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和发展趋势

中美关系的国际大环境是:“一超多强”的大国关系基本稳定,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2005年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最平稳、最成熟的一年,脱离了“非敌即友”的简单逻辑。美国明确地把中国定位为崛起的大国,视为仅次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战略对手。中美双边问题日益多边化,特别是在中日摩擦增加的情况下,中美日三边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台湾问题暂时不处于中美关系的中心位置,有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     

卷首语:用新视角观察大国关系走向

冷战以后,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关系正处于重构之中。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大国间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何理解这种变化的深层背景,把握其特点、动因以及发展前景,是各国政治家和有关国际问题的学者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大国关系变化的深层背景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冷战的结束对各大国发展态势所带来的影响。冷战的结束,是否如表面上所见那样,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胜利者。事实上,诚如美国著名学者戴维·卡莱欧教授所言,冷战的结束还为欧洲的整合与发展,为中国的崛起,甚至为俄     

美国对香港民主输出战略的演变

美国对香港的民主输出战略是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美国对香港的民主输出经历了冷战爆发至冷战结束的低调关注阶段、冷战结束至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直接介入阶段，和香港回归之后的积极干涉阶段，美国所使用的政策手段也逐渐从软干涉演进到硬干涉。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美国对港民主输出战略发生重大变化，其中的风险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     

美中俄——新的战略三角关系

冷战中形成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美中联合抗苏为特征的。冷战结束,随着苏联的垮台,中美苏三角关系亦一度不复存在。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美俄彼此关系和各自国内形势的变化,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三个大国——中美俄之间逐步形成了新的三角关系,且有中俄交好共同疏远美国的色彩,颇为世人注目。     

试析冷战后的中日俄关系演变:现实主义的视角

冷战两极体制结束以来,中日俄三边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因素的重要性凸显;美国的世界战略对中日俄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在中日关系和中俄关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日俄关系正逐步升温,三国间的互动格局渐趋形成.     

冷战后欧美在东亚的战略互动初探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崛起及其引发的地缘政治效应使得东亚成为欧美对外政策及双边战略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地区。双方在该地区的战略互动日益受到关注。尤其是2008年以来,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及欧盟加大介入亚洲事务的背景下,欧美在东亚的互动与协调明显有所加强。随着中国与东亚崛起给西方构成的挑战日益明显,欧美在东亚的互动可能更加重要和迫切。然而,欧美在亚洲战略上的分歧以及欧盟深度介入亚洲事务的能力不足等因素也将继续对双方的互动与合作构成制约。欧美在东亚的战略互动,不仅对冷战后大西洋关系的重建意义重大,而且也将对中美欧关系的发展和21世纪东亚格局与地区秩序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北约的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特别是“9·1 1”事件以来 ,北约的性质、职能和目标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如何认识变化中的北约 ,给北约准确定位 ,是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从美国全球战略、北约适应性改造以及美欧俄的关系互动等不同角度 ,对冷战后北约的演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本文认为 :北约正在演变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与欧洲统一稳定的一个工具 ;北约在不断调整军事战略的同时 ,其政治功能空前加强 ,正在演变成为一个成员众多、没有固定敌人的合作安全体系 ;北约内部的凝聚力将逐渐趋于松散 ,无论美国还是其他欧洲盟国对北约的依赖都将下降 ,对北约的使用也将日趋灵活 ,联盟关系将进入相对不稳定的时期。北约从军事联盟向北约范围内的安全共同体的转变 ,有利于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从一万米高空"看中国?--《我看中国》的启示

美国人如何看中国 ,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自从中美两国在两百多年前开始交往以来 ,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不但五花八门 ,而且变化很大。大致说来 ,从 2 0世纪初至冷战结束 ,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经历了“朋友—敌人—朋友”的过程。 2 0世纪 90年代 ,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 ,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些美国人一方面看到了中国的巨大经济增长 ,把中国视为“威胁” ;另一方面却又根据中国内部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 ,预测中国将“崩溃”。美国人对于 2 0世纪 90年代中国的认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 ?中国到底有…     

对21世纪初叶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重大问题的思考

布什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面临冷战结束后的第二次抉择.美国政府从维护"一超"的国家利益出发,已将2015年前后的中国视为全球性竞争对手,在亚太地区开始构筑一个对华的战略包围圈.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本质,使中美两国在新世纪发生军事摩擦的可能性在增大.然而,中美两国的矛盾并非不可调缓,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政界要以务实和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冷战后中美西太平洋军力对比的发展演变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东亚地区形成了以"陆海分离"为特征的安全秩序。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频繁调整亚太安全战略及军事部署,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导致这一秩序迅速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形成。基于确保地区主导权的考虑,美国不断调整亚太安全战略,其中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抵消中美西太平洋军事力量对比变化带来的影响。期间,美国由寻求确保台海两岸军事平衡,到维持中国与东亚军事强国的军事平衡,再到阻止中国抵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与中国针锋相对的一面明显上升。为有效管控这一趋势,避免两军在亚太地区迎头相撞,确保地区安全稳定,有必要从观念、秩序和实力三个层面出发,思考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可能构建的军力对比态势。     

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影响和对策

冷战结束以来,美印关系逐步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基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美印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合作.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对中印关系和印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与美印两国分别存在的共性和分歧,提出了中国在中美印战略三角关系中可采取的战略和政策.     

中俄美欧战略互动特点和发展趋势

中俄美欧互动关系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战略思维和整体论有助于弥补现有四方关系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战略关系总体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四方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变化。中俄美欧战略互动位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四方在发展主题和命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时代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互动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战略意义。中俄美欧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国际社会不仅要反应式避免"新冷战",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     

试论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美国开始酝酿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调整。20世纪90年代是调整的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完成了对冷战后美国安全环境的评估,确定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方向。进入21世纪,随着美国国内以及国际政治的变化,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逐渐形成。在以“先发制人”战略为核心的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中,打击“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和防止崛起大国挑战美国霸权两个目标被巧妙地统一在一起,“先发制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冷战后美俄中南亚博弈

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大国关系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对国际格局形成了互动效应.本文以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冷战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美俄中三国在南亚问题上政策的异同,展望这一地区大国关系的互动前景以及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两种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冷战后,由于国际体系结构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分别出现单极化与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地缘政治逻辑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响则迅速上升。与之相应,经济取代安全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议题。自奥巴马政府执政起,随着中美两国步入战略竞争时代,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并成为未来中长期中美战略互动的决定性变量。然而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连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却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所界定的: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变化了的国内政治动因促使上述主题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的规则约束与多边制度竞争到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型施压与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化。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观察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中美经贸关系的历史轨迹(1979～2016)

从1979年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至2016年中美举行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经贸关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包括冷战后期基于相互战略需要的经贸关系十年建构期、冷战后围绕中国在美享受最惠国待遇进行谈判和交涉的十年讨价还价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经贸摩擦与纠纷加剧的五年磨合期,以及两国经贸关系十年战略与经济对话期。中美经贸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了各自战略目标的差异性,以及双边经贸关系向国际化演进的历史轨迹。     

韩美同盟关系的新变化及未来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韩美同盟关系一直是韩国对外关系的支柱,这不仅因为韩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建国的,更重要的是因为韩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美国。但是随着“冷战”后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两国尤其是韩国国内政治的演变,韩美同盟关系也已出现了引人注目而又意味深长的变化。本文重点考察韩美同盟关系的新变化,并对未来的韩美同盟关系略作展望。一韩美同盟关系的新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东北亚的国际关系进行了调整。随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韩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朝鲜与美国…     

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

文章从国家实力、合法性认同、关系互动等三个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二战后东北亚安全秩序稳定的因素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这体现在三个悖论上。其一,美国希望继续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但越来越力不从心;其二,尽管近年来中国日益强调要在地区秩序走向上发挥更大作用,但难以撇开美国实现角色提升,遑论单独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其三,中美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将维持下去,且有滑向竞争加剧的倾向,对东北亚安全秩序而言,意味着维持现状的可能性较大,但又有出现类似冷战格局的可能,这显然违背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针对上述悖论,文章基于现实条件、第三方态度、中美两国的意愿等,提出了在东北亚安全秩序构建上应推动"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思路。这一思路既符合目前东北亚安全秩序影响因素变化的趋势,也符合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在构建上面临的困难包括两国实力差距仍较大、缺乏地区整合机制以及中美秩序观不同。面临的有利条件不仅包括实力变化趋势与利益共享特点,还包括中美两国的重要性对于该地区其他国家而言均不可替代,随着朝鲜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中美在该地区将不存在敌对国家。在构建上,中国应继续把注意力聚焦到包括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建设、逐步整合东北亚地区、持之以恒地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朝核问题入手逐渐过渡到其他领域,以及加强机制建设等。     

从全面去合法性到选择性嵌入:冷战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及其解释

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和崛起型国家,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突出反映在其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上。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文化主义均不能全面地解释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文章运用话语分析和模糊集合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正在从全面去合法性向选择性嵌入的方向转变。对于这一历史性转变,文章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的理论框架进行解释。冷战结束初期,中国更多地依靠弱者的武器;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综合使用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