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治理框架内,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国际体系行为体结构的转型方面,国家面临着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依然是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建设性、破坏性以及积极与消极作用兼具的非国家行为体,其作用十分复杂。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问题是,一方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霸权的权力与权威,促进了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排他性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霸权国家防范和阻止新兴国家进入全球治理核心领导层,都使全球治理的霸权特征得到凸显,并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传染病全球化与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化加剧了传染病的全球传播,构成人类安全的新危机.同时,传染病全球化也加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共同意识,迫使各国开展国际卫生合作,发挥国际法的作用;前国际卫生合作机制存在诸多缺陷,无法有效应对传染病全球化这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因此,应该确立更好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包括发展问题的解决,治理结构的多维化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导.     

中美对非医疗援助比较分析

卫生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人的安全、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都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挑战。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基于功能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一种基于全球治理的更为开放、更具合作性的国际卫生合作方式正在诞生，卫生治理不再被主权国家行为体置于传统外交议题之外，而越来越成为全球外交的重要议题。卫生外交体现出外交关注人本身或“人的安全”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外交伦理取向正在成为当今外交界的共识。中国和美国作为医疗外交行为体的两个典型国家，其医疗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索。     

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019年,贸易战激化,科技战显性化,大国博弈明显升温,一连串的国家动荡频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蔓延,全球治理步履维艰,现行国际秩序受到损伤,让我们深刻领会到了什么叫"乱象丛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挑战,似乎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要有力地应对全球安全风险挑战,有赖于世界各国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系,而不是"退群"、毁约;有赖于相关各国以和平的方式,建设性地处理和化解地区冲突与矛盾,而不是以威胁、制裁甚至武力相向;有赖于大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管控彼此之间的分歧,聚焦合作,而不是脱钩、对抗。     

全球公域：不均衡全球化 世界中的治理与权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具有非传统特性的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协调全球各行为体一致努力进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共治理念的贯彻，有助于实现全球共享安全。其中，网络、极地、外太空、公海等各个全球公域的重点问题领域，亟须全球做出协调努力进行治理。全球公域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但是，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两类权力不均衡的情况，即参与治理的富国与穷国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参与治理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它们都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安排受限于概念模糊、划界不清、权责不明的现状，大国权力政治的色彩很容易趁机充斥到全球治理的诸多安排当中，危机治理行为的合法性。     

浅析中国参与东盟减灾合作问题

东南亚是全球自然灾害最频繁、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尽管东盟国家在防灾减灾机制建设和能力准备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但防灾减灾能力严重不足仍然是本地区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作为亚洲的大国,中国已经在东盟地区的国际减灾合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中国应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拓展合作渠道和合作方式,建立起更为紧密而有效的全方位国际减灾合作机制。     

印度洋地区非传统安全治理与中国的参与路径

印度洋地区安全正处于重大变动之中,非传统安全议题正日益凸显,但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治理状况落后,存在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与地区内国家和区域组织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印度洋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以及崛起中的大国,对印度洋地区事务的参与和关切不可避免,然而当前部分国家依然沿用地缘政治的权势逻辑透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一举一动。对此本文主张通过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参与路径来寻找中国与区域内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以增强合作的可能性和减少他们对中国的畏惧,相应的措施包括积极通过参与已有多边安全机制、创设新的安全机制、加强大国合作与协调以及自身非传统安全治理能力建设等多个渠道积极参与印度洋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     

全球能源治理变局:挑战与改革趋势

全球能源问题的紧迫性凸显了国家间合作及能源治理的必要.随着国际能源格局与形势的变化,传统的安全风险正在降低,能源产业的投资安全和能源利用的环境安全问题正在成为全球能源治理面临的最紧迫的议题.在这一变局下,现存能源治理机制自身的缺陷日益显露,加之不同机制间互动不足,能源治理的成效差强人意.为了能够应对全球能源的新挑战,全球能源治理模式要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向复杂的多层治理模式转变.在现有能源治理机制基础上,应尽可能吸纳新兴经济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积极发挥金融工具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和加强法制建设,以实现更为公平、高效的国际能源治理秩序.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协助下实现了无核化,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成功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当以军事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后,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突出地呈现在各国政府面前。中亚地缘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生成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仅凭个别国家能力很难有效治理。而中亚各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着地区各国建立起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致使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发酵、升温。这一趋势如仍不能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重要隐患。独立25年来,中亚各国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蔓延的危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联合行动,"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但存在于各国高度关注之外的民族关系、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等"非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不断积累,并正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分析

全球治理是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而出现的一种世界秩序观.所谓全球治理,是指国际社会的多元行为体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增进共同利益,在全球层面的各个领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过程.它强调世界的整体性特征,力图建立一个全球多行为体、多层面和多维度的治理网络.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形成了新的多主体的互动过程.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兴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广泛参与了全球治理过程,体现了全球治理的价值和发展趋势.研究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网络中的角色、地位与作用,将有助于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开展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广泛联系与合作.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美中未来合作领域

随着"世界范围内他者的崛起",世界权力逐步向单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分散,美国单边主义做法难以为继,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要.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美中合作尤为重要,并存在着一系列合作议题.在核不扩散、朝核问题、地区安全机制等传统安全领域,"失败"国家、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援、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海事、航空、网络等国际公地,都有足够的合作空间,中美双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以推进国际多边合作.     

新冠疫情考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在全世界的流行,威胁人类生命安全与健康,引发了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既是契机,也是考验。但不同层次上的国际合作状况有所不同,对全球治理的意义也有差异。从"促进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层面看,以联合国等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上间接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的作用有限。在"卫生问题全球治理"层面,世界卫生组织利用专业优势,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支持全球公共卫生的治理"层面,比较突出的是东亚国家中中、日、韩和东盟国家在既有合作框架下进行了有意义的合作。非国家行为体积极投入国际抗疫合作,展现出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潜力。中国政府和社会都积极参与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了贡献。但因国际关系总体环境恶化,在应对疫情过程中,金砖组织并没有在已有的合作框架下启动应对疫情冲击的合作与对话。世界卫生组织因为个别国家的不负责任行为而受到指责,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一个重大打击,也为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蒙上阴影。     

当前国际安全乱象与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般认为,国际安全包含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类.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就世界范围而言,非传统安全威胁呈上升趋势,而传统安全威胁则呈下降趋势.然而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乱象丛生”,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上升,这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人们对国际安全治理及其有效性的疑虑也重新增多、增大.不仅如此,冷战后曾一度高调倡导全球治理、国际安全治理的美欧等西方国家热度急剧下降,由国际安全治理的倡导者变成阻力,这尤其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前景的不确定性.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全球化中的奥运会和中国外交的新任务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北京奥运会为聚焦点的国际互动显示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兴大国的中国同西方传统大国在价值观方面进行了新一轮的碰撞、竞争和磨合.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外交提出了诸如新兴大国和国际体系间的关系、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有序互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国国际战略和内外统筹的有机协调等新任务.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评析

粮食安全与否,对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安全都意义重大。它所产生的威胁具有高度跨国性、扩散性、嬗变性、多层面性和多向度性,是典型的非传统安全。实现粮食安全,要超越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念和手段,建立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基础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多层次和大规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有利于提升各成员国的粮食安全水平,促进金砖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高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能力,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构建金砖国家命运共同体。作为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基本确立了合作架构,初步搭建农业科技信息平台,金砖农业实力不断壮大,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实现有限合作,具有了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雏形。但其仍然面临着合作动力减弱、合作机制不完善和合作领域亟待深化的挑战。只有金砖国家真正树立并践行新安全观,才能聚合各方诉求,加强合作动力,深化气候、科技创新、农业贸易投资便利化、信息交流与共享等领域的合作,完善政府、科研、企业三位一体的合作机制,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向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研究

近年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数量众多、不成体系、互不连属,造成了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南海多边合作机制“碎片化”和未形成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东盟声索国和域外大国这三类行为体各自牵头的机制多元共存,并对“谁的多边安全”“什么样的多边安全”“如何建立多边安全”这三个问题作出了各自的回答。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可将正在谈判中的“南海行为准则”作为“机制融合”的核心;同时,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一些原则、“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倡议融合到“南海行为准则”制定中;需要从高度紧迫且三类行为体尤其是中美都愿意合作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着手,并从已有的南海及其毗连海域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案例中获取经验。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相关国家应坚持四条基本原则：南海沿岸国寻求与域外大国的良性互动;打击跨国海盗和恐怖主义须作为优先选项;将提升海上能力建设作为重点;推进海洋环保和渔业资源管理的多边合作。     

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     

全球治理:中国的战略应对

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需要开展基于中国视角的全球治理研究,尤其是要制定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该战略应在理论上阐述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观,在实践上提出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案,并应具有综合性、着眼于长远、现实可行且能够为其他国际行为体所接受和分享.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中国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与现存国际制度改革、中国与地区问题治理、中国的国际领导等议题应是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