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政府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电子政务治理途径

阐述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界定对于事件应对的重要意义,以及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应对过程中多方协调、共同参与的重要性。分析了中国政府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的现状:治理虽有成效但仍存在问题,主要是治理观念淡薄、网络舆情管理能力弱、信息资源共享水平不高、公众参与程度低、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缺乏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的长效机制等。论述了加强电子政务建设以提升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水平的新途径。     

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策略选择

网络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给政府应对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为此,我们需要准确掌握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诱发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及时、妥善应对.具体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要注重搭建网络对话平台,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机制,进一步推进“网络法治”进程.     

微博环境中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及应对策略

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借助网络进行信息传播、组织和动员,网络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突出社会问题。公安机关应当对此予以高度重视,正确认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尽快建立健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切实提高政府预防和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同时要重视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关注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影响。     

“骚乱性”群体性事件应对法治化路径研究

我国大陆警方在法治化处置"骚乱性"群体性事件方面尚存在相关法律未成体系、缺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警方执法权力不足、党政机关领导力有待提升等问题。要制定应对"骚乱性"群体性事件的专门法律法规,明确细化应对"骚乱性"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完善、强化、保障处置"骚乱性"群体性事件的警察权力,以及党政机关依法行使处置"骚乱性"群体性事件的领导权,以规范、高效处置"骚乱性"群体性事件。     

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法治化的思考

近年来,因社会不公、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等社会转型期问题的存在,我国群体性事件一直处于高发态势,并对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自然而然地与群体性事件结合在一起,并对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发展和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不断健全和发展的今天,如何依法、科学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和维护稳定部门不得不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但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迅猛发展和巨大影响相比,无论是在法律、政策层面,还是认识层面,公安机关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和处置工作均缺乏充分的准备。针对当前公安机关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依法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措施,加强处置工作的依法性和科学性,维护社会稳定。     

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机制构建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由网络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严重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具有虚拟性和多元化等特征,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具有虚拟与现实交织、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等规律,需要从建立政务公开机制,保障网民依法行使监督权等措施入手,构建全方位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机制。     

挑战与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下的政府信息管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丰富,网络无疑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然而,在网络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例如网络群体性事件。本文介绍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分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对政府信息管理的挑战,提出了政府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办法。     

网络舆情对公安机关预防群体性事件的挑战及对策——以江苏启东“7·28”群体性事件为例

<正>随着信息时代的降临,网络舆情在公共安全治理过程中的影响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初期是由网络上产生并蔓延开来。我国正处在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时期,网络参与的隐匿性、随意性、广泛性,无疑给公安机关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使网络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切实提高群体性事件预防工作中的信息管理和应对能力,是公安机关面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民意的表达与互动机制研究

在群体性事件频发已成常态的中国社会,互联网不仅成为群体性事件中民众表达意见的主要"发声地"与"放大地",而且还成为部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与"引爆地",网络草根民意、网络意见领袖、传统媒介、政府等信源之间的互动、冲突与整合在群体性事件的形成、爆发、平息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将考察网络民意在群体性事件传播中的表达机制与互动机制,从而呈现网络民意传播、影响群体性事件之图景,并揭示其背后的风险社会中公民政治沟通意涵。     

由网络舆情进路探析应对群体性事件预防和处置机制的构建

在信息传播极为迅速的当今社会,近年来发生在互联网内外的群体性事件出现了交织放大的趋势,对社会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在虚拟社会里,网民可以放弃现实生活中的顾虑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往往可使某地的某件事形成聚集评论,从而上升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而公安网监警察网络监督力量则受到现行体制、技术的限制,在处置网上群体事件时受很大的局限,增加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范和处置难度。本文就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公安机关提高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防范和处置能力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机制提出了建设思路,对于营造良好网络氛围、构建和谐稳定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群体性事件风险评估初探

网络群体性事件风险评估具有有效预防和正确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科学配置警力资源等重要价值。网络群体性事件风险的成因主要有环境风险、网民风险、网络安全风险和网络管理风险等。风险识别包括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安全需要和安全价值识别、外部威胁识别、管理系统脆弱性识别和安全措施漏洞识别。风险评估方法主要有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应对措施包括风险预警、风险消除、风险降低、风险分散、风险转移和风险自留。     

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及其治理策略分析——以杭州“中泰事件”为例

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借助互联网肆意传播的谣言加重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引发了社会的骚动与混乱,进而加大了危机解决的难度。基于对杭州“中泰事件”中网络谣言产生的时间、内容、特征、起因等的分析,以及对网络谣言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逻辑关系的深入探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应该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理念的基础上,完善政府、互联网行业及网民三方联动的系统应对机制,提升网络谣言应对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有效性。     

增城“6·11”重大群体性聚众滋事事件现场处置的反思与启示

2011年6月11日增城发生了重大群体性聚众滋事事件,我公安机关经过两天三夜的现场紧急处置,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处置过程充分体现了公安机关和其他相关部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执法能力和现场处置能力。本文继续通过对"6·11"事件这一现场处置的典型个案剖析、反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提出改进突发性群体性聚众滋事事件的现场应对处置策略和建议,以应对新形势下复杂多变的群体性事件。     

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阐述了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运用。探究了政府、媒体、公民、NGO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公共治理模式,并剖析了这些主体在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时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针对困境的实践路径和对策：发挥政府的核心主导作用,健全网络法制体系和信息公开体系、加强舆论监督管理和官员素养建设;重视媒体的引导作...     

美国“弗格森”事件的刑法学思考

美国的"弗格森"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同时再一次引起人们对两个刑法问题的思考:刑事司法如何应对民意;刑法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民意不能直接干涉司法,司法民主是有界限和禁忌的,民意影响司法只能通过立法机关和陪审制度来实现。刑法目前对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是不足的,把严重的暴力性群体性事件亚恐怖主义化是一条不同的、有效的道路。     

转型期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张力加大和社会稳定性降低的突出表现。如何从理论上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采取切实可行办法来预防和消减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条件。社会利益格局失衡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结构性诱因;利益受损者的相对被剥夺感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心理性诱因;负面的"集体记忆"导致弱者符号化的认知模式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认知性诱因;政府信息管理"缺位"和媒体应对失当导致的谣言弥散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信息性诱因。     

论自媒体背景下网络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与控制

网络群体性事件信息难控,传播难管,信息真伪难辨,信息交流群体极化性倾向严重的现状,呈现出网络舆情热点往往直接演变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非理性化、情绪化倾向加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循环及网络舆情的广泛传播,增加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难度,网络舆情易被敌对势力利用致使网络群体性事件性质改变。公安机关应采取增强网络群体性事件防范能力,增强网络群体性事件舆情驾驭能力,提高网络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水平,提升网络群体性事件矛盾化解水平等控制策略。     

加值理论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研究

简述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的界定,以及其发生的深刻社会背景和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探讨了斯梅尔塞"加值理论"用于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适用性;并从六个方面讨论了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现实机制,包括结构性诱因的出现、结构性怨恨的积累、一般化信念的形成、触发性事件的发生、有效的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     

群体性事件：基于实践社会学视角的认识与反思

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与建设实践过程中的伴生现象,其产生的原因和应对措施都需要在实践演进的动态进程中去寻求答案。社会不公背景下底层社会成员的诉求、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公众舆论实践以及信息时代的网络传播推动,都与群体性事件的引发紧密相关。实践社会学视角的反思要求在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方面必须要以实践性策略取代经验型策略。群体性事件解决的最终途径在于真正改善民生,在全社会范围内确保实现六大公平。     

网络谣言治理与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以湖北石首“6.17”事件为例

谣言几乎与群体性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事件爆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湖北石首"6.17"事件中网络谣言肆虐凸显了当地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薄弱与不足,包括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意识淡薄、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和网络舆论引导方法、手段落后等。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必须增强领导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网络谣言防范意识、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坚持"疏堵结合",转变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方式和坚持舆论引导主体多元化,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