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性统一法律空间的建构——普京时期(2000-2016)俄罗斯联邦央地宪法和法律关系的治理矢量及其主要特征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俄罗斯的央地关系指的是俄罗斯联邦和联邦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改革转型的进程困难重重。苏联解体之后,联邦的基本宪政制度和联邦制度经受巨大挑战并几经波折。在叶利钦时期,形成了“宪法-条约”式的联邦主义,央地关系严重失序。在“宪法-条约”式联邦制下,用协议换取联邦主体的忠诚度和合谋,这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区别性和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严重损害了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和法律的整体性,统一的法律空间遭到破坏。其制度设计的本意——保障联邦的统一、国家领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稳定反而成为制度本身逻辑下的受损方。普京执政之后开始建设“真正的联邦制”,为了治理俄罗斯的央地关系,俄罗斯构建了统一法律空间的治理矢量:在宪法和法律层面承认地方自治分权,但施行统一维度的规制;限定各类主体的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地位,在实际操作过程和联邦主体各自的法律层面则略有不同,体现出各自法律关系实质上的非均等性,以制度性地支撑不同联邦主体的实际差异。本文廓清了非均衡性联邦主义客观存在的法律关系中的权能方面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并对此进行分析,认为俄罗斯央地法律关系治理采取了建构统一法律空间框架下的非均衡性联邦主义的制度安排。该治理路径虽然有诸多治理困境,但不可否认其对于央地法律关系重塑和俄罗斯完成现代国家重构的重大作用,有效促进了俄罗斯联邦的统一与完整,提高了俄罗斯联邦国家治理能力。俄罗斯央地法律关系的治理,为我们提供了国家央地结构变迁的叙事样本以及关于大国央地法律关系的调整与发展路径的国别经验。     

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博弈分析

国内外关于界定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有特别权利关系理论、公法契约理论、私法契约理论、代替父母理论、特权理论、宪法理论、信托理论等等.我国学术界关于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观点包括特别权力关系、教育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以及民事法律关系.从博弈分析的角度分析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该采用综合说.     

宪法约制刑法的中国解释

宪法与刑法同属公法范畴,无一例外地受到公权力的礼遇,在它们之间也因此形成特殊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宪法约制刑法”注定成为了民主政治所无法回避的世界性命题。事实证明,与其由国家直接控制刑法,远不如交由完法约制更为妥适;宪法可以对刑法施加政治影响,但其广度和深度也需要有所约束;刑法固有的价值取向如与宪法发生冲突,宪法原则何以成为解围的准则;当主权被置换为管理权、且以此名义制定了刑法并用以控制作为个体概念的公民时,宪法与刑法之间趋于表面化的互动关系何以成为隐藏权利与权力博弈的庇护所,等等,所有这些内容无一不是法学理论的重要课题。如果从中国现实——包括现行的法律理念、法律框架、法律生活及法学成果等——出发进行相关的命题整合和理论推导,对提升这一边缘理论的附加值将有所助益。     

《环保法》修改应为环保主体良性有效互动提供法制保障

大量环境群体性事件显示环保事业中多方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环保主体能否在法律保障下形成良性有效互动,事关环保事业的成败。《环保法》修改为建立环保主体良性有效互动的法制保障提供了难得机会,应通过具体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加强。     

基于地方自治的韩国央地分权研究

韩国的央地事权划分以地方自治为载体。从历史来看,地方自治与央地分权经过了初试、转型、复苏和深化等不同阶段,不过,在各阶段具有不同的动力来源。从法律角度来看,《大韩民国宪法》和《地方自治法》是央地事权划分主要的法律依据;从基本特征而言,韩国的地方自治与央地分权属于国家权力体系内的分权,并以大陆法系为底色,其主导者仍然为中央政府,并具有多重二元结构。韩国地方自治与央地分权的实践在思想认识基础、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借鉴外来制度、央地沟通协调机制和公民参与等方面,对于我国的央地事权划分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宪法修改略论

宪法修改是国家回应社会情势变迁需要,解决宪法与社会生活之间冲突而由有权机关或其他特定主体依据特定程序对宪法加以变更的活动,是宪法稳定性的表现形式和基本要求,也是协调、解决宪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冲突的一种基本形式和手段。修宪权是制宪权在法律上的延伸,具有国家职权的意义;修宪权界限的存在,避免了修宪权的运用走向任意化与工具化,保证了宪法的权威与稳定。     

央地关系视角下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实践及其功能定位——兼论新时代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

长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实效性饱受学界诟病,论者或从备案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审查模式等视角提出解释.然而上述制度主义的解释视角,忽视了制度所处的动态变迁的央地关系影响和塑造了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有效实施这一事实.实际上,从央地关系这一语境化的视角出发,基于集权-放权模式考察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生成史与演进史,并结合1982年《宪法》自身“改革宪法”的理论逻辑,可以更有力地解释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实效性困境,进而对改革开放以来法规备案审查的功能实践重新进行定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集权举措频繁,改革开放以来的央地关系正在进行制度化、法治化的重塑.在此改革背景下,需要对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现状与未来进行反思与展望,并在对这一历史经验反思的基础之上,为新时代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提供些许镜鉴.     

＂城中村＂改造的博弈模型分析

"城中村"作为与城市发展不和谐现象的缩影,已成为我国城市健康和谐发展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城中村"改造涉及政府、村民和开发商三者的利益冲突与协调,文章运用博弈理论模型分析这三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求得的均衡结果表明,"城中村"改造应多方协作,从合理定位各方利益及构建其和谐关系的角度出发,力求多方和谐共赢的"城中村"改造策略。     

论八二宪法中的央地关系

八二宪法第3条第4款实际上并未规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规范模式,而更多体现为一种探索性的政治理念。中国独特的人民主权运作结构使得宪制意义上的央地关系与经典的＂命令—服从＂式单一制特征相区别。在具体制度框架中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张力,其着眼点在于如何更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一国家理性。制度设计者对央地关系思考并不成熟,国家结构形式有待实践探索。     

论人权与税权——基于法经济学的考察

人权与税权的关系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关系系统。人权与税权的经济关系是人权与税权的基础关系,反映了人权与税权关系中所蕴涵的经济逻辑,决定了人权与税权之间的政治关系、一般法律关系和宪法关系的基本方向。可以从多个层次解释人权与税权的关系,但无论如何,人权与税权的关系都是一种制度博弈关系。人权和税权的冲突与合作是内生的,人权和税权存在天然冲突的同时,也蕴涵着合作的契机。如何处理好人权和税权之间的矛盾,是和谐社会背景下财税法律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命题。     

论刑法作为宪法的罚则及二者的关系模式

目前关于宪法和刑法关系的表述,是一种基于宪法文本的解读,没有论及当前的法律设计是否合理。宪法是法律世界的统领,为个人权利对抗刑罚权力提供平台,形成对刑法审视,并且贯穿定罪和量刑两大根本领域。具体而言,对宪法秩序的破坏是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指针和标准;只有宪法才能说明刑罚的正当性来源于人民。因此,刑法是宪法的一种罚则,宪法在由精神、原则和规范所组成的框架内指引着刑法的创设和发展。     

宪法·宪政·法治·宪法关系——兼与杨海坤、朱进先生商榷

宪法之于宪政以及宪法、宪政、宪法关系间之交互关系,是近年来中国宪法学界广为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宪法为何物,宪政系何义?宪法学界的探讨和认识在不断深化。宪法是民主国家之政治根本组织大法,是法制体系中的最高法与“先行之法”;宪政是民主政治的宪法范式化、是宪法规范下实践中的民主政治运作模式;宪法关系是宪政主体之间依一定的宪法事实,依宪法规定而发生的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亦即宪政权利(含“权力”)与宪政义务关系:“法治”系由宪法、宪政派生而来,其基本价值与实证精神系由“宪法关系”实践之所彰显和承载。     

再论宪法概念

宪法概念是法律事实而非社会事实,是制度事实而非自然事实,是规范事实而非生活事实,具体表现为宪法所规范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既可存在于形式宪法中,也可存在于实质宪法中,其中宪法文本是宪法概念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如果以社会学或者哲学方法进行研究,宪法文本并非不可以批判,但法学方法的宪法学是对宪法概念进行描述基础上的逻辑分析,并体系化。欲证立中国宪法概念,须以普遍性宪法价值为前提,以中国宪法文本为基础,厘定其法律含义,梳理其传承和变化过程,确立这些宪法概念的当代含义,按照我国宪法理论和法律逻辑使之体系化。这意味着对宪法概念的研究必须回到宪法文本,体系化的宪法学可称为宪法释义学。     

我国宪法中刑事诉讼制度的规范分析

宪法与刑事诉讼法都涉及国家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关系问题,因而刑事诉讼与宪法的关系相当紧密。其中基于宪法国家根本法的地位,刑事诉讼基本制度和原则都可以在宪法规范中找到根据。我国现行宪法为刑事诉讼制度提供了最高效力的法律支撑,宪法是刑事诉讼制度运行的基础。同时也应当看到宪法所提供的支撑还不充足,有继续加以完善的必要。     

浅论民主、法治与宪政的关系——从“洛阳玉米种子案”引发的思考

在河南洛阳玉米种子案中,中国现阶段的民主、法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暴露无疑,其实三者之间关系并非只有冲突与抵牾。首先,民主与法治是互为内容与形式的,两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其次,法治与宪政之间属于上下位的关系,宪政是对法治缺陷的修正,最后,民主与宪政关系表现在:宪政不仅是对法治的制约,而且也是对民主缺陷的修正,二者是形式上(主观上)的冲突、而实质上(客观上)的相互制约但同时具有彼此促进的关系。     

欧洲法院与欧共体司法制度建设

欧洲法院作为欧共体的最高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大胆突破传统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为欧共体司法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欧洲法院通过其扩张性的司法解释,在确立了自身"宪法法院"地位的同时,解决了欧洲法院与成员国司法机关之间和欧共体法与成员国国内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欧共体法能够在所有成员国得到统一和同一的解释与适用具有重大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宪法学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法研究的对象，也是宪法学研究的对象。从宪法学角度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目的就是运用宪法思维、利用宪法资源，达到既防范化解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风险，又切实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的充实，使《宪法》成为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法依据。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深入阐释我国宪法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且要以宪法共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化，并通过阐释中国主张的“两制关系”，正确处理“人类-民族”两个命运共同体在宪法中的关系，以宪法为根据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体系。     

关于警察院校开设宪法判例与事例课程的思考

在人民警察的培养过程和人民警察活动准则的确立中,宪法学科知识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宪法判例与事例课程的开设,对推动警察院校学生树立宪法价值理念,形成宪法思维,并学会在未来的执法实践中寻找宪法问题的焦点,运用宪法思维解释和解决各种法律问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中西混同”到“中西分立”对中国宪法学教材的反思与展望

宪法学在法学领域无疑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宪法学教材毫无疑问地承栽着艰巨的任务，即向法科学生传递宪法学的通识，引发其对宪法学研究的兴趣，但中国宪法学教材却因存在“中西混同”之缺陷，难以完成其应有的任务。基于此，对中国宪法学教材进行反思，探寻问题存在之症结，寻求问题解决之途径，譬如“中西分立”和“教材分著”，将更具现实性与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