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与能力:试析美国气候外交的二元影响因素

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进程中,美国政府遭遇了体制与能力的二元困境:既要平衡体制内部的矛盾,融合地方和党派的分歧,达成政治妥协;又要提高谈判能力,以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垄断话语权和发展空间分配权。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美国在全球治理谈判进程中拥有强大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由美国的体制衍生而来的分化消极态度极大约束了其在气候外交和全球谈判的手脚。本文试图从美国的体制和能力两个维度来分析这一现象,认为美国强大的谈判能力和日趋分化的决策体制之间的失衡将不可避免地促使其在全球气候环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不断下降。美国气候外交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差异,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于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或者执政党领袖等因素,而是美国体制问题和谈判能力二元互动的产物。     

专家谈“气候变化、国际气候谈判与坎昆会议”

<正>全球气候变暖是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挑战,气候变化治理问题需要各国共同的努力。如何认识"气候变化"和全球气候谈判?2010年1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究室主办的"气候变化与全球治理"研讨会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陈迎研究员和欧洲研究所曹慧助理研究员,分别     

全球气候治理的地缘政治博弈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全球气候治理是国家在气候问题领域进行的一种地缘政治博弈,但各国的博弈战略选择主要基于它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相关的发展路径、社会经济结构和技术资金等非地理性地缘因素的考量。本文扼要论述了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以及基于脆弱性之上的气候地缘政治的非地理性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全球主要的气候谈判集团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政治立场,以此揭示气候地缘政治博弈的本质以及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并对摆脱困境的对策提出了一些思考。     

特朗普政府“去气候化”行动背景下欧盟的气候政策分析

特朗普当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去气候化"行动,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废除《清洁电力计划》,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和不满。作为长期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并发挥"领导"作用的欧盟进行了坚决回应,强调《巴黎协定》不容重新谈判。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专门就此发表声明,表示欧盟会继续全面落实其承诺并发挥领导作用,继续实施其减排措施以及在金融、能源、交通与工业等领域采取的气候政策。欧盟在美国退约背景下高调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其主要的战略考量仍然是立足于全球低碳转型潮流,试图确保欧盟在低碳经济时代的战略优势,主导和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进程,并积极回应欧洲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关切,在欧洲复杂的内外安全形势下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向前发展。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无疑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消极影响,但从欧盟的坚决回应及其行动来看,全球气候治理和低碳转型的趋势不会逆转。     

治理嵌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进逻辑

自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全球气候治理逐步由一种谈判推动治理模式转变为治理实践深入影响谈判进程的模式。包括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在内的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发展成为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演进的必然结果。通过对制度碎片化格局下的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治理的四个变迁层次分析,本文认为,治理嵌构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不断演进的基本逻辑。基于其内部行为体互动机理的特点,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治理嵌构在微观层面的发生机制:关系性嵌入、制度性嵌入和规范性嵌入。最后,基于气候治理嵌构逻辑的三角图谱分区,本文选取并分析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REN 21、ICLEI、ISO和WWF-CS)在全球气候治理嵌构中的表现及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特点,其中以REN21为代表的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包容性跨国组织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为应对美国"去气候化"的冲击并推动气候治理碎片化格局下的机制协调提供更多韧性。在后巴黎时代,如何合理界定和安排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的角色以及推进同各利益攸关方的嵌入式互动已成为中国更好维护《巴黎协定》的有效性并理性发挥引导作用的重要考量因素。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理念、行动、分歧与合作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理念和行动,分析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合作前景。笔者认为,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中欧的全球气候治理理念都处于变化中。中国从之前被动地接受"治理",到积极地参与国际机制,甚至主动提出治理方案,如南南合作。而中国近期提出的"自主国家贡献"目标更是对促成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欧盟利用话语权和气候外交的优势,在引领气候治理向着自己意愿方向发展的同时,逐渐成为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菅的"推手"。中欧尽管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双方的合作空间却在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中国不断提高自身参与气候治理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而欧盟也愿意以更温和的态度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开合作。     

德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行为及其动因分析

提供气候援助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气候治理能力的提升,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发达国家缔约方的法律义务。随着气候变化议题地位的不断上升,气候援助也成为诸多发达国家对外援助中的重要部分。一直以来,对外气候援助在德国对外援助中占有着较大比重,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资金面临缺口的情况下,德国仍然保持甚至增加了其对气候援助的投入和承诺,是全球公认的积极的对外气候援助国。其对外援助行动表现出了援助意愿强、援助力度大、援助对象广、援助渠道多和援助专业化的特点。通过对德国援助行为的分析,可发现其援助动因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帮助受援国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二是提升德国在气候议题中的谈判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三是促进德国国内气候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可以预见,德国将会在这一领域延续其一贯积极的政策导向,引领全球发达国家的气候援助行动。     

大国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基于中美经济外交战略及其互动分析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国经济外交互动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近百年来大国通常的做法。文章通过梳理二战前后美英两国经济外交博弈及其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的关系发现,美国经济外交及其政策对于塑造和维护其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经济外交战略运用的后起之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外交助推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融入者转变为建设者、改革者乃至成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塑造者。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互动的针对性和竞争性会进一步强化,中国需要与美国在相互调适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权力空间。     

李明博政府实用主义外交回顾与评价

李明博政府为实现"先进一流国家"的战略目标大力开展"创造性实用外交"。在实用主义外交理念的指导下,韩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际地位。为此,韩国制定并实施了由对朝关系、四强外交、全球网络合作外交和全球贡献外交构成的外交构想,努力打造"全球韩国"品牌。纵观其五年的外交历程可以发现,李明博政府努力推动的安保外交、通商外交和全球外交有得有失。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对外决策模式与行动动因

气候变化是当今最为重要的全球公共问题。欧盟在全球应对行动中是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之一。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决定了其气候外交行动的方式,并对全球气候行动进程具有重大影响。探讨欧盟气候行动的深层动因,有助于理解欧盟气候政策的机理和对外行动的逻辑。本文将从外交政策的视角研究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从动机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解读促使欧盟致力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层原因。     

哥本哈根谈判进程和中美碳外交的发展

巴厘路线图出台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酝酿着深刻变化。进程将尽的哥本哈根谈判也面临大国关系复杂交错的分化与组合。其间中美经由碳外交建立起来的双边协调和互动关系,促使美国试图争取掌握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格局的主动权,亦促使中国试图继续赢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均势。我们必须对中美共治的幻象有清醒的认识,警惕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绑架中国。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不可能适用中美共治的模式,而会通过大国之间的合作,促进多边协调的框架机制完善发展。     

前行中的困顿:京都时代与后京都时代的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

2010年底的坎昆会议见证了气候谈判的紧张程度,各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艰难地达成了两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推动气候谈判进程继续向前。京都议定书的第一阶段即将结束,未来的环境合作如何进行,仍旧是一个变数。作为气候环境领域的一个参与者,俄罗斯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是,俄罗斯的气候环境外交却显示出矛盾的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签署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上前后变化较大,而且表现在俄罗斯政府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态度上。从京都时代和后京都时代的转型过程看,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断裂与延续",即断裂的立场和连续的利益战略,国内国际的分离与一致,单边与多边的断裂与全球领导的一致性。这些因素长期影响着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的思维,并呈现出前行中困顿的状态。     

美国的全球卫生安全政策——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的国际政治分析

全球卫生安全被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升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一项议程始于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末;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全球卫生的国家安全意义和应对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初步形成了政策框架;奥巴马执政后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卫生安全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美国把全球卫生安全融入对外政策议程的主要原因是:应对新型和复发传染病跨国流行和生物恐怖活动对美国国内和海外驻军构成的日趋增大的现实和潜在的卫生威胁;通过实施全球卫生外交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援助减少传染病的跨国传播,维护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利益,以及对美国战略上重要的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通过持续、深入的全球卫生介入,宣传美国的人道价值观、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卫生介入是其全球卫生安全政策的具体体现。     

全球气候外交论析

气候外交是指国际社会围绕气候治理展开的外交活动。国际气候外交的行为主体十分广泛,包括联合国、主权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等。国际气候外交对于抑制全球变暖十分重要,但当前的气候外交面临诸多难题。比如,气候外交遭遇到集体行动的难题,并常常被异化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权力外交等。中国的气候外交目前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受到一定的质疑,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必须开展气候公共外交,并在国际责任与自身能力平衡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特朗普政府的国际制度重塑战略

国际制度的构建对美国维护霸权是一个关键因素。特朗普政府接连退出《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多边协议,其"退出外交"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从表面上看,美国的这种退出国际制度的做法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的全球领导权,其成本也极高,但深入分析便可发现,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国——美国而言,这其实是一种制度制衡手段,即国际制度的重塑战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退出外交"的行为是以国际制度的重塑来低成本地维护美国霸权。特朗普政府选择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制度并非单纯考虑经济因素,而是旨在通过"退出外交"扩充美国的权势和影响力。在动态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之后,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制度进行了适当的收缩,达到了既减少自身的开支又维护了美国的霸权的目的。     

日本地方治理中的公民社会组织参与模式——以自治会为例

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是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地方治理强调地方分权和地方居民自治背景下的治理体系,地方居民为主体的公民组织是其重要参与者。日本的自治会作为地方社区的基层公民组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分布规模来看都是日本最大的公民组织,是日本地方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同时自治会又具有辅助行政功能的色彩,与市区町村的地方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协调关系是其特色。因此自治会在参与地方治理中表现出了"行政媒介型公民参与模式"的特征。自治会一方面发动地方居民的力量参与地方治理,实现地方居民的主体性参与;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协助地方政府的行政,和地方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进而达到影响地方政府的目的。     

气候政策立场的国内经济基础——对欧盟成员国生态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革新及市场化所形成的生态产业对于一国未来发展潜力及经济地位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生态产业的力量越强,则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也越积极与超前。本文通过对欧盟15个成员国生态产业和气候政策立场的分析考察证实,生态产业实力较强的德国、奥地利、荷兰一直是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领导者",而生态产业实力相对较弱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是欧盟气候政策的"拖后腿者",处于中间地位的英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卢森堡总体上政策立场趋于积极,法国、芬兰、瑞典情况复杂。因此,本文认为,生态产业实力的大小是决定欧盟成员国气候政策及其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立场的重要因素。     

全球环境治理“领导者”的蜕变:加拿大的案例

加拿大长期以来曾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积极领导全球环境治理的典范,一度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但是近年来却俨然蜕变为气候谈判中的"拖后腿者"。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本文通过国际和国内、政治与经济多个层面的分析发现,除了美国因素以外,加拿大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和政治体制是导致其战略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油砂大规模开发和原油出口(特别是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导致加拿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处于比较劣势;而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正好与加拿大松散的联邦制等制度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加拿大气候政策的转向。从这个层面上看,经济利益的变化和政治决策制度特征共同成为决定国家气候或环境战略的主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案例也反驳了发达民主国家因其制度因素必然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积极支持者的命题。     

欧盟行为体角色的比较分析——以哥本哈根与巴黎气候会议为例

行为体角色关系到行为体是否拥有权利、能力和机会去开展外交政策以及实施具有何种特点的外交政策。气候政策是欧盟在内部及外部发挥影响力的重要领域,欧盟作为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关键行为体,其行为体角色值得关注,欧盟在气候谈判过程中的表现差异也值得进行学理分析。本文在结构与聚焦的比较分析方法指导下,对欧盟在哥本哈根和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进行对比,发现欧盟在两次气候变化大会中表现出不一致的行为体角色。欧盟内部气候治理、气候外交和谈判策略以及国际情景因素是影响欧盟行为体角色塑造和效果发挥的三个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