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分享权力与重构秩序

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创新面临单一性与多元性冲突的困境，其所折射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基层社会管理中的权力失衡所导致的行动无序。突破困境需要地方政府创新治理思维，与社会分享权力，增强社会公众与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他们对政策议程提出、制定及其执行的能力，提升他们对城市资源控制、影响及其运用的能力，提升他们对合法权益主张、维护及其保障的能力。     

舒缓压力 服务农村——关于乡镇政权工作的思考

乡镇政权是我国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处于国家权力组织序列的最末梢,上接国家而下联农民,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它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受到国家和乡村民间社会双重力量的交互作用。在当前农村改革过程中,乡镇政权工作压力弥重:——权利弱化,功能不齐。乡镇作为一级政府本来就是先天不足,它不具有完备的政府功能,特别是由于自身的财政能力十分有限,导致缺乏相应的施政能力,乡镇政府在治理结构上突出地表现为“职权小,能力弱”。特别是近几年来,城市里各部门的政策制订者发起自上至下的收权运动,使强势的城市权力大举进入农村,致使乡镇的权力越…     

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及路径选择

正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将更多资源向基层下沉,推动社区网格化治理,成为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趋势。社区网格化治理打破传统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形成了"党委—政府—社会"三维权力架构,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基层党组织,如何应对治理主体多元、权力与资源分散、组织结构再造等各种挑战,如何发挥在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课题。     

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背后的政治因素

我国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换过程中，社会机制的相对混乱和弱化使黑社会性质犯罪有了生存的空间。黑社会是在国家权力出现空缺时产生的，其滋生和发展与国家政治生活形式息息相关。在我国不存在绝对权力空缺，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使社会出现政治弱化和社会控制乏力，为黑社会性质犯罪提供了生存空间。任何一个政府都利用法律这一专政工具对其进行打击和控制。我国打击和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对权力监督制约的法制体制亦不完善。政治腐败是黑社会性质犯罪依附的政治“毒瘤”，黑社会与腐败相结合，不仅纵容了黑社会的嚣张气焰，而且还可能造成政局不稳。后现代多元化特征的政治取向使政治体系呈现出混乱和无序，造成我们思想上的混乱。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作为一股容易被利用的潜在政治力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政治制度的斗争中，被某些反动政治势力利用必将成为我国政权的一大威胁。     

从治理到善治:基层政府治理嬗变的现实图景与国家整合

治理与善治理论,既是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基层政府权力运作内卷化突出,要将基层政府善治理论放在国家整合的视角下,动用国家可利用的资源,实现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目标。在基层政府善治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善治目标与社会结构、财政汲取与国家分配、法制建构与制度保障、民主发育与国家资源四对关系。积极探寻善治的制度平台,转换基层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有利于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     

城市社区建设的体制创新与社会工作

10年来所形成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社区管理体制,曾经为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该体制的结构性缺陷愈益凸现出来,越来越难以担当促进基层社区的社会发展、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制度角色。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离不开社区建设的体制创新。因此,要积极引入现代社会工作这一制度要件,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努力构建现代性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工合作体制。一众所周知,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通过高度集权的行政权力体系控制着全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     

延续与断裂：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制度分析

城市治理体制的变迁集中展示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发展演变的规律。通过对单位体制、街道体制和社区体制的梳理，发现影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延续要素包括政治教化的观念制度、柔性渗透的权力体系以及快速高效的动员机制，断裂要素包括单向强制的社会沟通、国家控制的资源调配以及情感纽带的空间格局。在两种要素的相互作用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呈现出“国家吸纳社会”的特征，具体包括与国家总体制度要求相适应的价值与规范，与国家总体的运行机制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国家参与下的城市基层社会民主协商，国家引导下的城市基层社会力量培育。     

政府行政机关人际关系的功能及特点

政府是国家进行阶级统治、政治调控、权力执行和社会管理的机关。这种职能使政府处于整个国家运转过程的中心位置,从而相应地决定了政府行政机关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政府行政机关是由其公务员所构成的组织,这种组织是按职能与效率原则设计的。它由一系列职位构成,人们在各?..     

论改革中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次大规模调整，是国家和社会的重新定位。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国家放权于社会，发展社区、社团、社会中介组织等社会组织建设，健全社会肌体，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国家机构，加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建设，建立高效精干的政府，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回归居委会自治属性与加强居民区党支部建设

以居民委员会为组织载体的基层民主建设，体现了城市基层政治中权力结构的调整和体制的完善。我国政权体系的基本架构影射到居民区这样一个微型社区中间，就形成一个由居民区党支部、居民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组成的三维框架。在这里，权力结构调整问题在纵向上主要表现为居民委员会与基层政权之间，在横向上则表现为三维框架的内部：而体制完善问题则表现为相关结构主体在组织和职能充分分化基础上的关系整合。 实际上，传统体制下我国的基层政治结构是高度一体化的。尽管宪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城市居民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具有基层政权性质的…     

我国城市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购买探论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我国政府行政改革中重要的制度创新,对减轻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负担、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对城市基层政府的财政支持弱化、政治压力强化以及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公共需求之间契合失衡,是我国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购买的现实动因。目前,我国城市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购买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但依然存在公共服务购买的数量有限、购买的流程欠规范、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不足、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支持和保障等问题,这是我们在进行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购买的未来策略设计时,应着重加以考虑的。     

城市基层政权建设的立足点、生长点、创新点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城市基层政治体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权力机构之间的界限趋于明朗,各项制度建设已经迈出新的步子。但是,由于体制内部的两重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制约,权力组织的生长呈现某种程度的不规则性。如何改革城市基层政权体制和政治体制,已成为地方国家机构的调整和改革如何深入进行的关键。为此,有必要对城市基层政权建设的立足点、生长点、创新点等问题进行研究。城市基层政权建设的大足点—一城区。这是因为按照宪法规定,城巾基层政权是指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以下简称为城区）。在我国,城区是…     

正确对待政府义务和政府权力

面对社会各界对政府行为的质疑声音，辨清政府的义务和权力，无疑成为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政府是社会自身演化出来的必要实体，政府义务和政府权力都是为保障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而存在的。在政府职权和行为变迁的扩张过程中，从消极政府义务到积极政府义务、从被动控制政府权力到能动控制政府权力这两个原则，应该成为正确理解政府义务和权力的基本共识，而健康的政府权力和义务观念至关重要。     

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社区建设

社区是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适应“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适应“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而逐渐走上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舞台的，其核心是把社区居委会建设成为城市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然而，在开展社区建设的实验和探索中，现行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却给了我们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随着大量的社会工作和社会事务从企业和政府机构剥离到社会，社区越来越需要政府给予其更大的自治权利和自主空间，从根本上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准行政组织的“异化”现…     

党代表嵌入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以安徽省芜湖市为例

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既具备理论上的自洽性,也源自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这种理论自洽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改造与治理的领导力量。现实需要体现在当前其他城市基层治理主体不能有效应对基层问题与矛盾,具体表现为单位的退场、城市基层政府的"悬浮"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的缺位。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以及城市基层党政组织三个维度科学定位党代表的角色,通过间接与直接方式嵌入;加强制度设计,强化嵌入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进行探索。通过分析芜湖市的实践探索可以发现,党代表嵌入对于优化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之主要价值在于扩大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体、完善了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创新了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党代表嵌入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以安徽省芜湖市为例北大核心SSCI

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既具备理论上的自洽性,也源自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这种理论自洽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改造与治理的领导力量。现实需要体现在当前其他城市基层治理主体不能有效应对基层问题与矛盾,具体表现为单位的退场、城市基层政府的"悬浮"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的缺位。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以及城市基层党政组织三个维度科学定位党代表的角色,通过间接与直接方式嵌入;加强制度设计,强化嵌入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进行探索。通过分析芜湖市的实践探索可以发现,党代表嵌入对于优化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之主要价值在于扩大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体、完善了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创新了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现代化的维度分析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的现代化是由政府权力的理性化、制度化和民主化所构成的复杂结构与过程,是由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浓厚的人治向建设法治国家转变以及政治参与程度低向发展有序政治参与转变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     

市民社会与国家、政府职能、政治民主化

从市民社会的视角来看,政治民主的实质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及其良性互动。在当代,作为"物质的交往关系"的市民社会,既涉及私人领域,也涉及公共性的政治领域。伴随交往关系的发展变化,上层建筑的内在结构、性质和功能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国家的发展体现出不断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政府不再是惟一的权力中心,自主性机构是市民社会的物质形态,非政府组织可以成为不同层次的权力中心,在不同程度上分担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市民社会的出现将使原来的国家统治向社会治理转变,市民社会为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是推进政治民主的积极力量。     

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

传统中国社会的县以下基层权力结构属于中央集权下的“行政真空” ,地方社会的操纵权主要被士绅等精英阶层所把持。这一结构在晚清至民国时期已有变革趋势并逐步呈现一些现代化特征 ,特别是 2 0世纪 30— 40年代 ,国民政府推行以县域为核心的地方行政改制并仍然断断续续地实行保甲制 ,使国家权力向广大农村社区渗透并有所扩张。因此 ,民国时期县以下基层权力结构变迁与地方社会控制问题 ,日益受到国内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与重视。     

代理人再生产: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实践及其逻辑

在社会治理转型期,国家力量的向下渗透与社会力量的向上生长,会带来哪些新的治理经验?这些新实践是如何发生的?通过对典型个案的研究,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在制度创新的压力与惯习之下,为加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缓解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代理人再生产的行动策略。这样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产生,是国家在追求发展与威权体制约束下,在协调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间关系时进行的一种折衷选择,通过创新性地构建第三方合作平台,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得以有效聚集,基层民众对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认同也得以加强。它既展现了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威意志及导向性功能,也呈现出社会力量在向上生长的过程中是如何被吸纳整合,成为政府渗透基层的重要抓手。而要在"强政府"的基本场域下构建形成"强社会"的发展态势,则需要进一步调试各级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扩大资源配给方式的改革面向,回归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