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中日关系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三种状态:对抗关系、竞争关系与合作关系.东亚也会相应建构为三种不同的状态:互为敌人的对抗状态、互为对手的竞争状态和互为伙伴的合作状态.由于未来中日之间占主导地位的是竞争关系,东亚安全的主流是竞争结构,只有在竞争中加强中日合作,减少对抗,东亚才有可能摆脱安全困境.     

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实施困境分析

鉴于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因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而逐步凸显出相应的实施困境,长期以来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实施困境表现为内外制约性、迟滞性、顽固性与整体失调性。随着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实施困境的长期延续,其在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方面的作用随之显现,并伴有扩散效应。对于实现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破解,日本需要积极改善对华政策中的相关节点,为中日关系真正的发展做出必要的准备与贡献。     

日本社会对华心态析论

中日关系被认为是中国与20多个邻国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尽管中日关系大体上是好的,但是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矛盾.为此,本文从中日双方角度对两者之间矛盾的表现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进而分析日本失衡的民族心态与当前日本消极民族主义的郁结.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在如何处理中日矛盾问题上,除了事关两国政治基础的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之外,对于双方之间不断涌现的具体摩擦,我们应该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原则,一切服从于国家"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的大局.     

中日关系与韩国的外交政策(下)

自古以来中日关系的好坏在时空上都与韩半岛的安全、生存以及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冷战结束以来,在东北亚地区多强并立的国际局势中,中日两国同时加大了迈向世界大国的步伐,使得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调整不断加快(日美同盟对中俄接近)。中日"大国意识"碰撞以及日本围绕"周边事态"问题推动普通国家化的对外战略,引起了中日关系的日益紧张。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日实力关系面临的结构性转折,就是两国实力关系趋于对等化,这是近年来中日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或者说"政冷"关系的主要根源。中日之间这种大国意识的碰撞对东北亚地区新国际秩序的形成,有着日益突出的影响。对此,韩国外交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韩国要成为"东北亚中心国家"以及"中日之间的均衡者"。这一看法说明韩国的安全、生存以及国家利益离不开中日两国关系走向这一维度。那么,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对分析东北亚局势及韩国外交意义重大。     

中美在亚太的地缘安全“合作困境”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矛盾和较量日益尖锐，两国在亚太地缘安全上似乎正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合作困境”。然而必须看到，这一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既非“大国必因争霸而走向对抗”的历史宿命，也不是中美政治制度差异所导致的对彼此的永恒猜忌，而是中美在对彼此的战略试探和相互适应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战略互疑。令人欣慰的是，两国高层正在...     

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的解析

新现实主义认为 ,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 ,作为个体的国家在结构或整体的层次上无法实现真正的安全 ,国家处在安全困境之中。对现实主义所描述的这一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 ,建构主义做了新的解析。它认为安全困境并非国际政治的固有特征 ,而是由行动者建构的。行动者的实践互动造就了不同的规则和无政府状态文化 ,因而行动者之间可能出现安全困境 ,也可以构成安全共同体。     

"安全困境"析论--兼谈"先发制人战略"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关系

"安全困境"概念源自于霍布斯悲观的"自然状态"理念,自其运用于国际政治研究以来,不论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是新制度自由主义,乃至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都承认它的真实性.但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囚徒困境"博弈来解决"安全困境",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能部分地运用"囚徒困境"博弈来解决"安全困境",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不能用"囚徒困境"博弈来解决"安全困境".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在安全困境中国家不可能通过制度和合作,而只能通过主动进攻和扩张权力,乃至通过建立区域霸权来争取本国的安全.但进攻性现实主义却反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因为该战略以建立世界帝国为目的,从而模糊了国家的安全目标,以致不利于美国在安全困境中谋求真正的安全.     

中日关系范式的建构主义分析——项关于日本身份政治的议程研究

中日两国关系目前处于较为密切的合作与紧张的摩擦之间动荡摇摆的态势。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支柱,和平友好关系也是两国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晶。从目前的态势分析,两国间可以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和平,但友好合作的关系却日益受到挑战。本文拟结合中日关系沿革的历史轨迹及当今时代的困惑,以建构主义的观念化结构视角,通过分析二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日本国家身份的变化,来探索中日关系走出误区与困境的新范式,旨在帮助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去把握未来两国关系的走向。     

俄罗斯军事安全战略与军队建设

俄罗斯军事发展历史上充满悲壮色彩的制度改革给国家的安全和未来前途带来了许多问题和争议。今天的俄罗斯军事安全思想已经彻底摆脱了军事帝国的发展模式,在新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了重构。在现实主义的国际环境中,俄罗斯军事安全战略经历了现实锤炼,经过普京总统的努力推进,逐步走向成熟。但悖论和困境依然掣肘着俄军未来的发展。     

钓鱼岛争端初起时的台美交涉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欲将钓鱼岛群岛的"施政权"随同琉球群岛"归还"日本。台湾当局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交涉,否认琉球主权属日,强调钓鱼岛不属于琉球,应分案处理,然自身所处困境使其在对美交涉中进退两难。美国从自身利益及亚太战略考虑,在此案的处理上偏袒日本,表面采取"中立"立场,实则将钓鱼岛的"行政权"交予日本,为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提供了便利,造成之后中日之间的钓鱼岛纷争,为中日关系埋下隐患。     

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检验

在影响中日关系的众多因素中，结构性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文章在梳理了之前学者对中日关系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几项论及比较集中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并对其进行了概念操作化，将其定量为可以分析的具体指标。在数据的选用上，文章选择了1991年-2011年中日关系及各项影响指标的相关数据，并分别对每项指标进行二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是现实存在的，东亚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都会使中日关系下降，而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不能使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反而会加剧中日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这一点与许多学者提出的“日本在对华战略上跟随美国脚步”的观点相反。     

日台关系的新发展

全面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是日本既定的外交方针,也是21世纪日台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深厚的"殖民情结"和现实的对华战略是日本染指台湾的根本原因.日台实质性关系的加强将使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因素日益凸显和复杂,台湾问题将成为今后中日关系中最具爆炸性和破坏力的敏感问题.因此,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编者的话

正本期有两篇文章重点讨论了中美二元格局下的亚洲地区秩序和构架建设。徐进认为,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崛起困境难以依靠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缓解。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兼容中美大国战略及其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兼顾制度约束力和灵活性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该文构想了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东亚安全合作"四轮"架构,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研究具有一定启发。马荣久主要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两条线索研究亚洲地区体系,揭示了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认同和政策选择的塑造。这一研究有助于思考如何缓解中美权     

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东北亚国际关系

从2007年起,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美日三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这三国的综合国力均在世界前列,在东北亚更具显著优势。全球化时代,中美日三国在本地区凝聚着更多利益交汇,同时,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文研究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核心是抓住中美日三个主要行为体,并以东北亚存在的两大冷战遗迹为线索,通过分析朝鲜半岛与中国台湾两对分裂与统一的矛盾,构建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在矛盾形成和演化中的作用,从而增进三国间战略互信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共荣。     

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安全困境"与印度对华战略逻辑

虽然客观的物质要素是造成安全困境的根源,但主观的心理要素对安全困境具有弱化与强化的双重功能,是导致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能否超越"自然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物质性要素,特别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所构成的威胁,与非物质要素,特别是意图不确定和认知不对等所塑造的观念共同作用,导致了安全困境的产生,进而影响了不确定性下行为体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与追求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选择。当前,中印共同崛起带来的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认知不对等以及印度单方面敌意身份的建构所形成的安全困境,塑造着印度对华战略逻辑以及对华政策中的"有限合作"与"摇摆"特征。为此,中印关系包括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应适度考虑印度的安全诉求,努力推进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主体的双边与区域合作。当区域经济合作的需求达到一定程度,陆地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从而使次区域合作中的安全困境得以弱化。     

离岸平衡理论视角下的日本对华制衡战略及其困境

离岸平衡手通常凭借其特殊的地缘位置,通过推卸责任、构筑均势等策略对大陆的潜在霸权进行制衡,维持大陆均势,保证和扩大自身的权力。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在安全上对中国遏制意识空前增强,并积极采取行动,形成对华制衡战略。在目前的亚太格局中,日本对华制衡所采取的行动符合离岸平衡手的一般模式,即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之下寻求推卸责任;借印度、东盟国家等在地缘上制衡中国,以从中寻求自身安全和权力增长;联合亚太众多国家和地区构筑包围中国的均势同盟。但日本的制衡战略也面临诸多困境,其制衡中国的目标并不能实现。中国应在准确把握其战略本质、充分认识其战略困境的基础上积极应对。     

大国竞争时代供应链调整的行为逻辑：安全外部性与战略认知的解释

供应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战略竞争的主战场,大国纷纷调整既定的供应链策略,发展逻辑从效率驱动转向重视安全。对于中美欧供应链策略呈现较大差异的问题,文章尝试提出安全外部性和战略认知两个关键变量予以解析。安全外部性是供应链调整的起始因素,决定了安全化水平的初始程度。战略认知属于控制变量,对安全化水平起到平抑或激化的作用。通过对中美欧制造业细分行业产业贡献度和GVC地位指数的测算,研究发现,不对称相互依存劣势和全球供应链地位受到挑战的安全负外部性,以及对竞争对手的身份判定,促使美欧对华供应链策略由市场逻辑转变为安全逻辑。欧盟对华战略认知的对抗性低于美国,决定了欧盟的对华供应链策略较美国温和。美欧之间尽管存在较大的安全负外部性,但战略认知的盟友属性使美国对欧盟选择了低安全化水平的供应链策略。中国对美国供应链合作的安全负外部性较低,主要表现为供应链脆弱性问题,加之双方战略认知敌对性的增强,防御型供应链策略成为适合当前中国的最优解。     

朝鲜半岛的战略困局

朝鲜半岛长期以来一直面临诸多战略困局。作为矛盾一方面的朝鲜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自身的国家安全问题上面临困境，因此，“先军政治”路线短期内难以调整。矛盾另一方面的韩美两国也在对朝政策方面面临困局，美国自身的政策往往成为半岛困局的一部分。未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僵局的核心还在于朝韩关系的改善，这是所有矛盾中的核心矛盾。     

中日“钓鱼岛问题”：争议常态化与美国因素

纽约大学政治系的熊玢教授在中日关系研究和国际法研究领域均享有国际学术声誉。他的新作《中日争议及美国的介入：历史和国际法分析》不仅是一部详细介绍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历史渊源、国际法理辨析的力作，而且从中国崛起引发的国际秩序变化的角度，阐述了美国介入中日钓鱼岛争议对未来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详细探究中日钓鱼岛争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