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美国经济外交与大英帝国的崩溃

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影响、修正和制定国际规则来塑造有利于本国的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要治理平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为主要治理平台的国际贸易体系就是英美之间经济外交较量的结果。在美国经济外交的强大攻势下,大英帝国最终走向崩溃。当前美国和欧盟加快推动"大西方"战略,主导新一轮国际规则的形成,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变革,积极参与此轮国际规则的制定,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秩序,这既是中国经济外交必须经受的严峻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重大机遇。     

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

大国经济外交,是大国以权势转移、塑造世界秩序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外交,其主要特征是拥有大国实力、大国意愿和大国影响。由于中国经济外交仍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为首要目标,因此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大国经济外交。但中国具有实施大国经济外交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具备高效率运用经济实力的制度优势,以及义利并重的文明属性和丰富的历史文化传承。未来中国实施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是逐步确立大国雄心和大国意识,加强战略规划和打造大国均势体系,因国施策实施精细外交,与金砖国家等协同实施"共同经济外交战略"。中国要稳健审慎使用实力资源,渐进推进大国经济外交。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冷战结束后,塑造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力量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二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构建了在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而美国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强化了其在东亚的单边及多边同盟体系。因此,雅尔塔体系遗产的组织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东南亚诸国通过在东盟"10+"合作框架、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等平台实施经济外交,比较成功地把主要大国及区域集团力量牵绊在东亚地区,并藉此影响了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     

大国竞争与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

近些年来,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和日本紧随其后强化其在东南亚的存在,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日益明朗。美日"重返"东南亚使得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不仅面临着更有力的竞争对手,经济外交为中国崛起带来的安抚效果也大打折扣,东盟国家的大国平衡策略则加剧了大国的竞争效应。为此,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外交的能力,通过寻找各方利益契合点、灵活运用正负面经济手段、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区域公共产品等方式来维护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     

全球气候外交论析

气候外交是指国际社会围绕气候治理展开的外交活动。国际气候外交的行为主体十分广泛,包括联合国、主权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等。国际气候外交对于抑制全球变暖十分重要,但当前的气候外交面临诸多难题。比如,气候外交遭遇到集体行动的难题,并常常被异化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权力外交等。中国的气候外交目前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受到一定的质疑,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必须开展气候公共外交,并在国际责任与自身能力平衡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美国气候外交中的地方参与

美国联邦政府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努力中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努力产生了消极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州和市为代表的美国地方政府正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由于地方政府并不具备宪法授予的外交权力,美国地方政府参与全球气候外交带来了理论挑战。事实上,美国地方政府在全球气候外交中的参与,是一种有益补充,这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在不参与或不认真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努力的同时,及时、有效地掌握甚至引领该进程的相关理念、技术和机制发展。换句话说,相较于对美国联邦政府的缺位而言,美国地方政府对全球气候外交的参与是一种"补位"。     

中美权力转移与亚洲地区体系

地区体系不仅是支撑全球霸权的组成部分,也是崛起中的大国权力与地位得以巩固和提升的重要根基;地区体系不仅是国家实力、尤其是大国实力分配的场所,而且还是塑造国家之间态度、观念和身份特征的"熔炉"。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区体系是决定权力转移的动力与结果、形态与特征的最为关键的层次。中美权力转移的进程——无论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显示出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定位和政策选择的深刻塑造。中美权力转移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和外交政策,而且蕴涵于亚洲地区体系的发展进程之中。只有一个保持了"主体性"的亚洲地区,以及在该地区建立更可持续和更具建设性的地区秩序架构和地区制度安排,才能够真正发挥缓解权力转移困境、进而增加全球体系和中美大国关系稳定性的作用。     

浅析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外交

"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的大背景下"重返"东南亚.但是,由于美国的东南亚外交缺乏连贯、全面的战略安排以及政策上的失误,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影响力不升反降.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在确保其东南亚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基本不变前提下的,在"巧实力"外交理念的指导下,全面介入该地区的各项事务.美国在东南亚外交上的调整必将对该地区权力格局的演变及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产生重大影响.     

冷战后美国亚太多边外交中的同盟逻辑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逐渐开展多边外交以作为对同盟体系的补充,其多边外交具有高度选择性、浓厚的结果导向和特定功能性导向等偏好,难以达到多边主义外交的标准,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及少边主义的色彩更为强烈。美国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与多边外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同盟体系制约了开放、多元的亚太地区架构的形成,并限制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选项,在客观与主观上都制约了美国采取多边主义外交的可能。另一方面,同盟逻辑贯穿美国亚太多边外交的始终,它积极与同盟及伙伴进行"俱乐部式"的小多边互动,利用同盟体系塑造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多边秩序并日益在多边场合划分阵营,对中国进行多边牵制与施压。     

东南亚国家经济外交的策略研究

一般认为,小国在外交领域很难有大的作为,所谓"弱国无外交"就是这一思维定式的简单表述。不过,在观察当代国际事务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小国凭借其在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联合成立组织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其外交能量。通过巧妙利用大国对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小国不但可以从中收获经济利益,而且还能实现一定的政治、安全利益。本文通过分析东南亚各国在多边国际组织、自由贸易协议、次区域合作等实践领域中的经济外交行为,总结了其中的经济外交策略及其启示。     

小/弱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菲律宾的中美“再平衡”

与大国相比,小/弱国是一种独特的国际行为主体,其外交政策要与自身的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相一致。面对两个存在一定竞争或对抗关系的大国,小/弱国通常采取"大国平衡"外交,而这种外交具有不同于大国视角的内在机理。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之后,对中国和美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也迥异于上届政府,似乎呈现一种"亲中疏美"的趋势。实际上,杜特尔特政府不过是试图从上一届政府的对美"选边"倾向向"大国平衡"回调,其主要原因在于菲律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中美地区影响力的消长和杜特尔特的鲜明个性,基本目标是维护外交自主、谋求中国的经济帮助和维持大国平衡状态。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这种"大国平衡"外交框架下,美菲同盟仍将继续得到维持,但两国互信可能有所降低,菲律宾将减少对美国的防务依赖。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的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重要的全球治理和国家发展方案,它有两个主要对外目标,同时也面临着三大问题。为了促进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并克服其三大问题,借鉴国际关系对冲理论,本文认为中国还应打造一个具有稳定性与平衡性的周边三环外交体系。所谓的"环"即是战略关系圈,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的第一环在大国层面,第二环在周边区域首强国家层面,第三环在周边战略支点国家层面。这三环根据对立统一和相反相成的对冲原理相互连接、相互影响而构成一个战略关系网,这个战略关系网就是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它是"一带一路"建设必要的补充与保障。     

双循环、外部性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如何从这一战略部署出发,调整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外交,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课题.事实上,之所以强调双循环,本质上还是一个外部性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化解中国经济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是目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任务.基于经济学关于外部性理论分析的基础,通过考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外部性的新现实和新挑战,文章认为,只有推动中国经济外交实现从"单循环"到"双循环"的转型,才能实现中国"双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

"大国平衡外交"是指不排除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利用各大国的优势、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对权力的追求,主动与其发展政治、经济、安全等全方位关系;同时,防止任何大国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实现大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均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南海争议业已成为中国与某些东盟成员国乃至整个东盟组织之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成为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加大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重点平台之一。东盟组织与其成员国对于大国平衡外交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目前,南海问题中呈现出的关注力量国际化、解决方法复杂化和权利诉求法理化,都对中国一向秉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方针提出了严峻挑战。     

文化外交:历史、现实的审视与思考

伴随中国向全球大国成长的"烦恼"之一是中外之间相互理解上的不平等、非对称。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所造成的。同时,也与中国自身的文化现代化水平和文化外交能力相对滞后有关。无论是参与未来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变革,还是全面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都要求中国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生动力,从思想创新、体制改革、能力建设、产业扶持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补齐文化外交的"短板"。就未来中美关系而言,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地改进文化影响力,不能创设与经济赶超战略等量齐观的对外文化战略及精良的运行机制,那么无论合作愿望多么强烈,也难以使美国确信"合作"将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唯一价值取向。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当代文化外交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加以总结,对中国文化外交存在的"短板"做出剖析,力图推动建立一个跨层次的研究框架用以解释文化外交,丰富文化外交理论,推进中国与世界文化融合,保障对外战略的平稳、可持续实施。     

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天道仁礼”与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外交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的关系性思维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迥异。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以先秦诸子为源流,有"天道仁札"的通贯系统。"天"是中国人心中万事万物的本原和统摄;自"天"下降有"道"、"仁"和"礼"的范畴,它们开始关乎人间秩序。通过系统整理以"仁"为核心的关系性政治哲学,文章进而为汇通中国传统和现有国际体系的话语打下基础,为中国外交的顶层、观念设计,甚至为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以中国上升的物质实力为依托,沟通西方社会哲学思潮的语言学、存在主义、关系和实践等本体论转向,这一顶层设计可以通过系统性反思现有国际社会话语体系来突破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瓶颈。中国理应在关键大国关系的构建、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的世界秩序想象中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政治哲学体系。     

《十九大报告》与中国外交的新时代

《十九大报告》具有三大突出特色：一是再次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二是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三是强调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基本方针路线。中国外交开辟新局面需要把握好四个平衡：一是和平崛起与大国战略之间的平衡;二是全球治理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平衡;三是合作安全与国家安全利益之间的平衡;四是内向与外向之间的平衡。中国外交应当高...     

G20:美国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途径——兼论中国的应对策略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运用霸权实力在国际上打造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自由、开放、稳定的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和能源体系。但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霸权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为此,美国重新调整了其经济外交战略以适应新形势,并最大限度地维护其霸权利益。文章通过分析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及G20框架中的收益—成本认为,G20的价值与美国的利益诉求相兼容,它是美国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途径,对此,中国需要积极、有效地应对。     

编者的话

正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不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界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更是当前中国对外实践的重点所在。本期两位作者分别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李巍关注了全球贸易体系中权力转移引发的国际贸易制度领域的主导权竞争问题:守成贸易大国美国正在构造排他性的新国际贸易制度体系,崛起贸易大国中国则通过搭建自己的自贸区网络,对冲美国施加的制度压力,这加剧了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对抗和全球贸     

从应对贸易摩擦到预防经济脱钩: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形势分析

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负重前行,取得了一系列进展。首先,以建设性姿态与美国展开经贸谈判,最终在年底达成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避免了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其次,积极加大对欧洲、日本、俄罗斯以及东南亚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外交,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力促RCEP完成谈判。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中美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中国的"带路"外交进入机制化建设的新阶段,尤其是新建立的"一带一路"新闻与智库交流机制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展望2020年,中美经贸关系依然错综复杂,WTO改革压力重重,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疑虑可能会进一步发酵,中国经济外交依旧充满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