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制定中的民意因素考察

刑事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种,在犯罪控制系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刑事政策制定中应将民意作为一个考量因素,体现最广泛的社会公众的利益和呼声。同时要确保民意测验结果的可靠性,并且不能惟民意是从,要对民意做认真分析和引导。     

非犯罪化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非犯罪化是与犯罪化相对应的刑事政策中"轻轻"政策的现实化,其基本理念源自于刑法谦抑性、刑法不完整性和刑法经济性等观念.我国的"严打"政策是一种积极的犯罪化政策,它与非犯罪化政策正好处于刑事政策的"两极",从它们体现的刑法理念而言,两者是不相容的,但在预防、抗制犯罪的目标选择上,却又并不存在冲突.因此,为了把"严打"纳入法治的轨道,有必要结合相关刑事政策,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并得出科学的判断.     

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

作为一项重要刑事政策,"严打"能在短时期内改善社会治安形势,符合民意和政治需要,但是严打刑事政策破坏法治原则、背离正义原则、达不到功利目标,因而应该被废除,要针对犯罪发生的原因,用良好的社会政策去减少犯罪。     

群体性暴力事件与仇恨犯罪: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回应

群体性暴力事件的本质特征是“仇恨犯罪”,即由于行为人自身、行为人家庭或者社会等因素导致的对他人、国家机关、特定群体或社会的仇恨而引发的犯罪.我国刑法、刑事政策皆应作出及时的反应.当前,我国应当努力实现“三公”的各项制度,减少“三仇”等仇恨心理,这也是抗制群体性暴力事件的最好的刑事政策.     

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作为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核心精神亦应在贿赂犯罪领域得到有效贯彻.基于贿赂犯罪的严重态势和抗制贿赂犯罪的强烈诉求,应当依法从严惩治贿赂犯罪;但另一方面,亦需结合社会现实,从轻缓的维度,审慎考虑是否存在采取策略性从宽处置措施的余地.     

刑事政策视角下的民主原则和人道原则

广义刑事政策视角下的民主原则是指在制定与实施犯罪对策时，必须尊重民意，并得到民众的监督和支持。具体而言，刑事政策必须要坚持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众参与。人道原则也称人道主义原则，刑事政策中的人道原则是通过保护人的安全以免受犯罪分子的侵害来实现的。人道原则包括时犯罪人的人道和对被害人的人道。     

单位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单位犯罪的发展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尤其是在单位犯罪的理论根据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基于刑法理论体系与刑事政策的考量。单位犯罪应否犯罪化和犯罪化的力度都离不开刑事政策角度的思考,可以说,一方面,刑事政策决定了单位犯罪应当犯罪化,要求刑法对单位犯罪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的着眼点主要还在于如何组织对单位犯罪的反应问题,也就是对刑事政策实践的有效性和公正性的追求问题。在单位犯罪的问题上,刑事政策是连接社会犯罪态势和刑事法律规范的桥梁。     

论我国恐怖活动犯罪刑法制裁体系及其完善

恐怖活动犯罪是当下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我国现行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制裁体系特点是从严从重惩治恐怖活动犯罪,侧重于打击有组织的恐怖活动,注重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经济制裁,并且以普通的刑事罪名抗制恐怖活动的实行行为。完善我国恐怖活动刑法制裁体系,应进一步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功效,完善刑法典中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体系,增设独立的"恐怖行为罪",并适时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增设相关特别恐怖活动罪名;协调刑法与反恐怖法的关系,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     

对有组织犯罪的抗制

对于日益猖獗的有组织犯罪,不仅要予以重点打击,而且还要针对其特点,做好有组织犯罪的抗制。对有组织犯罪的抗制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完善,同时还要从社会入手,构筑多层次的预防体系以减少、遏制有组织犯罪。具体而言,涉及社会抗制,即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力,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做好流动人口和重点地区、行业的管理;经济抗制,即努力消除贫富差距,规范市场秩序,防止非法致富,同时扩大就业,减少有组织犯罪的人员来源;司法抗制,即尽快建立反有组织犯罪的专门队伍,完善侦查机制,从而有效控制有组织犯罪的发生,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域外刑罚民粹主义的模式、危害与启示

标志性的刑事案件、民意压力以及政治势力的鼓动和支持共同构成了西方国家刑罚民粹主义的三级结构,也是其基本运作模式.刑罚民粹主义缺乏明确的核心价值、漠视真实的犯罪状况,在方法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背离刑法的基本理念、造成刑事立法活动的工具化、犯罪政策的简单化,偏离犯罪治理的客观规律,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不过,它所蕴含的扩大立法共识基础、尊重民众在立法过程中的参与性等观念值得尊重.而其折射出的如何扩大民众在立法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平衡民意影响与立法精英化的关系更值得深入思索.     

酌定量刑情节的话语分析及其理性反思

酌定量刑情节制度是刑法理论中应当予以更多观照的制度。酌定量刑情节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的必然联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实质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刑罚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而民意与社会形势是影响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主要因素,因而,在民意与社会形势能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这一论争上,似乎应当要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回答,并且也许应该对刑法理论和制度规定作出一定修正,从而给民意和社会形势提供一定的支撑。     

刑事立法政策与公众认同论纲

刑法的公众认同属于观念刑法中的一环,是基于某种文化立场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的情感碰撞。公众认同对刑事立法政策中犯罪的性质和范围、刑罚的幅度等的确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公众意见亦有一些先天不足,如非理性、滞后性与不稳定性等。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应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公众对刑法更高的认同感,需要从提高公众的法规范意识、立法吸纳民意程序化、刑法解释常识化等方面着手予以实现。     

刑事政策考量下的刑法教义学应何去何从——本体论亦或规范论?

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刑法教义学是国家对刑事政策目的的反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德国刑法教义学以Roxin为代表的功能论因提出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体系中而备受推崇,与之相对应的Welzel目的行为论并非忽略了刑事政策,其论证过程所基于的本体论更具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故应在本体论基础上发现能更好地保障人权的理性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     

和谐社会·后现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后现代与和谐社会有内在的联系,因而可以说明和谐社会在中国构建的必然性。刑法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制度,应该积极回应社会变革。在和谐社会语境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够使刑法发挥其治理而非镇压的技术功能,而后现代理论则为刑法的这种转向提供哲学上的合理性依据。立足中国本土资源,迎合中国实践应是中国刑事法发展的正确方向。     

后现代、刑事和解及公共政策

＂后现代＂是对肇始于启蒙时代,以总体性思维和理性主义为标志的＂现代＂的反思和反动。刑事和解则是多元视角中的一种平等对话机制,和后现代有着天然的联系。后现代以公共政策为中介,对刑事和解进行自我限以求在国家刑法主导,刑罚在场的情况下实现和解目标。中国刑法应当认真面对后现代思潮,使刑法呈现出人文学科应有的风貌,并积极促进刑法理论变革以回应社会实践之需要。     

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侦查——从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谈起

刑法所保护的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由于此类案件受案时嫌疑对象一般较明确,犯罪事实容易查清,因此要将侦查工作的重点放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刑法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确定本案的证据标准,从而明确侦查取证的目标;二是结合案情,选择合适的侦查途径,实施恰当的侦查措施,不断推进侦查工作的进展,获取犯罪证据、完善证据体系,保证案件的成功诉讼。     

金融诈骗罪立法体系之重构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秩序，但刑法典却将本类罪规定为结果犯、目的犯。这种构成形态与立法趣旨的悖反，源于人们对金融诈骗罪法益的模糊认识。金融诈骗罪属于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其主要客体应是公私财产权。我国刑法应当调整本类罪的体系，将其置于诈骗罪之下。     

对话思维在刑事公案中的运用

一个正当的法律决定必须通过理性的协商、交流与对话制度才能形成，把法律意义上的真理与通过沟通形成的共识联系起来。立法过程、诉讼程序的设计体现了对话协商的思想。在刑事公案的审理中，刑法规范的选择适用以及判决书的论证也应该以对话思维方法为出发点，对各方观点包括民意进行辨析和鉴别，理性地吸收合理部分，使公案的判决达到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的统一。对话思维的运用必须限制在刑法的框架内，就是说，对各方意见包括公众意见的吸收，都必须能够有相关的刑法规范作为依据。     

缉捕持枪犯罪嫌疑人行动的处置指挥

持枪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的暴力性犯罪。在对持枪犯罪嫌疑人的缉捕行动中,公安民警要把握缉捕持枪犯罪嫌疑人行动的特点、基本战术要求、指挥要点以及在缉捕行动中应注意的问题。这样才能达到以最小的代价制服犯罪嫌疑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