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治理框架内,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国际体系行为体结构的转型方面,国家面临着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依然是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建设性、破坏性以及积极与消极作用兼具的非国家行为体,其作用十分复杂。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问题是,一方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霸权的权力与权威,促进了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排他性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霸权国家防范和阻止新兴国家进入全球治理核心领导层,都使全球治理的霸权特征得到凸显,并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全球治理议程在国际社会兴起.然而,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其性质和目标理解上的偏差,合作架构的困难,也导致既往的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忽视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有效的全球治理仍有赖于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赖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国际反海盗行动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例证.     

“人的安全”理念的形成及其实践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传统安全威胁相对下降,非传统安全威胁急剧上升.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的安全理念也相应发生了较大变化,"人的安全"理念应运而生,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推广.     

“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 网络安全挑战与治理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美学者论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1998年底出版保罗·斯代尔斯主编的《新安全议程-全球纵览》一书,概述了“非传统安全”的缘起及主要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摘介如下: 一、非传统安全的涵义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形势相对缓和,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地位相对下降。许多国家开始关注非军事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及其防范措施,如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环境恶化、粮食和能源短缺、毒品交易、跨国犯罪、人口增长和非法移民等。这些问题与传统的外部军事威胁相对,被笼统地称为非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俄安全合作的新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已越来越有超越传统安全之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中俄两国同时面临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目前,两国尤其应从战略高度加大政治和外交资源投入,积极应对迅速增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共同寻求建立应对这种挑战与威胁的有效机制.双方在此领域的合作已取得一定进展,今后的合作将具有更广阔的空间与前景.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协助下实现了无核化,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成功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当以军事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后,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突出地呈现在各国政府面前。中亚地缘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生成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仅凭个别国家能力很难有效治理。而中亚各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着地区各国建立起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致使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发酵、升温。这一趋势如仍不能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重要隐患。独立25年来,中亚各国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蔓延的危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联合行动,"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但存在于各国高度关注之外的民族关系、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等"非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不断积累,并正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东亚海洋安全倡议——评价与前景

引言后冷战时期,世界安全范式已经从传统的军事威胁转变为非传统的非军事威胁。恐怖主义威胁占据当前全球安全的主要议程,取代了冷战时期恐怖活动的平衡状态。在恐怖主义成为全球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之前,海洋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暂时搁置的,当时海洋社会主要关注的是航海安全。因为处于这种次要的地位,船舶和港口就特别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非传统安全的基本特性及其应对

冷战结束以后,各国依据自己对国际形势演变的认识,先后提出了新的安全理论和安全概念。比较流行的是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前者强调安全的内容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概念,通常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后者强调各国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必要性。这两种安全概念紧密联系。前者是安全的内涵,后者是实现安全的手段。然而,如何界定非传统安全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非传统安全的概念不断扩延,在有些情况下,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叉且界限模糊。随着地区安全合作进程的加强,各国政府致力于以合作和外交手段解决传统安全问题。然而,采用军事手段解决诸如恐怖主义这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比较普遍。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新安全观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冷战格局结束以后，国际安全领域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安全威胁复杂多样，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疾病蔓延、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构成挑战。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理念来应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结合本国安全面临的具体实际，积极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并在外交实践中努力加以贯彻。新安全观是与冷战思维相对立的一种安全观，目前已成为中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价值观念。新安全观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和平追求，也反映了中国坚持平等、正义的基本信念，其独特内涵昭示着中国将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试论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东南亚旅游业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在关注传统安全(国防)的同时,越来越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比如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环保安全、文化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等。在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虽然各有其特点,但有一个基本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与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包括经济安全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东南亚地区由于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拥有发展旅游业的优越条件。旅游业在东南亚国家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前往这一地区的外国旅游者在2001年就已突破4000万,达4220226…     

深海安全治理:问题缘起、国际合作与中国策略

深海区域是重要的全球公域,其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巨大的军事战略价值成为吸引世界各国深度参与深海开发的重要诱因。近年来,各国深海力量投送的不断加强,也在国际深海领域造成了如生态安全、军事安全、经济与资源安全以及人身安全等各种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出现,会对深海开发的良性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重视和加强对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参与的总体治理架构。但是,现阶段的国际深海安全治理还存在着治理主体层次不够多元、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相对乏力等亟须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和平利用国际深海资源方面,发展迅猛。进一步关注国际深海安全问题、有效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中国可以在进一步有效感知深海安全问题、夯实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的实力基础以及打造深海“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进一步着力。     

挑战与机遇:东亚一体化视野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当前,传统安全威胁较冷战时期大为减弱,而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危害国家和地区安全甚至全球稳定的主要因素。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较为成功,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客观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非传统安全合作增强了东亚国家的相互了解与互信,培育了地区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促进了东亚合作机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为一体化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结构支撑。另一方面,东亚特殊的安全格局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矛盾使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蕴涵了重要机遇。     

国际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日本公共外交

冷战结束后,与人类共同利益密切相连的国际非传统安全领域日益受到各国的关注。公共外交以政府主导、面向公众、公开性、真实性为主要特征,以塑造国家形象为最终目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广泛的施展空间。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实现政治大国的手段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它通过公共外交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但其传统外交的制约及外交政策的功利性也使日本公共外交失色不少。日本公共外交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对我国的指导意义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体系,采取多样化的手段、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外交。     

巴尔干国际治理:科索沃案例

冲突后地区的国际治理是冷战后国际社会面临的新挑战.本文对国际治理的起源进行了简要分析,考察了巴尔干国际治理的条件与功能,较为全面地探讨了科索沃国际治理的背景、法律依据、实际运作及其经验,并对科索沃独立后国际治理的演化进行了简要评述.     

国际安全体系变革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金融危机既给国际安全体系的重大变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挑战。首先。安全威胁重新排序：非传统安全威胁进一步上升，并开始由反恐安全转移到金融安全。经济安全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主题。金融危机背景下。传统安全威胁仍然严重存在，但非传统安全威胁明显上升。而且由恐怖主义迅速扩展到气候、粮食、能源以及经济、金融等领域。金融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上升。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近年来，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安全治理问题呈现新特点且日益复杂化，体现在红海地区“军事化”趋势加剧、域内外国家地缘竞争激烈，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难民、非法移民、海盗和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等方面。红海国家国内政治转型动荡、自身海洋治理能力不足、地区国家间的重重矛盾、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是导致地区安全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美国、欧盟、非盟、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等各方力量探寻出台各自主导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案，但都有其局限性。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路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推动地区和国家内部由乱向治；促进地区国家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建立包容性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红海地区安全共同体，把红海建成和平、合作、和谐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