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型政府的语义阐释及其界说

“企业型政府” ,或称“企业家政府”、“企业性政府”和“企业家精神政府” ,是近几年行政改革和学科研究领域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概念 ,有学者甚至将其作为取代官僚制、建立政府新范式的代名词。然而 ,人们对其语义的理解和概念的确立很不一致 ,而且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拟从源头入手 ,分析西方学者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各种阐释 ,梳理它们在本质意义上与“企业型政府”之间的关系 ,并就“企业型政府”的意涵进行约定和界说     

企业家政府理论评析

工业时代建立的科层官僚制难以适应信息时代要求,重塑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奥斯本提出的企业家政府理论.主张借鉴企业的经营精神和机制来重塑政府.该理论反映了当代行政改革的一些趋势,推动了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果.尽管其自身存在一些理论上的缺陷,在实践中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但他为当代行政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我国政府雇员制的发展困境及路径探析

政府雇员制始于西方，典型代表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有20％的政府岗位是临时政府雇员。国外政府雇员制度的出现是基于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当时存在两种思想的冲突：一种是以韦伯为代表的官僚体制，强调公务员制度的稳定性，主张终身雇用，其优点在于建立一个合理稳定的公务员体系，但维持成本太大；与之冲突的就是后来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国、     

政府治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

虽然民主与权力在逻辑和实践上都是难以相容的,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贯穿于人类不同阶段的政府治理过程。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决定了农业社会的高度集权与有限的民主,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政府治理,强调的是精英民主,在后工业社会,服务型政府是实现政治民主的政府治理模式选择。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形成各种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组织的创新。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该模式的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这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行政改革进程中的整体政府：概念、缘起、实践和理论

按照Pollit的观点“整体政府”是指一种通过横向和纵向协调的思想与行动以实现预期利益的政府治理模式。“整体政府”着眼于传统官僚制模式的弊病以及新公共管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试图建立注重政府整体价值和绩效的文化和哲学，其最终的目的在于政府能力的提升，政府绩效的改进，从而满足来自社会公众的需求。     

“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辨析

“服务型政府”反映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调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法治政府”是“中国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从“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提出的背景、基本内涵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采看，“服务型政府”不同于“法治政府”。     

政府公信力失范行为分析——基于政府行政成本视角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政府改革运动应运而生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政府再造（又称政府重塑）开辟了新的理论基础，政府职能从“管理人”转变为“经济人”，倡导政府应当将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的成本效益理论引入到公共部门的管理当中，以实现政府利益的最大化，节约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最大限度地为人民利益服务。然而，无论政府基于何种角色，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降低其行政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     

浅析我国政府雇员制的执行困境

作为一项从西方引入的人事制度，政府雇员制在中国存在着许多执行困境：改革制度的最初愿景与执行手段的实际效用存在事实相悖、现有制度的内容涵盖与新进制度的责权归属存在交叉或矛盾、组织机制的稳定性要求与制度引发的无定性流动存在内质背离、政府职位的“公共性”与雇员本身的“自利性”存在利益冲突。政府雇员制在中国的理论完善与实践研究，必须从这些引发根本性问题的困境出发，寻找合适的改革对策。     

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地方政府具有“经济人”特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征地过程中存在过度征用和滥用的行为，规避地方政府行为必须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建立统一的城乡土地管理制度；把集体土地推向市场，取消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改革现行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制度。     

服务型政府:科学发展观视阈下的政府再造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顺应全球化政府改革再造的潮流。适应国际竞争的战略选择和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内在价值诉求。树立"以民为本"的政府观,合理定位政府职能,建立新型政府文化,克服传统行政体制和传统文化的羁绊,从而实现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构建和谐陕西

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就是政治管理过程中基层政府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进行创造性改革所采取的带有规律性的方式方法。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是构建和谐陕西的基本途径;和谐陕西是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基本目标。只有通过基层政府治理创新,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治理模式,才能提高各级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和谐奋进新陕西的奋斗目标。     

试论信息时代政府再造与电子政务之关系

电子政务是信息时代政府再造的理性选择 ,信息时代的政府再造和电子政务关系密切 :电子政务是政府再造的重要手段和推动力 ;而政府再造又必须为电子政务建设建立坚实的基础 ,二者的有机结合可以更好地实现政府再造的重要目标 ,最终建立一个适应信息时代要求的政府治理模式。     

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变革:机遇与挑战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日益成为政府治理领域的焦点议题之一。作为一种技术和思维方式,大数据不仅给政府治理变革带来了重构组织结构、再造政府流程以及优化决策机制等诸多机遇,而且还对政府治理思维转变、能力提升以及“大数据适应型”政府的建立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为了建设大数据适应型政府,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水平,政府部门必须进行治道变革,将转变治理理念、加强技术运用、完善制度供给以及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等新路径作为变革重心。     

论法治社会中政府服务形象的树立

政府传统的管制型治理模式在当下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有效作用在不断下降,政府仅仅是社会治理的机械机关,几乎无服务形象可言。根据法治社会基本内涵的要求,由管制型政府向管制型和服务型相结合的政府转变是必然趋势,管制与服务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是公域之治的必然选择。要更加注重政府服务职能的发挥,从而树立其服务形象。     

政府治理成本与公民满意:内在联系与成本控制

政府治理成本支出的高效化是政府治理的核心,也是公民满意的必要条件,而公民满意有利于政府治理成本的高效化,二者内在关系紧密。中国政府治理成本控制压力加大,政府治理有效性与公民需求存在一定差距,而广大人民对政府治理效能的期望不断提高,政府必须要树立善治理念,提高政府治理能力,遏制扩大治理成本的原始动机;树立人民至上的服务观念,科学决策和制定政策,遏制制度性成本;树立质量观念,不断提高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树立公平与共享理念,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调节机制,健全政府成本会计体系,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提高政府治理成本支出的有效性。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优化政府行政生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战略需要以数字政府建设为重要着力点落实落细,从而使得数字政府成为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论价值与实践的统一,也是深化“放管服”改革、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内在要求。在数据驱动和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技术推动下,着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从行政理念、组织结构、健全体制机制等多方面优化政府行政生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在资源共享、协调合作、公开透明、精准决策的目标指引下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从而达到百姓、企业、政府的共赢局面,促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政府公信力与和谐社会建设

在全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提升政府公信力显得尤其重要。要提升政府公信力,就要正确树立政府管理理念,完善治理模式,加强制度建设,提升资信公信力等。     

政务微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政务微博已经成为我国政府信息发布和网络问政的重要平台。然而作为新生事物，政务微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制度不健全、运行不规范、人才较匮乏等问题，需要我们在把握其职责定位、完善制度规范、提升传播效果、打造专业化管理队伍等方面下功夫，促进政务微博健康、有序发展。     

Review of Logic of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in 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study the logic of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f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ssword”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ructure-function, governance processes and organizational system, the paper reviews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local government over the past decade. It concludes that institution is a core element which affects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research transforms from the determinism which formal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plays a decisive role over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mutual construc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s, local governments and local social institution, from normative research to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a macro-level to meso-level, from organization to organization field. In the future, empi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re recommended, focusing o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strengthening, weakening or re-institutionalizing in inter-governmental or organizational interaction, for more exploration into the general logic of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