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政策学的基本内涵与研究对象

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在理论逻辑上界定为“刑事政策”,在基本层面上可以明确限定为同犯罪防控相关的所有社会公共政策,既包括以刑事法律为表现形式、以刑事类措施为手段特征的社会公共政策,还包括不具有刑事法律的表现形式或者不具有刑事类措施的手段特征、但是具有防控犯罪价值内容的其他社会公共政策。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刑事政策学的宏观研究对象是刑事政策的内涵界定与关系属性,中观研究对象是刑事政策的结构体系与运行过程,微观研究对象是刑事政策中的刑事法律政策。     

犯罪构成与刑事政策关系论

犯罪构成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实际上是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双向互融关系的体现.对其关系的解读可以犯罪构成的刑事政策蕴涵为立论基础,以预防必要性为理论切入点,在刑事一体化的宏观视域下,建构一个体系性思维与问题指向性思考并重,目的论的、刑事政策的开放性犯罪论体系.     

论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

刑事政策学是源起于欧洲大陆国家的一门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犯罪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涉及刑事司法的社会科学相关联的学科。对其研究对象的理解和适用直接和一国一时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本文以对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的梳理与回顾,来探寻刑事政策作为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在现实的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具体作用,从而使我国的刑事政策更好地以我国的公共政策为依托,并和公共政策保持相对的一致性。     

刑事政策的历时性考察——兼论刑事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区别

刑事政策的概念分析是刑事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但刑事政策的概念定义五花八门,各有千秋。从中外刑事政策研究者视野中的一般概念分析出发,可对刑事政策概念进行简要归类。同时对刑事政策与刑事政策学和公共政策的概念的区别和联系的剖析,可为确立刑事政策概念提供基础性研究。     

再论刑事政策的研究方法

刑事政策研究应立足广义的刑事政策观,采取从公共政策宏观系统进入刑事政策微观系统（子系统）研究的宏观技术路线,处理好借重公共政策已有研究成果与侧重突出刑事政策个性特点的关系,综合运用好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系统论、社会资本解释范式等研究方法,并牢记对各种刑事政策现象进行中道价值权衡的理性研究方法。     

公共政策学体系构想

建构公共政策学科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建构公共政策学科学体系应采用科学的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方法，公共政策科学体系应当是由公共政策学导论、公共政策本质论、系统论、过程论、方法论、组织论、民主论和公共政策学发展论八大理论建构起来的逻辑框架。     

论构成要件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刑法学是最为精确的法学。而这样的精确不仅仅是教义学的缜密的逻辑推导,还应在建构逻辑推导之前就以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作为价值基础奠基这样的逻辑大厦。这样的刑法学是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融合的成果,能够成为这样的最为精确的学科。“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翻译到教义学语言中就是犯罪论的“有效益犯罪论体系”、刑罚论的“例外规律——量刑反制定罪”以及行刑论的“刑事和解对教义学的价值回归”这样的一系列重大范畴。构成要件作为犯罪论体系最为基础的阶层,对于犯罪成立的定型、区分、个别化、推定等诸多功能,使得追求有效益犯罪论体系的理论建构,又必须以之为入口（本文以刑事政策的视角观察构成要件的理论沿革。进而介绍罗克辛教授以刑事政策为导向进行建构引导的构成要件理论变革。最后对刑事政策在我国刑法教义学建构的结构和解构的范式进行了初步探索）。     

最优化刑事政策体系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最优化的刑事政策是刑事法投入边际成本等于刑事法边际收益,达到净收益的最大。因此,过于严格的刑事政策和过于宽缓的刑事政策都是低效不经济的,只有建构二元刑事政策体系才是理智之选。所谓二元刑事政策,即为针对脱轨行为和犯罪行为采用不同的反应机制,结合具体情况确定采取社会反应或国家反应,充分发挥社会调控手段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既可降低投入成本,又可使刑事法高效运作。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

当前我国腐败犯罪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惩治和打击腐败犯罪尤为迫切。纵观世界各国,反腐败的有效途径是法治反腐,而法治反腐的最佳制度是国家刑事政策。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存在层级不清、体系混乱、衔接不畅等问题,严重影响着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目标的实现。本文在分析我国腐败犯罪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反腐败刑事政策内涵,重新构建反腐败刑事政策体系,转变反腐败方式,尝试建构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反腐败模式。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法律思考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顺应国际化潮流、理念合理,但在立法、司法、行刑处遇以及预防等具体运行过程中却往往偏离甚至违背该理念。因此,我们应合理建构“国家社会双本位”的刑事政策,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法律体系。     

刑事立法政策与公众认同论纲

刑法的公众认同属于观念刑法中的一环,是基于某种文化立场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的情感碰撞。公众认同对刑事立法政策中犯罪的性质和范围、刑罚的幅度等的确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公众意见亦有一些先天不足,如非理性、滞后性与不稳定性等。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应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公众对刑法更高的认同感,需要从提高公众的法规范意识、立法吸纳民意程序化、刑法解释常识化等方面着手予以实现。     

刑事政策考量下的刑法教义学应何去何从——本体论亦或规范论?

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刑法教义学是国家对刑事政策目的的反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德国刑法教义学以Roxin为代表的功能论因提出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体系中而备受推崇,与之相对应的Welzel目的行为论并非忽略了刑事政策,其论证过程所基于的本体论更具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故应在本体论基础上发现能更好地保障人权的理性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     

单位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单位犯罪的发展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尤其是在单位犯罪的理论根据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基于刑法理论体系与刑事政策的考量。单位犯罪应否犯罪化和犯罪化的力度都离不开刑事政策角度的思考,可以说,一方面,刑事政策决定了单位犯罪应当犯罪化,要求刑法对单位犯罪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的着眼点主要还在于如何组织对单位犯罪的反应问题,也就是对刑事政策实践的有效性和公正性的追求问题。在单位犯罪的问题上,刑事政策是连接社会犯罪态势和刑事法律规范的桥梁。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民意的刑事政策分析：一种双向考量后的扬弃

由刑事政策角度观之,民意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抗制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反犯罪功能:通过民意的张扬与表达,可以强化民众的刑事法规范意识;民意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并保持对犯罪行为的抑制压力;抗制犯罪过程中的民意可以促进刑事政策的相机调整,以更好满足抗制犯罪的需要。但同时,民意也具有非理性、易波动性和非机制化等天然不合理成分。因此,在刑事政策中,对民意进行充分听取,理性审视、合理吸纳、适当引导的扬弃显得尤为必要;而在刑事司法环节中,又应避免民意的干扰。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与分离

刑事政策的概念可以界定为：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刑事政策在客观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对刑事司法裁判权进行了弱化与分离,这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框架内的国家权力的正常分流。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     

德国刑事政策的基本特点及其借鉴价值

德国作为刑事政策的发祥地，其刑事政策思想学说极为深刻、丰富。法治、人道和可行性原则贯穿于德国刑事政策的始终，使其所指导的现代德国刑罚体系呈现总体轻缓化但轻中有重，轻重结合的特征。     

论刑事政策的价值

刑事政策对于遏制犯罪和控制犯罪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刑事政策的直接价值就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在当代法治社会,包括刑事政策权力在内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自由、正义和人权,因此,刑事政策的终极价值便包括自由、正义和人权。本文阐述了刑事政策的直接价值和终极价值,并探讨了刑事政策价值的作用,以利于更好地运用刑事政策。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探讨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是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总的刑事政策在毒品犯罪领域的具体体现,它着眼于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势,以惩治和预防毒品犯罪为目标,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等活动和措施反映国家对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度。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有五大价值基础,即秩序、法治、效益、人道、科学,它们对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设定、执行、调整均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