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据开放隐私保护的多元主体共生模式与实现路径

推动政府数据开放隐私保护各要素共生是解决当前政府数据开放隐私保护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也是数字经济建设和数字红利释放的重要保障。目前,政府数据开放隐私保护已得到学界热议,但鲜有研究关注隐私保护多元主体之间的互赖关系与活动系统。基于共生理论,由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关系以及共生环境四种要素组成的政府数据开放隐私保护的多元主体共生模式,可以为各地方政府解决数据开放隐私保护难题提供一套新的解决方案。     

政府应急管理中开放数据的价值生成模型研究——基于31个省级卫生健康部门网站的定性比较分析

为实现政府开放数据在应急管理领域中的公共价值,应积极探索开放数据与应急管理的融合应用.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级卫生健康部门网站的新冠肺炎疫情开放数据及其衍生产品服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应急管理中开放数据的价值生成主要受到数据可读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能力等多个因素的组合影响;其具体路径可归纳为4种模型,即政府主导、企业驱动、公众参与以及多主体共创模型;而数据可读性、反馈渠道、地方政府数据开放能力与地方财政能力的组合是贯穿所有模型的核心路径.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各种模型进行案例追踪,识别现存不足,有助于为应急管理中开放数据的价值实现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管理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数据开放已经成为政务公开的一项制度安排内容。根据相关要求,我国将构建统一高效、互联互通、安全可靠的国家数据资源体系,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数据融合;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正在积极探索如何整合建设和开放利用政府数据资源,这些都给政府数据开放管理提出新的挑战。本研究探讨加强政府数据开放管理的必然性和可行性,根据国内外实践提出并分析了有待研究解决的数据分类、数据权属、数据生命周期、数据规范、数据质量、数据利用和数据收费等七个基本问题,为政府数据开放管理后续研究和工作推进给出一些建议。     

政府数据开放与应急管理研究

大数据的运用给我国应急管理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如何有效利用政府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实现应急管理方式的变革,是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和应急管理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对政府数据开放运用于应急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加强政府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运用的措施是:完善政府数据开放顶层设计,建立政府统一数据开放平台,构建数据开放保障体系,加强应急管理宣传教育和创新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形式等。     

论政府数据开放的理论基础

随着信息技术的跨越发展,政府数据开放运动在全世界范围方兴未艾,我国也正在积极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规范和实践探索。为促进政府数据开放进程以及立法建构,首当其冲是要在理论上厘清政府数据开放的原因。可以从行政权力主体的义务证成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基础两个维度认识政府数据开放的理论基础:从行政权主体维度看,政府数据开放属于政府的职能范畴,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从行政相对人维度看,政府数据开放是公民知情权在大数据时代的扩展和延伸,监督权和行政参与权的充分行使客观上也对政府数据开放提出了时代要求。     

政府数据开放的法治思维

政府数据开放是指政府不设定任何限制地对自己采集、整理和存储的数据向社会免费公开,以供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查询、复制和使用。政府开放的数据是一种公共资源,须是政府掌控的、非经加工处理的所有原始数据。政府数据开放具有解除封锁、禁令和限制的公开属性;具有实现民主监督权、知情权和数据财产权的权利属性;政府对数据开放拥有管理、控制和服务的公权力属性;具有对政府行为的监督约束、数据标准格式统一、数据开放依照法律政策等的规范性。政府数据开放必须依法而治,从契约思维和诚信思维出发循法而为。     

地方政府医药价格改革的时空演进机理——以政策创新扩散为视角

在我国单一制政体和复杂的府际关系下,社会政策的创新与扩散是一个涉面广泛、多元博弈的复杂政治过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对中央、23个省级政府和4个直辖市的医药价格改革制度进行了案例追踪和文本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医药价格改革政策扩散效应显著,随时间进程扩散呈现全国互动模型下的"S"型曲线;空间维度上,整体表现为由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先行,逐步向中部、西部等其他地区推进;区域扩散和邻近效应显著,扩散存在势能差且具有一定的梯度性,沿动力源向周围政策势能低的省份扩散,呈现等级制模型;垂直影响和层级效应明显,体现政策变迁的互动性、动态性与复杂性;扩散内容以跟风模仿为主,学习性与创新能力不足。为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持续创新力,中央政府应完善顶层设计并适当放权,拓展地方政府创新空间;地方政府应审时度势,积极提升再创新能力,发挥垂直影响的积极作用,加快政策扩散进程。     

数据开放、公众参与和环境治理创新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大数据的产生,公众对于政府各类数据开放共享的要求日趋强烈,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数据开放共享推动公共治理创新。研究表明,政府通过环境数据开放可以让公众更好地参与环境治理,从而推动环境治理创新;环境数据开放使公众能够获得更多的环境信息,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并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提升环境治理效果。针对数据开放与环境治理创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改革政府环境数据管理体制,加强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加强环境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打造"一站式"环境数据服务;加大宣传力度,调动公众利用开放环境数据的积极性。     

基于数据开放的透明政府建设创新路径探析

我国透明政府建设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也面临着行政透明理念不深入,政府数据资源利用率低,各部门权责不清、政府与公众之间互动不积极等问题。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出现新的形式,构建更为高效、便于政民交流的数据开放体系已成为时代需要。需通过完善相关立法,提升透明政府行政水平,规范开放标准,保障数据安全,建立数据开放架构,充实政府技术人才,鼓励社会参与,吸引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等方式来改善政府与公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为数据时代下公众的知情权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和物质保障。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扩散的逻辑分析——基于中国18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作为新时期优化土地资源要素配置、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抓手和工具,有助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剖析入市政策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政策扩散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采取事件史分析法对2005-2019年我国1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内部需求、外部压力和个体动机三个维度剖析入市政策扩散的背后逻辑。研究发现:(1)入市政策扩散在时间特征上符合S形曲线规律,在空间维度上呈现显著的区域与邻近效应;(2)在入市政策扩散过程中影响城市间采纳的因素差异表现为重外部压力、轻内部诉求与个体动机。对此,需要建立健全地方政策创新扩散信息交流平台,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交流;需要上级政府发挥好引导作用,积极鼓励地方创新改革;需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政策扩散过程中的积极宣传作用。     

政府数据开放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结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谈起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支撑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重要立法,虽然在出台初始十分强调其有助于政府数据开放后的再利用,但是在条例实施过程中,这种原初认识却未能得以实现。这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未来有必要通过修改政府信息定义、主动公开标准和政府信息公开例外等规定,助力政府数据开放,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数据开放机制。     

政策扩散视角下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基于20个省份数据的探索性分析

省直管县改革是优化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改革举措.以公共政策创新扩散为视角,建立理论框架实证分析省直管县财政改革2003年至2012年间从政策试点到全面推广的改革进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个省份的数据,研究发现省域资源禀赋、管理幅度、邻居效应和省长的县级主官经历等因素在不同程度和方向上影响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采纳概率和扩散程度.     

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TAM和TPB整合模型的经验研究

公务员是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实施主体,如何激发公务员的推动意愿是实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关键环节。本研究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基于305名上海市公务员的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对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主要受感知有用性、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等因素的影响,感知有用性对推动意愿的影响效应最强,感知易用性负向显著影响推动意愿;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均以行为态度为中介的间接作用对推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分别以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为中介的间接作用对推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未来,激励公务员积极从事政府数据开放工作,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通过强制性压力和规范性压力来强化公务员的主观规范认知,进而提高其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自发性意愿;通过风险防范机制和激励机制等制度设计,提高公务员参与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积极意愿;通过宣传和培训,提升公务员的主观认同感和知识技能,进而提高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主动性意愿和能力。     

趋同性与多样性：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一个事件史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运用事件史方法分析了数字政府政策在全国地级市的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根据政策影响范围和作用性质,数字政府政策可分为战略管理、数据治理、政务场景和生态场景四大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数字政府政策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了场景驱动型政策先行、工具-客体型政策转化和局部-全局型政策扩散阶段;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区域差序型和行政阶梯型扩散模式。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既具有趋同性又存在多样性。在地级市范围内,数字政府整体政策扩散受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共同影响;然而,就具体政策类型而言,四类数字政府政策的扩散机制呈现出不同组合模式。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扩散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不仅加深了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发展规律的认知,还将异质性纳入制度趋同,拓展了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意涵。     

大数据时代的地方政府数据应用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和传感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逐渐步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为我国实现政府治理的战略性、科学化和个性化带来无限机遇。由于数据观念与意识不足、制度规范缺失和专业人才匮乏等原因,我国地方政府的大数据应用存在速度缓慢、地域不均衡和不够深入的问题。对此,政府应强化大数据意识,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部署,通过数据开放、技术运用、制度完善和人才培养等方式提升大数据应用的效果和效率。     

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构建

在开放数据中请求删除涉及本人的信息，是一项重要的个人权益保护机制。通过对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多元价值、风险及现存法律规定局限性的分析，提出在当下我国公共服务水平及大数据技术持续发展大背景下构建个人信息删除权之正当性与现实必要性。对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进行的内容设计主要包括权利与义务主体、权利行使与限制及侵权损害。在权利主体为自然人的基础上应进行适度扩张及构建政府部门与第三方处理机构的双义务主体模式，构建专门数据审查机关及审查标准，以传统经济财产损害及赔偿为基础、以放宽精神损害认定标准为突破，将“风险性损害”纳入现有侵权损害应对体系，实现对删除权的有效救济。     

5G时代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安全风险及防范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最具代表性的技术之一,5G即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将推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融合发展。5G技术的广泛应用,给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供新的发展契机:能使物联网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资源,能让人工智能为人们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信息和个性化服务等。与此同时,也使政府数据开放共享面临诸多风险,如个人隐私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险、经济安全风险、政府管理风险等。为应对这些风险,要构筑数据安全技术防护体系,建设共享数据安全防范数据库;建立政府数据动态治理模式,对政府数据实现分级分类管理;提升利益相关方数据安全素养,加快数据安全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全体公民的数据权利意识;重构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科学评估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中的安全风险。     

大数据时代下政府数据开放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政府将拥有的数据向社会开放,不仅是建设透明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更关键的是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和社会创新力量将政府数据的潜在经济价值最大限度地挖掘开发。我国目前在政府数据开放中面临来自数据质量、隐私安全风险、网络舆情危机以及政府协作能力等方面的挑战,需采取提高数据质量、加强隐私安全保护、主动回应民意诉求以及与市场共同营造数据开放生态圈等应对措施。     

政府数据授权运营法律问题探析

政府数据授权运营的一种定义是指为提高政府数据社会化开发利用水平，基于安全可控原则，允许政府授权可信市场主体主要将有条件开放类的政府数据挖掘开发成为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后有偿提供给社会使用的市场化行为。它是继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数据开放后，持续推进政府数据开发利用的一种新的政府数据对外流通方式。政府数据授权运营是政府数据开放的一种有益补充，属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之一。从制度内容看，需要基于安全可控原则，不仅应强调运营方选择的市场竞争性和获取合理收益的正当性，而且应强调政府方的全过程监管、授权运营范围限定和流程规范等。从制度体系来看，需要将之融入政府数据治理整体制度建构中，并作为一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原则性规定，辅之以专门制度，聚焦授权运营和数据产品及服务市场化两个关键环节提供具体规范。     

也谈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

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有许多不同:一是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的信息不同;二是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的服务对象不同;三是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有不同的执行主体。档案开放制度并没有问题。当然,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也存在着衔接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