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缄物占有归属看非法获取封缄物行为的定性

受托者非法占有封缄物行为应如何定性,对此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在受托者占有说、委托者占有说、区别说、修正的区别说等诸学说中,区别说具有合理性,即封缄物的整体归属受托者占有,而封缄物的内容物归属委托者占有。因此,行为人非法获取封缄物整体的行为应认定为侵占罪,而非法获取封缄物的内容物的行为则构成盗窃罪,同时,对何物是封缄物需做严格解释。     

挂失提取账户名下他人存款的行为性质

对以实名挂失私自提取自己账户名下他人存款的行为如何认定处理,实际的判决结果各不相同。从法律技术运用层面上厘清案件事实具有的法律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有效切入点。这些法律关系包括银行卡、折持有人与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非法或不合法使用人与银行卡、折所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非法或不合法使用人与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财产所有权与财物占有状态之间的关系以及银行卡、折内的钱款所有权与占有状态的归属问题与相互关系。以实名挂失私自提取自己账户名下他人存款的行为既不能认定盗窃罪,也不能构成诈骗罪。在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条件下,只能构成侵占罪。     

代购毒品行为的司法认定

对于代购毒品行为的司法认定,首先要对代购毒品中的“代购”作出准确界定,即对受托人的地位作出形式判定,受托人自行寻找毒源并完成毒品交付,是独立的毒品犯罪交易主体,成立贩卖毒品罪正犯。其次将牟利与否作为代购毒品行为准确定性的关键要素,代购者收取、私自截留部分购毒款、毒品或在交通、食宿等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认定为加价或变相加价牟利情形,以贩卖毒品罪论处;代购者从托购者事先联系的贩毒者处,为托购者购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收取、私自截留少量毒品供自己吸食的或者蹭吸、共吸的,一般不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对于非牟利型代购毒品行为,则从主观方面和代购毒品数量进一步认定。     

注册资本由其他公司垫付后被抽回之行为辨析

正【裁判要旨】在行为人不经手资金的情形下由其他公司实施垫资行为并代办法定验资手续,且这种垫资款在公司还未成立前即被抽回,应认定为一种虚假出资行为。另外,由于这种虚假出资行为主要是针对其他公司发起人或股东进行的欺骗,而并非针对公司登记主管部门以进行整体虚报注册资本,因而不能认定为虚报注册资本行为。     

盗窃罪与侵占罪界限研究

区分一行为构成盗窃罪还是侵占罪 ,关键是判断行为人在非法占有财物时 ,该财物受谁的占有控制。受行为人合法占有控制的,构成侵占罪;受他人占有控制的,构成盗窃罪。对于利用托运人一时控制松驰而窃走货物的行为,窃取封装的受托物的行为,以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埋藏物的行为,均应认定为盗窃罪。     

非法占有遗忘物行为问题新论

刑法中非法占有遗忘物依照侵占罪规定处罚。遗忘物为物主暂放于某一特定场所而忘记带走的财物。只要本不属暂放物或不是放置于特定场所的丢失物可归为遗失物。刑法将遗忘物区别于遗失物只对非法占有遗忘物行为依侵占罪论处 ,而对占有遗失物的行为留给民事法律调整。在非法占有遗忘物行为中不应该强调双重控制法 ,只要非法占有的对象是遗忘物 ,即应按侵占罪认定 ,而不论行为人是否对特定场所具有支配控制权。     

财产犯罪中占有判断的类型化

随着社会经济形态及生活方式的发展,财物占有方式越来越复杂化,给刑法理论带来新的挑战。对于复杂的占有形态,采纳"新二重性占有概念"并建立类型化的占有认定标准是必要且可行的操作路径,即区分单人物理性支配和多人事实性支配的不同层次进行类型化判断:首先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单人物理性支配,如存在,则可直接肯定其存在占有;如不存在,进入多人存在事实性支配的场合,依据"社会一般观念"和民事合同、事实性要素的辅助进行判断。进行占有判断的类型化,有助于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件的妥善处理:错误汇款及错误转账分别处于银行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物理性支配之下,归银行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占有,实践中的该类案件都应按侵占罪处理;使用中的共享单车处于使用者和共享单车公司等多人的事实性支配之下,最终判断为归合法使用者占有,使用者将其隐匿的行为构成侵占罪,而只有非合法使用者隐匿单车才构成盗窃罪,实务中的相关处理方案值得改进,对于多次盗用共享单车等共享物品的行为,未来实务中也应区分情形按盗窃罪或者侵占罪处理。     

涉嫌受贿案件中“收受分离”情形的处理

受贿罪中的收受是指收取并接受他人财物。只有主观上的索求而客观上无实际取得的,不能被认为是索取,不应以犯罪处理。收而不受时,应该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认定收受,并视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受而不收时,如果双方约定明确由财物相对人占有,在案发时仍然由相对人占有的,不应认定为收受;如果国家工作人员要求或暗示请托人向第三者提供财物的,仍应认定为受贿罪。将财物退还给相对人的,视情况进行处理,如行为人发现相对人暗中送的财物而退还,不宜认定成立犯罪。     

第三者非法取得死者财物行为的定性

在实践中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与死者死亡无关的第三者，从死亡现场拿取死者的财物。毋庸置疑，这种行为是值得刑法评价的。但关于这种行为的定性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存在着盗窃罪和侵占罪的争议。从对占有的理解出发，应否认死者的占有，因而非法取得死者财物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盗窃罪。但是将其认定为侵占罪，又面临如何将死者财物纳入侵占罪犯罪对象的问题。通过法律解释，将其解释为“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从而适用普通侵占罪，是合适的，因此，第三者非法取得死者的财物，经要求而拒不退还的，构成侵占罪。     

再论盗窃与抢夺的界限——对公然盗窃论的质疑

盗窃罪与抢夺罪的区分,有旧界分说与新界分说之争。新界分说对旧界分说的批判有其合理性,但将抢夺罪界定为以对物暴力的手段夺取被害人紧密持有财物的观点,脱离了中国刑事立法的语境,忽略了盗窃罪与抢夺罪事实上罪质相当、不具有阶梯性的特点。维持刑法解释传统的延续性,应坚持旧界分说,但在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一致时,应按照抽象事实认识错误处理。不论是紧密占有还是松懈占有,公然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均应认定为抢夺罪。盗窃既遂后被发现进而追赶的,不属于公然盗窃行为;盗窃行为实施过程中转化为抢夺的,按犯意转化的原则处理。     

刑法中占有行为的纠偏与完善

本文案例启示：刑法中的占有行为必须是行为主体意志支配下的行为;刑法占有行为的主观要求是针对行为而言,应区别于针对行为结果的主观占有意思;占有行为的具体表现影响着占有法律效果,但是占有法律效果如何不影响占有行为本身的成立,不能以法律效果作为认定占有行为的标准。此外,刑法中的占有行为和民法中的占有除了非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之外,别无其他区别。     

共同占有人擅自处分占有物行为的定性考量

共同占有作为一种客观常见的占有形式,其占有事实和占有归属的认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疑难性.根据共同占有的不同情形,需要区分共同共有下的共同占有与不具有共同共有的共同占有、共同共有下数人轮流单独占有与数人共同支配占有以及存在上下主从关系的共同占有与对等共同占有等不同情形下占有归属的认定,进而分析占有人擅自处分占有物的行为性质.在具体案件中,行为人占有事实和占有归属的判断以及占有支配程度和范围的考察应是判断共同占有人擅自处分占有物行为定性的关键.     

论单位犯罪中“单位整体意志”及其司法认定

单位是一个异于自然人主体的法律行为主体,对其行为的界定应反映出单位作为社会组织体独特的特征来。诚如美国学者赖斯所言:“要理解法人的不法行为,首先要停止把法人类推为人的作法,而按照法人的本来面目,即一个复杂的组织体来分析法人的行为。”单位意志的认定应成为认定单位犯罪的核心,而“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也是许多单位形成和体现单位整体意志的重要途弪,但正如有学者批评道:这种认定方法既不符合现实社会中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不足以概括所有情况,而且有扩大或缩小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之虞,因而不利于划清单位代表或机关或员的犯罪和单位自身的犯罪,并认为这种理解是将单位实际上看作自然人附属物而没有考虑单位自身的产物。基于此,本文主要讨论单位犯罪中的“单位意志”及其司法认定问题。     

论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

要正确认定无效行政行为，必须重视法学方法的运用。概念与类型是认知思维的两种基础形式。就概念而言，应以利益衡量论考察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令无效行政行为的本质内涵得以厘清，使认定结果具有实质妥当性。就类型而言，应以融贯论思考无效类型与撤销类型的关系，令前者的解释以后者为基点而展开，使无效行政行为类型化获得法律体系内部相关规则的支持与证立。在明确概念和类型的解释方法后，可采用双阶考察法具体操作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即先通过融贯论联结无效类型与撤销类型，使二者始终处于整体观察范围之内；再通过利益衡量论考察系争瑕疵是否符合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进而决定其应涵摄至无效类型还是撤销类型。     

教唆犯罪中实行过限认定的本质和标准

对于教唆犯实行过限问题的研究在共犯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各种学说从不同角度对实行过限问题进行了探讨，但都未得出统一结论，我国刑法对于实行过限的认定问题也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因此，在处理教唆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实行犯所实施的行为与教唆的犯罪内容不一致，即超出共谋犯罪故意的行为的认定有一定的争议，并且认定教唆犯实行过限的具体标准也比较模糊，从而导致了定罪量刑不一的情况。在司法认定教唆犯罪中实行过限的问题上，既要遵循结合主客观相一致、具体标准和抽象标准相结合的原则，又要从教唆犯罪的类型、目的、手段等具体细节来得出是否属于实行过限的结论。在难以得出认定结论的模糊地带，应秉承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结论。     

再论盗窃罪既未遂的区分标准 以行为过程为分析视角

本文案例启示：从行为过程的角度分析,盗窃罪既未遂的认定应同时结合行为人的主观计划和客观面因素（如行为表现和法益受损程度）。如果行为人按主观计划在着手实施具体的盗窃行为、取得被盗财物、携带被盗财物脱离案发现场（或对被盗财物予以藏匿）等过程中因意志以外的因素而未能实际控制被盗财物，都应认定犯罪未遂，其主要原因在于行为人的主观计划尚未完成，对法益的侵害程度亦没有达到最大化。只有行为人按主观计划最终携带被盗财物脱离案发现场（或对被盗财物予以藏匿）并实际控制被盗财物，才能认定犯罪未遂。     

试论企业间借贷行为的效力认定

目前,审判实践中对待企业间相互借贷问题,改变了过去一刀切地认定为无效并对当事人予以民事制裁的做法,或是认定为有效,或是认定为无效,但按有效的法律后果处理。这无疑给审判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混乱。究竟应如何看待企业间的借贷现象?在当前这样的经济转轨时期如何正确认定企业间借贷的效力?这对于人民法院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引导和规范市场竞争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企业间借贷禁而不绝的原因及其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利弊进行分析,就审判实践中对企业间借贷的效力认定提出几点意见。     

试论财产犯罪中占有转移认定的几个问题

本文以财产犯罪中的占有的转移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研究占有的转移来区分盗窃、诈骗、侵占等诸罪,文章的线索是财物的占有转移的过程。文中试从本权人的处分行为、行为人取得占有的要求、占有的管领力范围的认定这几个方面来研究财产转移的认定。     

提取他人存放在借用本人银行卡内钱款行为的性质认定

当前司法实践中,财产性犯罪依然是重要的犯罪形态。这其中,如何区分盗窃罪与侵占罪的界限,是一个经常性争议的问题。本文通过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分析,揭示其中的区别界限,希冀能够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被告人崔勇、仇国宾等人将自己的银行卡借与他人使用,他人在使用过程中因使用不当而被银行ATM机吞没。尽管他人及时告知被告人银行卡内存有巨额现金不得动用,但被告人还是私自前往银行利用真实的身份证明到银行进行挂失,然后变换新卡,随之提取了他人存放于卡内的巨额现金。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罪过不存异议,但客观行为应当构成何罪不无争议。本文认为由于银行卡已实际处于被告人的占有和控制之下,所以根据其行为的具体表现,应属于侵占行为而不属于盗窃,故以侵占罪认定较为妥当。     

货物调包类财产犯罪案件的教义学分析

针对货车司机将运输中的货物非法占为己有,再用次品或废品补足重量,冒充原货物交付收货方的行为的定性,其前阶段调包行为根据运输中的货物的占有归属,可能构成盗窃罪、侵占罪或职务侵占罪,其后阶段交货行为构成针对财产性利益的诈骗罪,该两阶段行为按照吸收犯处理。在财产损失的认定上,宜采取整体财产说的立场,在满足一些特殊条件的情况下,犯罪数额可以扣减次品价值。如果收购原货物的人与司机有共谋,对调包行为的完成起到一定作用的,收购人与司机成立共同犯罪,即使数名司机彼此之间没有共谋,收购人的涉案数额也应累积计算。验货人员与司机勾结,明知是不合格的次品而予以签收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正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