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预防极端主义犯罪的刑法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极端主义犯罪，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犯罪并列规定，顺应了我国反恐的现实需要、呈现出刑法早期化介入趋向、回应了当下社会治理对安全价值的诉求。为进一步表明我国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立场，一方面刑事立法应当明确界定“极端主义”的概念，秉承“适度犯罪化”理念以恪守积极预防的边界；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刑事司法合作，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水平。     

唐律视角下我国老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研究

我国迈入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已迫在眼前，随之老年人犯罪现象也愈加突出。古今中外的刑法考虑到老年人生理、心理的差异以及刑法之理念，因而对老年人犯罪都进行了特别规定，尤其是我国唐律的规定更为详明。对老年人犯罪应从刑事责任年龄、犯罪年龄认定、教唆犯罪等方面仿效唐律进行立法补正，以体现刑罚的从轻原则，从而弥补现行刑法的疏漏。     

中外网络犯罪未完成形态犯罪化问题的比较与思考

关于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犯罪化,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难题。对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等犯罪未完成形态是否惩罚,或者惩罚到何种程度,反映了一国刑事立法技术以及价值取向问题。对计算机网络犯罪的预备、未遂以及中止,是否需要全部犯罪化?对其全部犯罪化能在何种程度上起到防控网络犯罪的作用?中外刑法在此问题上是如何规定的?文章通过对各国刑法对计算机网络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相关规定之比较,以探讨我国对计算机网络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犯罪化之路。     

试论持有信用卡行为构成犯罪的几个问题

将持有特定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在我国的立法中已为数不少。1997年《刑法》已把伪造信用卡、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行为规定为犯罪。2005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五)》把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或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有其理论上的正当性与现实中的实用性。对持有信用卡行为犯罪的立法依据,犯罪行为,主观心态,犯罪停止状态等一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信用卡的管理和国民经济的快速流转。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研究之一：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合理性之探讨

我国刑法典对单位犯罪适用自首制度没有作出特别规定，导致实践中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基于自身对法律的理解而对同一案件作出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判决，在对犯罪单位合法权益的保护上出现了差异。从刑法理论、法律制度和社会现实需要等方面进行考察，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既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和内在精神。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需求。     

恐怖犯罪概念比较研究

恐怖犯罪是对当今社会的一个严峻挑战,而我国刑事立法中却缺少有关恐怖犯罪的相应概念,因此,无法适应打击恐怖犯罪的现实需要。比较、研究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刑事立法中关于恐怖犯罪的有关规定或概念,对解决这一问题很有帮助。     

论中国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是刑事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不同的语境会得出不同的犯罪概念,而不同的犯罪定义则反映了不同的犯罪观念。贯穿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思想主线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融合、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统一,因此,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也应体现这一价值取向。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定义在总体上契合刑法现代化的要求,但在具体说法上应修改为：符合刑法规定的、侵害法益且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     

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犯罪概念之比较

贯穿刑法现代化的思想主线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融合、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统一。三大法系国家“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犯罪概念结构，体现了刑法现代化的价值理念。犯罪概念的不同立法模式，决定了不同国家犯罪概念内容的差异和犯罪圈大小的不同。犯罪概念的结构体现刑法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应当一致；而犯罪概念内容则体现不同国情，可有适当差别。     

论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

从犯罪学的角度而言 ,恐怖主义犯罪是指在恐怖主义旗帜之下 ,由个人、团体乃至政府实施的足以引起恐怖气氛的反人类的暴力行为或暴力胁迫行为 ,具有动机政治化、犯罪组织化、影响国际化等特征。刑法上的恐怖主义犯罪是由刑法规定的 ,由恐怖主义组织或个人实施的 ,旨在引起社会恐怖气氛 ,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以及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恐怖主义犯罪也不同于恐怖犯罪 ,区别二者既有刑法上的意义 ,又有形事政策上的意义。     

商业贿赂犯罪概念新探

刑法语境中的商业贿赂概念可以借鉴经济法层面的商业贿赂，但绝不能受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暂行规定》中对商业贿赂概念界定的影响，应该将一切能够揭示商业贿赂本质且大量客观存在的商业贿赂现象都包括进去。本文立足于当前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以现行的《刑法》规定及司法解释为依据，认为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在商业活动中，商事活动参与者为谋取商业利益而给予他人财物，或者与商业活动紧密相关的人利用商事管理职权而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为促成商事活动双方的行贿、受贿而居间介绍，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浅论我国反恐怖犯罪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恐怖犯罪缺乏明确规定,刑法修正案(三)并没有将恐怖行为单独规定为一个罪名,我国参加的某些国际规约中规定的恐怖活动罪行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我国现行刑法中尚缺乏规制恐怖犯罪的程序性规定.对我国反恐怖犯罪立法进行完善是必要的.建议对反恐怖犯罪单独立法,建立实体和程序合一的立法模式.     

论犯罪定量因素立法化对法定刑模式的要求——以抢劫罪为实例的研究

在中国刑法规定中,不但规定犯罪的基本行为,同时规定犯罪成立的量的要件,后者即犯罪定量因素立法化。这种立法模式有积极价值,也有消极影响,甚至带来多罪刑阶段加重减轻事由与法定刑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要解决有关问题,应该在法定刑上运用多罪刑阶段之间的交叉式规定模式,并在立法技术上体现出立法公正的要求。     

论不作为犯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在刑法意义上，没有行为就没有犯罪，我国刑法所惩治的犯罪，首先是人的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危害行为，是犯罪客观方面的首要因素。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纷繁复杂，刑法理论将其抽象地概括为两种基本的形式：作为和不作为。在刑法理论和实务界，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是对不作为认定为犯罪并处以刑罚的基础和前提。但是目前由于有的不作为犯罪不具有行为性，显露了我国刑法的立法缺陷和刑法理论的欠缺。因此，对现代刑法理论进行修订以及对我国刑法予以完善势在必行。     

论法人犯罪的几个基本问题

新刑法确立法人犯罪是一大进步，但采用单位犯罪这一称谓是立法上的一大遗憾。概念的表述可以多种多样，但性质的揭示终归只能有一个。法人犯罪宜定义为法人或合法存在的非法人组织在决策机关意志的支配下所实施的危害社会依法构成犯罪的行为。作者认为，法人犯罪的确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肯认了自然人地位的降低，一旦法人的整体行为被确认构成犯罪，法人成员即成了潜在的刑罚对象，经过法律的明文规定后，责任人员则成了现实的刑罚对象，故在我国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两罚制，事实上只存在单罚制。     

对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几点思考

由于国内对恐怖犯罪的概念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因而在反恐刑事立法时,不如暂且放弃对定义的追求,代之以描述的方法对恐怖犯罪进行立法,在具体的恐怖犯罪类型和特征上下功夫。另外,在反恐刑事立法中,应当将打击恐怖犯罪的实行行为放在重要地位;在我国法律已经对恐怖犯罪有所规定,同时存在较大立法空间或余地的情况下,对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予以修改补充。     

我国贿赂犯罪的立法演变与协调

我国贿赂犯罪刑法规范,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对贿赂犯罪的规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贿赂犯罪刑法规范,经历了数次立法过程。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立法演变过程中出现一些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需要协调解决。     

毒品犯罪形态初探

大多数毒品犯罪都存在着不同的犯罪形态。如果不考虑这些形态,不分析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社会危害结果,对毒品犯罪案件一概以既遂处理,则势必造成量刑畸重的恶果,不利于改造犯罪分子,与我国刑法的立法精神亦相违背。     

非法提供兴奋剂的刑事可罚性分析

兴奋剂和毒品在物理属性和法律性质上都属于不同的两种物质,我国《刑法》在特定章节专门规定了毒品犯罪,而兴奋剂领域的犯罪却存在立法空白,导致在相关行为的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模糊不明.因此,《刑法》必须明确非法提供兴奋剂的犯罪和刑罚,从源头上打击兴奋剂犯罪,生产、销售和组织、引诱、教唆、欺骗、强迫运动员在体育活动中使用兴奋剂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结合国外兴奋剂犯罪的相关立法,根据我国《刑法》的现有罪名和《反兴奋剂条例》的规定,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主体的范围以及刑罚的设置进行立法探索.     

浅论刑法中的起刑线

起刑线是刑法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它代表着国家追究某些行为刑事责任的基准点.刑法中的起刑线是犯罪构成要件客观方面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构成某些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设定起刑线是基于法律和现实的要求,具有法律和现实层面的意义.起刑线在刑法分别中具有不同的立法模式,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影响.     

我国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对商业贿赂犯罪规定单一的罪名,严格来讲,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法律术语.虽然现行《刑法》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受贿罪、行贿罪等等罪名对商业领域中存在的贿赂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但现行立法在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犯罪主体、对象、法定刑设置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