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治理需要向村落延伸

现行农村治理体系的末端主要定格在"村"这一层级。从农村治理的多年实践来看,村级组织在农村治理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把村级组织建设好了,就起到"定乾坤"的作用。但从农民政治需要、基层长远发展来看,农村治理必须与时俱进,向村落延伸,在农村构建"村—村落"两级组织构架,使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真正落地。一、村落特有禀赋和文化资源使村落成为农村治理单元的最佳选择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优化路径

村级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部分,既具有"国家性"又具有"社会性"。村级组织由基层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构成,"一肩挑"在强化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对于群众主体性的发挥和村民自治的运行也会产生影响。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关键在于厘清乡村发展目标和村级治理定位,在此基础上完善村级组织与村级制度。     

新时代，新农村，新面貌

正"这都不像农村,更像是城市的小区!"在中国大地上,众多村落正走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大道上,推动着农村发展日新月异。"这都不像农村,更像是城市的小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完全想象不到农村可以发展成灵潭村这样。"今年3月,张志辉通过南雄市村级组织员的选拔招聘后,分配到灵潭村任村级组织员。刚到灵潭村,张志辉就发出这样的惊叹。     

社会资本视域下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基于江西省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新时代的村民自治转向社区自治,村级组织建设的重心正在从村民自治转向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来统领乡村工作,成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向。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江西省农村基层"党建+"在工作理念上突出协商取向,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整合民意;在组织设置上,构建"一核多元"党群管理架构,提升组织力协同发展;在工作机制上,建立健全公开机制和监督机制,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在工作内容上,强调"党建+村中心工作",实现与基层实际有机融合。优化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必须使"党建+"工作服从治理需求,根据社区社会资本的总量和分布决定其内容和机制;必须强化建章立制、确保规范运行,开展实质性内容的党建活动,扩大工作覆盖面;同时,必须使"党建+"工作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着力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强党建促基层治理

正2015年以来,吉安市坚持问题导向,以强党建促基层治理,在村(社区)着力强化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规范各类组织职责、规范工作运行程序、规范村级干部行为,加强村(居)务监督,努力实现基层党建工作由重场所、经费保障等硬件建设向加强制度等软件建设并重转变,村级组织建设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农村党的建设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以强支部为核心,让村级党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治主体和组织行为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影响。文章通过对成都山镇治理变迁过程的考察发现，村级治理行政化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相结合，共同形塑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结构。村级治理行政化等外部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原子化以及家庭结构中女性“半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驱动，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地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地区农村的客观选择和现实，这得益于治理资源密集输入、村级治理力量充足以及乡村关系高度一体化。青年女性村干部虽然能够胜任当前基层治理事务要求，但行政治理体制结构使其陷入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     

村级治理的“行政化”与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

在当下中国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趋势愈加显著;其背后的问题是现有实践与村民自治制度的背离,以及村级治理体系的混乱。既有研究多聚焦在村级治理的微观制度、运作机制方面。但如果将视野放宽,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基层社会"构成"与"整合"的重要政制问题。通过对当下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实践类型、成因与制度后果的分析,以及历史上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动员、秩序维护的几种"理想类型"政制方案的考察,可以获得对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个宏观约束条件:农村的战略定位、国家基础能力和意识形态塑造。依此分析框架,对于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可以提出一个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方案,形成"行政—基层党组织—自治"的三元构造。     

祁阳：创新“工作村为主”的基层之治

【调研背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相关要求,更好发挥村级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积极力量,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组织中组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有关专家,于2019年12月赴湖南省祁阳县进行基层治理的专题调研,系统总结其"工作村为主"在新时代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实践与典型经验。     

重庆市长寿区多措并举治理难点村

为夯实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基础,重庆市长寿区把＂难点村＂治理工作纳入了全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采取强有力措施对＂难点村＂进行有效治理,＂难点村＂的面貌焕然一新,村级组织的工作基础得到有力加强。     

“新乡绅治理”模式的政经逻辑

"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模式转换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乡村社会对村级组织弱化的自主适应和应对,并且对基层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党建创新引领村级治理

正近年来,沭阳县委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按照"治县必先治村、治村必先治党"的理念,坚持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从具有引擎功能的基层党建项目抓起,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村级科学治理,促进了基层和谐稳定发展,群众心气顺了,干群关系顺了,事情办起来也顺了。     

村级债务的“堵”与“疏”

村级负债是基层治理中的重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级债务经历了"形成—锁定—反弹"三个阶段。农村旧债锁定而新债发生的现实情况表明,取消农业税费只能消除传统的农村负债问题,加大向农村的资源输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债务问题。治理"村级新债"应当超越税费改革和农民减负思维,站在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构建防范村级债务的长效机制。     

浅谈农村村落社区妇女组织建设

中国农村体制改革以来,农村社会产生了巨大变迁,特别是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村民自治的实施,党和政府在农村基层的政权组织发生了变化,妇联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随着乡村政权组织的改革,基层妇女组织也发生了变化。从2003年开始,江西省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第一个试验田,在农村最贴近每户农家的基本元素———村落,初步建立了党政领导、民政部门指导、村级组织牵头、自愿者协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村民广泛参与的农村社区建设的运行新机制。妇联组织建设如何适应农村改革与发展,跟上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在村落社区中发…     

“村委会+公司+农户”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初探

<正>随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不断推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已成为抓基层、打基础的重要保障,也是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目前来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虽然态势良好,但是仍存在路径单一、后劲不足的问题。就浮山县而言,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破一万元易、破五万元难"。针对这一现状,我们探索推行了"村委会+公司+农户"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及其生成逻辑——基于武汉市J区M街道的田野调研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是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人才力量。研究发现，在基层治理转型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县域政府为了优化村级组织的人才基础，缓解村级治理压力，通过公开招考渠道向村庄制度化地输入青年后备干部。在实践中，这一基层干部供给制度表现出选聘和培养环节分离的特点，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由于难以正式进入村治队伍，面临去留不定的发展困境。后备干部制度的不完整嵌入、发展激励与培养预期的错位、制度目标偏差下的能力锁定，共同形塑了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青年后备干部群体的职业际遇，反映出后备干部制度设计与乡村治理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国家制度嵌入社会的过程中仍需要重视基层社会治理的适配问题。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取得新成效

<正>成都市温江区务实进取,勇于开拓,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多元参与社区治理取得新成效。一是打造活动场所,夯实治理基础。采取"腾、调、改、扩、建、提"等方式,率先在成都市实施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提升工程",共投入资金2.43亿元,完成全部116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标准化建设。二是推行准入制度,减轻社区负担。依法梳理政府和村(社区)职责边界,精准制定"五清单一流程",试点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区级部门下沉村(社区)行政事     

复合共治:社区治理最佳路径

正"村改社区",是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孕育而生的社会变革。这种城市化进程中基层社会的变化,引发了对"村改社区"如何完成集体经济向社区经济的转变;如何完成农村组织向社区组织的转变;如何完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向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转变等问题的讨论。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江欣苑社区创新了可借鉴的复合治理模式。     

旅游资本影响下的基层治理:冲突与应对——基于K市S镇的调研

在国家推动旅游业发展的背景下，大量旅游资本下乡并成为影响所在地区基层治理的重要变量。在调研地区，旅游业既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导致农民和旅游景区之间围绕土地补偿、生计维系以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等问题而产生的利益冲突的形成。为了实现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当地基层治理体系不仅以景区为中心重新配置了公共权力，还通过建立景区管理组织和村级组织的干部交流机制、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方式应对当地村民的利益诉求。这一基层治理体系为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但随着旅游业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该治理体系的风险也可能相应增加。从长远来看，景区所在地的基层治理体系需要更加充分地保障村民有序参与村庄治理的主体性，确保地方长远利益和农民当前利益的平衡。     

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探索、创新与经验——基于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治理实践的分析

正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沿阵地。近日,调研组在赴贵州省"农村改革试验区"湄潭县所辖金花村调研当地基层治理的组织构架、运作模式后,总结出一定经验,以期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农村地方基层治理提供一些借鉴思路。一、三委联动:复合一体的农村基层民主治理体系2014年,金花村在现有"两委"基础上,创设了村委监督委员会,实行"村支监"三委联动机制。监委会     

财政压力下的村级权力变异——以湖北A市B镇C村为个案

农村村级组织负债严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形成原因较为复杂。湖北省A市B镇C村比较典型。在财政压力下,村级公共权力发生变异并对乡村治理产生影响,解决这一问题,须作多方面努力,只有推进村民自治,减轻村级债务负担,才能建立良好的村级治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