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议权监督机制的构建

建立对量刑建议权的监督机制,保证量刑建议权的合法、公正和有效行使,可借鉴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构建我国的量刑建议权,应形成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诉讼主体的外部监督和公众参与的社会监督的监督机制。     

量刑建议权视角下的诉权制约问题探析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在形式上将"定罪"与"量刑"分离,同时力求在程序上以量刑建议制约法院的量刑决定。但从2010年量刑程序改革至今,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行使乏力,无法实现其根本的诉权制约功能。对于当前量刑程序及量刑建议本身暴露的问题,可以从程序性制约的角度分析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应有诉讼价值及其对于检察监督之于量刑权的程序价值,从而构建起以量刑建议权为主导的量刑程序对法官量刑过程形成程序性制约的机制。     

量刑建议的技术分析——以《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为视角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已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首次得到明确,量刑建议既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机关参与量刑规范化改革、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可以参照但不应受制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不应为追求量刑建议的高采纳率而忽视自身基于公诉和法律监督对案件事实的理解。同时,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应当加强说理。     

论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与强化刑事审判监督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公诉工作中行使公诉职能的特定方式,也是强化刑事审判监督、规范审判机关量刑活动的有力、有效途径。量刑建议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量刑建议权的正确、有效行使,不仅将促使审判机关量刑活动的规范化,一定程度上提高司法裁判的稳定性,而且也将促使检察机关自身在行使公诉职权时提高办案质量,在检、法的相互制约中实现司法公正。量刑建议制度的建立与量刑建议权的履行,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提供了一个刑事审判中针对量刑活动博弈论辩的平台。     

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量刑建议权本质上属于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诉权本质上是一种司法请求权,这种请求权不仅包括"求罪权",同时也应包括"求刑权"。由此可见,检察机关不仅有定罪建议权,同时也有量刑建议权。虽然各地检察机关进行了量刑建议制度方面的探索,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种种弊端。应基于当前量刑建议权实施的现状对量刑建议制度进行重构,以期对具体的司法操作有所裨益。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也称求刑权,是刑事公诉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存在有合理性,各国法律都不同程度地对此作了规定。我国法律没有明确授予检察机关以量刑建议权,但各地检察机关进行了大量的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法律明确授予、明确行使量刑建议权的主体和案件范围、提出量刑建议的时间、方式和内容等方面进行立法完善。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反思与建构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应有内容,随着庭审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试行量刑建议,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仍参差不齐,配套制度建立尚不完善、缺乏统一量刑标准。构建我国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应从适用范围、提出主体、提出时间、提出方式等方面着手,并建立健全相适应的配套制度。     

量刑建议权与检察机关其它相关权力比较及定性

量刑建议权在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却在实践中被广泛适用,对其准确定性是前提,而且许多学者将量刑建议权与检察机关的其它权力相混淆进行定性,笔者以为,通过与其它权力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其准确定性,量刑建议权是求刑权。     

量刑建议权的面相

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回应民众对于刑事审判的量刑标准和量刑活动的明晰要求而产生的,它具有揭开刑事审判量刑活动神秘面纱的面相,是检察权扩张的表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促使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关于量刑规范的颁布,致使量刑结果可以明确预期,量刑活动得以公开,发轫于追求量刑结果实体公正的量刑建议权却意外地回归到其追求刑事司法效率的本原。     

基于大数据的量刑建议系统研究

大数据的兴起和发展变革了人们生产、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而检察工作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组成部分和应有之义,是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的重要途径。通过构建基于大数据的量刑建议系统,使得量刑建议结果更加精准,从而促进量刑程序实质化。     

我国检察权监督制约机制的现状及问题

在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权的过程中,主要受到两种方式的监督和制约:非诉讼形式和诉讼形式.该机制存在三大问题: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所欠缺;检察机关抗诉权的监督制约有待完善;检察系统内部的监督制约还需加强.应当结合以上问题进行完善.     

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性质及其完善

现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 ,但是该制度又具有很强的外部监督的属性 ;人民监督员制度能起到明显的监督效果 ,关键在于该制度能以内部监督的形式融入检察机关的工作程序中 ;不应当将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造成为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 ,而应当通过完善相关的制度 ,来保障人民监督员的外部属性。     

提高化解社会矛盾能力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检察机关既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能力的主要措施有：一要履行检察职能;二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三要不断探索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新机制。     

涉检信访工作机制改革研究

信访是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的现实途径之一。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检察队伍建设的加强,检察机关司法权威性逐渐提高,涉检信访业务量增大、难度增加,完善涉检信访工作,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成为检察机关有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检察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

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应当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取得理想的犯罪预防效果，检察机关应根据不同的未成年人群体采取不同措施。在特殊预防中，检察机关应积极履行职责，促进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活动的合法化和合理化；在一般预防中，检察机关应从文化市场、教育工作和法制宣传三方面入手，采取合理措施，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外部成长环境。     

侦查监督的困境与重构——以捕后变更强制措施为视角

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刑事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在捕后变更强制措施方面的监督为视角,凸显了当前检察机关在开展侦查监督活动中的困境,并以此为基础对加强和改进侦查监督的路径进行了探索。     

检察机关案件线索内部移送机制研究

及时发现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是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开展侦查工作的前提。司法实践中,案件线索的管理和移送存在诸多问题,应从完善程序入手,通过制定科学的移送程序,建立有效的案件线索内部移送机制。     

对职务犯罪批捕权上提一级后的现实思考

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试行的职务犯罪批捕权上提一级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下级检察机关怠于行使侦查监督职责,侦、捕、诉衔接不畅影响案件质量,承担错案责任主体不明确,上级检察机关的不捕决定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因此,上下级检察机关要健全机制履行侦查监督职责,建立上下畅通、左右联动的侦、捕、诉衔接机制保证案件质量,要完善考核标准,厘清错案责任,要对上级检察机关的不捕决定实行备案审查制度。     

社区矫正问题探究

社区矫正作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凭借其能促进罪犯更好回归社会的矫正效果,已成为当今刑罚改革发展的趋势。其中,检察院的监督职能不可或缺。只有在检察机关更好地发挥其监督职能的前提下,才能使社区矫正整个体系得到良好地运行。     

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出庭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这一规定给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带来积极影响和巨大的挑战.检察机关应当采取加强公诉人员配备、简化庭审程序、建立“三集中”工作机制、设立简易程序量刑激励制度以及强化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等措施应对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出庭对公诉工作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