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刍议

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指的是在行政问责中承担责任的官员重新担任领导职务的相关制度组成的规范系统。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缺乏法律依据,而是以政策为导向,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机制。本文指出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有助于行政问责制落到实处,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同时也反映了政治理念和制度的理性。基于此,要从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期限、程序、相关制度等方面构建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     

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探析

从法理和情理上讲,被问责官员复出本身并没有问题,但若被问责官员在被问责后不久即复出就是问题.本文认为,针对被问责官员草率复出的问题,应完善我国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加强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法治化、规范化建设.这不仅有利于消解公众对行政问责的信用危机,对被问责官员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同时也有利于克服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草率性和随意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目前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因此,有效解决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转变问责的模式,变＂权力问责＂为＂制度问责＂;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是关键。     

官员免职成带薪休假？

从2009年开始，舆论对官员问责制度的关注焦点从“下台”转为“上台”。许多落马官员悄然复出，甚至官级得到提升。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问责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与此同时,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初探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肇始于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行政问责的“风暴”。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对行政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存在行政责任不明,党委官员游离;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人治色彩浓厚;问责实施混乱,官员复出随意;问责监督不力,政府公信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当明确行政责任,加强对党监督;强化异体问责,辅以同体问责;加强问责立法,实现问责法治;规范问责实施,严格复出程序;健全问责监督,提高政府公信。通过实施以上对策,以期建立一个全面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问责主体单一、问责方式缺乏科学性、问责程序缺乏规范性以及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全面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在问责主体上需要规范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在问责方式上要注重问责的实际效果，科学确定问责事由；在问责程序上需要进一步规范问责过程，保障程序公正；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方面应实行严格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防止“带病复出”。     

潘洪其：构建惩处有力的官员问责体系刻不容缓

潘洪其在《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近来，一些被问责官员复出引起公众的质疑与不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行有关法律和党纪政纪法规对官员问责的规定不够完善，在执行中缺乏有力的制约，从而使得一些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缺乏基本的规范，也缺乏足够的合理性。为维护官员问责制度的严肃性，重塑问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应当全面整合有关规定，形成统一完善、惩处有力的问责制度体系。     

官员问责 五大悬疑待解

近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行政问责＂。 随着问责事件的不断增多,不少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情况下启动问责？问责该由谁来启动？被问责的官员应该承担哪些责任？能否复出？如何复出？就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     

论行政官员问责制面临的问题

行政官员问责制的广泛推行,推进了责任政府、责任官员建设,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官员问责的范围问题、政治责任的行政责任化问题、权责划分问题、引咎辞职与道德责任问题、官员复出问题等。     

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化问题研究

在我国许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只要做了官就成终身制了,而且是只会上而不会下,但是,“官员问责制”的出台给这些为官者可以说是敲了一记警钟,如果在其住不谋其政,稍有疏忽或者权不为民所用都会立即下马,所以这也可以看作是我国人事制度改革中的一个创举。本文从官员问责制度的发展历程入手,从它现阶段遇到的困境、解决的途径以及构建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官员问责制度化的相关问题。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兼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对于统一我国行政问责立法，加强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构建进程中还存在泛化、滥化与简单化现象，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追究机制存在的行政问责制，其应当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内容、问责后果等方面作出限制。也只有建立此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更不能把行政问责制简化为引咎辞职。     

时事点击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 据新华网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按照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的原则，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健全党内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     

官员问责：秦律的规范及其评析

法家关于官员问责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在此理论指导下,秦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官员问责制度。秦律中关于官吏责任的认定,官吏问责的处理都有具体、详密的规定。秦代官员问责的理论和制度具有颇多合理因素,在中国古代具有较高的地位,对于建构和完善我国当代官员问责制度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但是,秦代官员问责只是对君主和朝廷负责,没有向民众负责的理念和制度,因此,秦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政府问责制度。     

『道歉』聚议

近年来，从突发灾难、特大事故，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一个又一个道歉官员的面孔出现在人们眼前。有关官员道歉的新闻见诸报端的频率不断增加，似乎已经成为官场生态中的一大热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许，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是，与道歉相比，人们更期待官员的问责与问题的解决。因此，新一届政府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完善问责程序，公开问责过程，明确问责主体和对象，切实增强行政问责的可操作性，营造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的浓厚氛围；同时，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加快领导失察问责制的推行，落实党政一把手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强化责任追究……我们期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我们坚信，这是比单纯的官员道歉更重要的。     

我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问题及其出路

近年来,我国官员问责事件频频出现于媒体报道,官员问责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行政生活中的惯例,现代化的官员问责制似乎已经呼之欲出。针对这种现象,本文试图对照行政法学职责理论和国际上的问责制度的实践,对我国建设中的官员问责制度及其运行环境两个方面上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并在本文最后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国外“污点”官员复出调查

相关条例明确指出,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提拔担任领导职务。问题官员最近"频频复出",甫闻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因"女儿吃空饷"被免职仅仅两个月,随即便出任地级市环保局副局长。紧接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因2010年儿童血铅超标事件被免职的环保局局长去年12月履新。再往前看,还有三鹿"毒奶粉"事件被免职的官员陆续复出,宜黄拆迁事件中被免职的官员再任职等,这些复出都招致了社会质疑。当然人们不是非得跟这些官员过不去,也不是说曾被问责的官员就该永无出头之日。关注的背后,其实是对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程序焦虑。     

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及其实践

在我国官员问责的执政理念还未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我们应注意了解并借鉴国外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对于推进我国责任政府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反思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和效能政府的重要保障。自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政坛掀起了一场迅猛的＂问责风暴＂,取得了一大批问责成果,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凸显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度,以确保政府部门及官员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由此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问责审批者才能治好“带病复出”乱象

到底是谁顶着中央“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的禁令让两官员带病复出了，又是谁隐藏了对两位官员的任职信息——不问责和严惩这样的官员，遏制带病复出的禁令将毫无权威性和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