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知识谱系建构的主题词

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这一客观场景中,任何关涉中国法学知识谱系建构的努力都超越不了＂历史的镜像＂、＂身份的守望＂、＂话语的审慎＂这三个至关重要的主题词,它们簇生性地构成中国法学建构性的知识谱系。中国法学只有融入并超越这种知识权力与价值守护,才能获得自我存在的确认,完成中国法学主体性建构的时代使命。由此也自然而然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西方法学和中国近代法学这三个维度之精神空间的交融与对立在中国法学知识谱系建构中的积极价值。     

知识生产的“理想图景”能否走出“现代化范式”——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本文将从邓正来教授所提出的批判与反思的问题出发,呈现并分析邓正来教授自问自答、自问自解以及自问自闷的画面,阐述知识生产所应该具有的批判性力量以及邓正来教授所诉求的主体间性、文化间性或文明间性是否能够超越主体的建构者与被建构者的同一性的担忧,并由此质疑这一知识生产能否走出＂现代化范式＂。     

法学“科学主义”的困境——法学知识如何成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

将法学知识视为“科学知识”,存在学理上的困境。从法学知识学术运作的前提、过程、分析前见、资源支持、学术权力等角度来看,法学“科学主义”的努力是无法成功的。法律实践中,“法律”语词的争议性使用,尤其是探讨性使用,更凸显这种科学主义的困境。揭示法学“科学主义”困境的目的,不在于否定法学知识本身,而是为呈现其原有的实践品格,将法学知识视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提示法学知识生产者的重要实践责任。     

寂寞的孤独——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试图解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从整体上"批判中国法学的内在理路及其理论前设,并由此分析"理想图景"这一核心概念的承载的"批判性与建构性",最后在分析邓正来"知识论"批判进路所开启之贡献的同时指出其可能的限度与不足.     

我们研究什么样的证据法学——英美证据法学的转向与启示

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确定是证据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近来有学者提出在由＂证据学＂向＂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中应当借鉴英美证据法学的经验,将证据的可采性规则确立为证据法学的特定研究对象,由此确立了一种＂规则型＂证据法学的学科模式。这种观点忽视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证据法学的转向趋势,即其研究触角从＂证据规则＂扩展到＂证明过程＂,研究方法突破＂学科自治＂的藩篱,走向了＂学科交叉＂。这一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规则型＂证据法学存在着局限性和片面性：不能真正透析证据法的独特性;不能应对司法实务的基本需求;难以深刻明晰规则生成的机理;不能使＂自由心证＂变得＂可以言说＂。立足于我国证据法学的固有传统和英美证据法学的优秀因素,结合英美证据法学的自我反思及最新转向,我国应当建构一种＂规则＋规律＂型的证据法学。     

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旨在增强新时代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从建构方法、建构策略、建构路径的角度来说,应当着眼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表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加强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这四个方面,分别针对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关系、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关系、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关系、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外来法学知识的关系。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合力促成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夭折的本土化：晚清法学与政治学学科关系变迁中的知识竞争与权力选择

法学与政治学的学科关系，关乎知识体系、教学单位与科研体制的构建。晚清时期，中国先是引介了法学包含政治学的欧洲式学科关系、法学与政治学分离的美国式学科关系，而后又创造出政治学包含法学的本土化学科关系，形成知识上的竞争格局。甲午战争以后，主持学堂改革的晚清官僚们大多选择了最符合自身观念与利益的本土化学科关系，从而塑造了清末法学与政治学的最初发展态势。这一本土化法、政学科关系仅停留在概念层面，缺少完备性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随着日本有意的知识输出，一套具有完备性和可操作性的欧洲法、政知识体系转道日本传入中国，成为寻求深化改革的晚清官僚们的更优选择，欧洲式法、政学科关系由此占据了支配地位。历史表明，晚清法学与政治学学科关系的变迁是知识竞争与权力选择互动的产物，而学术本土化如果不能从概念创新发展到知识体系创新，纵然一时得到权力的支持也终将难以持久。     

中国法学:技术、价值与知识——中国法学的三种基本态势

中国法学目前的现状分为三种,或者说有三个知识谱系。第一个谱系把法学理解为一门技术,这可能是当下中国部门法学一个主流的架构;第二个谱系把法学理解为一套价值体系,是一套价值;第三个知识谱系是把法学作为知识体系。这三个谱系的法学各有其价值和意义,这里我以一个编辑和教书人的双重身份,对中国当下的法学知识形态进行了阅读,阅读是个性化的,包含了对与错。我认为,中国的法学应该是多元的,它是中国法学繁荣的一个标志。     

一个不可忽视的"斯芬克斯之谜"——邓正来先生前提性判准的文化缺位

时代诊断是理论建构的前提.一个时代、四重结构既是邓先生对当下中国时代病症的诊断,也是其对中国法学进行总体批判的前提性判准.但这一前提是不周延的;无论是主流法学,还是邓先生都忽视了特权文化结构的存在,该结构经由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机制而不断得到强化,使得国人欠缺规则意识和平等观念;这种文化结构与中国结构紧密勾连,对中国法学的批判和重建而言不能小视.     

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

2005年《政法论坛》基于学术立场,特辟专栏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法学术研究现状展开了讨论,其中,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篇长文所提出的“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赖以为凭的支援性理据是什么”等问题引起了一系列争论、回应、批评甚或反批评。本刊认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意义至少指向了中国法学知识生产的主体性、能力、方式、技术等问题。勿庸置疑,这些问题关系着中国政法学术的体面与尊严。为此,本刊特约请法学界不同学科的学人从自己的专业或研究领域出发,以“笔谈”的形式进一步拓展这种讨论。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登载这方面的稿件,并期待您的加入和赐稿。     

中国法学的苏联渊源——以中国法学的学科性质和知识来源为主要考察对象

苏联法学对中国法学的影响,从中国法学的学科性质和知识来源来看,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法学与社会主义法学的关系、革命时期法学与执政时期法学的关系、法学与意识形态、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学与实践、法学的知识来源、法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法学学科的独立性、法学教育的模式等九个方面。关于中国法学与苏联法学之间的渊源关系,一是要反思中国法学与苏联法学的渊源关系背后的中国法学与苏联模式的渊源关系,二是要反思关于中国法学与苏联法学渊源关系的几种主要研究视角,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路径依赖两种视角并未真正抓住问题的核心,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法的视角展开讨论将是一种更有助益的视角。     

法理学“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及其困难——从法理学教材出发

从知识生产机制的整体视角来看,中国法理学教材还没有走出苏式法理学的框架。苏式法理学教材的"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基于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这一基本原理,认为法理学是部门法学的指导性学科,并由此决定了"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的运行机制;运行机制包含正面向度和反面向度两个方面,正面向度指的是法理学针对部门法学生产"指导"型知识,反面向度指的是部门法学帮助法理学生产"指导"型知识,法律关系理论和法律行为理论分别典型地对应着这两个方面。然而,对上述理论的检讨表明,"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在运行机制层面是无效的;进一步地,该机制在基本原理层面及其理论基础层面也是错误的,因而应当被抛弃。     

中国法理学发展的理论诠释——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法理学在三十年的发展中逐步从萧条走向繁荣,从理论的单一化走向理论的多元化,并且在理论前提的变迁中日益呈现出自主性的品格,这表现为法理学的知识面貌、思维方式、论证风格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法理学在培育人们的理论思维、指导部门法学、构造法律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是衡量法理学是否有用的重要标尺。中国法理学应当发展出自主性的法律理论,这就需要法理学融合多元理论、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理念并调整自己的话语方式,创造真正具有独立性思想品格的法理学。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的哲学基础及其方法论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既指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于中国独特时空背景下的宪法学,同时也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所进行的宪法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权力来源理论和国家权力关系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围绕这一理论核心形成了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理论、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理论以及宪法运行理论等主干理论。中国宪法学知识体系展开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影响了宪法学的范畴体系、理论容量、方法论取向和学者的理论思维模式。社会科学宪法学的繁盛和宪法解释学的初步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研究的方法特色。     

“科学主义”对大陆法系影响的考察与反思

中国当下法学界对法律知识属性及法学学科定位的探讨,正推动着新时期中国法律与法学的智识转型。而在此进程中,也开放和引发出了对＂科学主义＂问题的反思。由于＂科学主义＂渊源于大陆法系的知识脉络与谱系,再加上近代中国法治建设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因而,对于＂科学主义＂在欧陆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大陆法系的影响进行考察和反思,便具有了深刻的意义。＂科学主义＂在近代欧陆国家的产生缘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兴盛和欧陆各国公共领域的缺乏,而＂科学主义＂一经形成便对近代大陆法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引发了诸多问题。实践表明,只有文化论法律观的引入和确立,才能从根本上超越和克服＂科学主义＂对法律及法学发展的不良影响。     

认知法律知识化的三个维度

一个全新的社会,需要一门新的法律科学.法律知识化巳成为知识社会背景下中国法学转型的时代要求.尽管法律知识化的主张是多元的,但从其整体看,它承袭了后现代法学的衣钵,坚持以下核心观点:即将法律知识化概括为法律哲学化、法律科学化和法律平民化三个实体逻辑贯通的维度.其中,哲学化的使命是将法学从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还原为一个价值问题;科学化增强了法学理想图景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平民化则打破了法学的神秘性,扩大了公民的法律参与.经由此三个维度,法律知识化之科学含义方能得以丰满和立体化凸现.     

法理学研究什么--从当前中国实践看法理学的使命

当前中国法理学有三种研究倾向,一种是启蒙(价值)倾向的法理学,一种是注释倾向的法理学,第三种是实证(规律)倾向的法理学.其中,第三种倾向是与法理学作为一门研究法律现实运作和演变规律的科学的性质相吻合的.否定法理学的科学性质,反而容易使它走上虚无主义的歧途.中国法理学当前要着重研究四个方面的规律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法律演进的普遍规律,研究普遍规律支配下的中国法律演进的特殊规律,研究影响和制约法律运行的现实规律,研究依然影响现实法律的历史规律.就价值问题而言,法理学对中国法律未来的关注应该从对目标的价值论证转向对目标与路径的实证研究,研究多数人的目标选择及影响目标选择的复杂因素,而不是要代替人们选择法治目标及道路.     

法理学与两本《法理学》教材

法理学之为法理学的根本在于它是一种使人过有善德的生活的知识。现代法理学逐渐向科学的靠近,逐渐模糊和开始遮蔽这种对法理学的基本认识。在我国,这种趋势集中体现在法理学教材的编纂和体现在其中的基本认识。本文通过对两本法理学教材对法律的历史、基本的法律立场和法律技艺的处理的比较,从而凸现这一现象,进而指出法理学教材编纂所应当持有的法理学的知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