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离异的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探析

当前，研究父母离异的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从父母离异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联性分析来看，父母离异给未成年人的心理造成严重创伤；父母离异的未成年人犯罪率高有目共睹；父母离异使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缺失、生活失去原有的稳定状态；父母离异后出现的再婚重组家庭，使得未成年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其一时难以应付。此外，导致父母离异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父母离异给未成年人造成心理创伤是内因和主要原因，但还有诸如生理变化影响心理、“疾风怒涛”的特殊心理以及学校教育不当和社会不良环境影响等外因。     

单亲家庭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治对策

以夫妻离异型为主的单亲家庭未成年人犯罪大幅度上升,已成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热点问题,单亲家庭易使未成年人人格发育受阻、性格扭曲、人生观、价值观变异,社会适应能力弱化。建议单亲家庭的家长强化教育责任,社区应办好家长学校,国家应制定有关法律,明确父母责任,社会要增设“国家抚养院”解决单亲家庭无能力管教子女的问题。     

论显著提高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效的战略举措

目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实效尚不能令人满意，要显著提高这项工作的实效，必须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进行再认识。认清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和变化趋势的严重态势，认识到犯罪研究也是生产力，把犯罪研究纳入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总战略，让少年法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所实践，从组织上真实落实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建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科学体系。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是正确处理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中的各个环节予以贯彻落实，不仅对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司法实践价值。     

试论未成年人偏差行为及其矫治

当前，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世界各国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也随之愈加为人们所重视。这种状况缘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产生有其复杂的综合因素，包括未成年人所处的身心发育特殊阶段和由家庭环境、社会发展状况构成的成长环境等主客观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已成为一项亟待高度重视而又需要长久进行的社会系统工程。本文试图从矫治未成年人偏差行为这个角度作一分析，以期对探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有所帮助。 一、对未成年人偏差行为矫治之必要 所谓“偏差行为”，是指…     

留守儿童犯罪预防对策初探

我国目前留守儿童犯罪的高发态势,主要呈现出低龄化、低学历、团伙化,以实施侵财类行为为主,极端恶性暴力案件增多等特征。这主要是由家庭监护和家庭教育全面失守,农村教育资源匮乏、学校教育功能不强,儿童利益最大化理念缺乏刚性和操作性国家监护理念和制度尚未形成等原因所致。目前,我国留守儿童犯罪预防存在诸多难点,主要体现在一般预防层面的留守儿童犯罪预防的家庭责任与政府责任确定问题、临界预防层面的缺少"一放了之"到"一关了之"之间保护处分的问题、再犯预防层面的司法专业化和帮教社会化衔接的问题等。因此,留守儿童的犯罪预防需要通过树立国家监护和儿童利益最大化理念,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体系,让家庭、学校、社会各司其职,共同致力于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从而最大限度地预防留守儿童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的快速增长，已引起社会各界普遍的关注和重视，如不及时加以控制和预防，将严重制约和谐社会的发展，危害社会的稳定、阻碍经济的发展，走出未成年人犯罪研究的误区，客观剖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因，全面掌握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点，切实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及司法防控的长效机制。     

哥们义气：未成年人团伙犯罪的精神纽带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团伙犯罪约占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70％，未成年人团伙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十分严重。哥们义气对未成年人结伙进行犯罪即团伙犯罪的影响十分重要，贯穿于犯罪团伙始终，处处约束犯罪未成年人的行为与内心，是他们的行为准则，是未成年入团伙犯罪的精神纽带。哥们义气对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起着精神支撑的重要作用，让犯罪团伙更具有凝聚力，纠合性更强。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完善和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以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制定、实施的方针、指导原则及具体操作措施的总称。本文立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标准、非监禁化等角度,提出了完善和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建议。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急速增长,未成年人犯罪的现象越来越多,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很多,未成年人犯罪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此,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现状、原则进行分析,探究如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     

社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探究以厦门市思明区下沃社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是未成年人成长的基本环境。扎实推进社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对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下沃社区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已经取得许多成功的经验。通过调研和总结，有助于明确社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基本思路，进而充分整合社区资源，充分家庭、学校、社会的作用，通过建立领导机制、联动机制、引导机制、实践机制和渗透机制，推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成才。     

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制度研究

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起诉是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应有之义，顺应我国社会发展形势，契合司法实践的需要。但目前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起诉率并不高，这其中有制度和制度层面以外的妨碍因素。适当放宽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标准，增设刑事和解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建立不起诉后的帮教措施，从增加特别告知、人格调查、社会调查诉前听证、法律援助程序等方面完善审查起诉程序。惟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制度的作用，实现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南京市未成年人犯罪个体因素的调查与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的个体因素主要是指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是指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能发生直接影响或与其他因素发生交互影响而促成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心理变项，诸如人格特质、自我概念、心理需求、情绪、压力、生活适应、智力等因素，生理因素是指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情形。健康的身体以及愉快的生活，使未成年人偏差及犯罪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抑郁性、焦虑、自卑、不安、自制力、攻击性等人格特质使未成年人偏差及犯罪的可能性增大；自我概念与自我认同低会增大未成年人偏差与犯罪的可能性；情绪稳定性低、自我控制力差会增大未成年人偏差与犯罪的可能性。个体因素是未成年人犯罪各因素的核心，其他（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社会）因素相互作用，并与未成年人的个体因素发生交互作用。     

上海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和对策的理性思考

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刑法意义上的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上海地区完全有可能将未成年人犯罪控制在现有的水平上,未成年人犯罪率不太可能出现大的波动。我们对上海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形势持谨慎乐观态度,因为大量事实表明,上海地区未成年人犯罪有趋向严峻性的可能性,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全社会的努力可以防止未成年人犯罪新一轮高峰的到来。上海地区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相对稳定,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上海地区具有将未成年人犯罪控制在现有水平上的可能,这是建立在深刻的社会发展背景分析和充分的科学根据基础之上的。保持上海地区未成年人犯罪稳定态势,需要我们加强和优化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工作,将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思想和精神,渗透到改革的每个环节和各个方面,贯彻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试论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模式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模式是综合治理。这一模式强调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和全社会的统一行动，是一种开放性的、全方位的犯罪预防模式，它所表现的是一种积极的预防犯罪的态度，是适合于中国国情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基本规律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途径。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过程中，这一模式将发挥重大的社会作用。     

从重新犯罪角度浅议勾销未成年人“前科”制度

重新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研究重新犯罪，不仅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同时也有利于发现和解决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所以，未成年人中的重新犯罪应引起充分重视，包括在法律的制定与运行，家庭及社会等方面都要建立与社会发展和未成年人的现实状况相适应的预防体系。本文从法律的制定与运行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与购销“前科”制度的关系，以说明建立勾销“前科”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留守儿童:青少年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的重点群体

在论及中国青少年权益维护和犯罪预防工作中,我们不能不将视角转向农村留守儿童这一当今典型的社会现象和需要特殊关注的弱势群体。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我国共有2亿农民工,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左右,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与其未成年留守子女的分离,由此而形成了高达2000万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且呈继续增长的趋势。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未成年人总数中所占比例已高达18%至22%,他们的父母能够在1至2年内回家的仅占58%,2到3年内回家的占56%,而3年以上的达到26%。在这些农村留守儿童中,多数是与老人生活在一起,有4.9%的孩子甚至是独自一人生活。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特征与模式研究

未成年人涉黑犯罪数量不大，但涉恶犯罪问题较为突出。“边缘少年”和“问题少年”是涉黑涉恶犯罪的高危人群，涉黑恶犯罪有向中小学校园渗透的趋势。城乡结合部、新兴城镇和治安秩序差的农村地区是未成年人涉黑恶犯罪易发的区域。黑社会亚文化、网络文化和同龄群交往对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的影响较大。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有“自立犯罪帮伙”、“主动加入犯罪帮伙”和“被动加入犯罪帮伙”三种模式。根据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的特征和模式分析，应采取针对性的社会管理、教育方式、警务改革、完善法律制度等措施，以防控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的发展。     

法政策学视角下的未成年人监护立法

在法政策学的范式下,就我国的未成年人监护立法而言,从政策的角度,法律的工具性和合目的性存在不足;从法律的角度,虽然不存在合法性和民主正当性的问题,但是在可行性上存在不少缺陷。究其原因,在留守儿童日益增加、父母监护力有不逮的社会转型时期,政策和法律出现脱节,国内依然没有建立起剥夺"父母监护权"后有效的、完整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没有体现国家在未成年人监护中的兜底责任。建议加快构建一体化联动机制,不仅要健全监护监督和监护干预制度,而且要完善对监护失职行为的处罚措施,并积极引导社会关注和支持未成年人监护工作。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心理学审视

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上存在着一体化和独立化两种主张。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应当独立化。其中，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差异性是其独立化的前提，惩罚负效果的扩大化是其独立化的基础，未成年人心理发展尚未定型是其独立化的关键。我国应倡导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以促进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