧失此后进行答辩之权利的制度。它是一项用于确定当事人双方争议焦点的诉讼程序制度。为进一步深化我国民事审判改革 ,克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之弊端 ,最高人民法院于 2 0 0 2年 4月 1日起开始实施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确立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 ,从而建立了我国的证据失权制度。而答辩失权制度作为证据失权制度的配套实施措施 ,其建立和完善是证据失权制度发挥功效 ,实现“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之关…     

论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中的证据交换与接收制度

证据交换与接收制度在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是一个重要内容，而现有的民事诉讼法里并未过多规定和涉及。在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里，对逾期举证后果以及法院的证据接收制度进行了简短规定。完善证据交换与接收制度，分析其构思的合理性以及操作层面的不足之处，能够有效补充现有的制度空白，提出完善策略，推进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建构。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举证时限制度是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过去,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在举证时限上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并于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顺应了国际潮流,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在我国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实现了由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到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变。但它在举证时限制度的设计上,仍然存在对一审举证时限的终点、关于举证期限的长短、对当事人约定举证时限与法院指定举证时限的关系、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应否另定举证期限等有待明确的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和不断完善。     

论证据失权的救济——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3条

司法解释确立了举证时限(或证据失权)制度,从而使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随时提出主义转变为适时提出主义。但是证据失权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必须给证据失权以适当的救济,并设置相应的制度保障,即:在区分严格证明、疏明和加强法官对当事人举证指导的前提下,通过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等方式进行,以期证据失权制度能够兼顾案件真实和诉讼效率,促进诉讼公正。     

经侦案件中“幽灵抗辩”的形态及证明方法

＂幽灵抗辩＂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为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而提出的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从证据上对其抗辩进行排除是一大难题。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侦查机关要搜集证明被告人主客观方面的相关证据,难度很大。我国应借鉴英美法中的＂积极抗辩＂制度,思考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如何履行好举证责任,从而通过举证来排除被告人的辩解。     

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民事举证责任理论研究中最富有争议的问题。国内外理论界对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有多种学说。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和对特别案件实行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补充原则以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和诚信原则,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等因素来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原则。我国对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尚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     

民事再审程序司法解释之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从总体上看,是遵循民事诉讼的规律,依据民事诉讼的特点,总结审判实务中的经验,吸取理论研究的成果而制定的,具有务款多、规定细、内容新的特点。但是,对于如何界定“明显违背立法本意”和“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该司法解释中的若干规定仍有探讨和商榷的余地,也还存在进一步改进、完善的空间。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制与扩张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主题思想.长久以来,由于受“重打击、轻保护”的司法传统、“犯罪控制论”的诉讼目的理念和我国反腐败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侵犯人权现象时有发生.现行刑诉法通过确定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技术侦查等制度,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扩张和限制,为人权保障提供了立法基础.     

票据期后背书问题研究

对于期后背书的涵义,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立法例,但都不尽合理。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票据期后背书产生一般债权转让的效力。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期后背书的涵义规定得过于宽泛,并且有关其效力的规定也不明确,因此应予以修正。     

论审前程序改革对我国证据制度的影响——兼评举证时限制度在我国的确立

审前程序的改革一直是民事诉讼法学探讨的前沿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随着我国《证据规定》的颁布和实施,我国的审前程序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对我国的证据制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已初步确立了举证时限、证据交换等制度,但也存在需要完善之处。     

从民事诉讼目的角度看美国民事陪审制度——为什么陪审制度在美国如此重要

民事诉讼陪审制度与民事诉讼目的具有紧密的关系,从"国家设立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入手对美国民事陪审制度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出其程序保障价值以及它对美国的审前程序、证据规则等诸多制度的深刻影响,也能更清晰地看到陪审制度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如此重要的原因。     

羁押视角下的刑事一审审限制度改革

审限问题，既传统又现代，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比较法视角。传统是因为审限制度可上溯至唐代，而经过历史大浪淘沙至今仍然存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当中可表明其具有现代性。纵览其他国家刑事诉讼法，虽鲜有规定审限制度的，但却存在与我国审限制度功能相类似的快速审理制度。近年来，由于超期羁押和刑事审判压力双重作用，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存废问题再次引起学界关注，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保留论者和废除论者各执一词，不相上下。但综观研究成果，均将审限制度的研究局限在法院审理阶段，没有从刑事诉讼的整体出发推动审限制度的改革。本文从刑事诉讼的价值选择和刑事诉讼各机关的权力配置出发，以羁押为视角，分四部分进行讨论。第一部分指出刑事一审审限制度改革迫在眉睫；第二部分指出羁押的存在使刑事一审审限的存在成为必要；第三部分介绍当前相关改革建议并加以分析；最后提出刑事诉讼整体结构下的刑事一审审限制度改革建议。     

民事权利内容的限制

任何民事权利均应当有权利限制。如果某种民事权利不受限制,则必然妨碍其他民事权利的存在或行使。权利限制通过限制冲突中的权利,使多种权利得以和谐共处,而成为权利冲突的基本纠偏机制。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认证规则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当中缺乏系统而又详细的认证规则,既影响了民事审判的质量,也容易滋生司法腐败。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第五章是审判系统内部建立有关民事诉讼认证规则的一次积极尝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审判工作的需要。但该章的规定仍有部分不妥之处,需要今后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