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局限性

中国是世界最早制定成文法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君臣共操，刑无等级，以刑去刑，构成了我国传统法治思想的精华。但中国古代又是一个典型的“非法治” 国家，传统法治思想的主要局限是缺少“民主的法制化”理论，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治民工具。     

中国传统德治的实质及其启示

传统的治国理念以等级制度为基础 ,德治的实质是“辅之于法的人治”。虽然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 ,儒家青睐德治 ,法家崇尚法治 ,但在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中 ,往往是“阳儒阴法” ,儒法互补的。法治经过现代转换 ,与民主政治相伴而生。社会主义的“德治”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民主关系为基础 ,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含义。要从根本上杜绝“人治” ,就必须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     

法治的目标价值与手段价值

法治的目标价值与手段价值姜明安“法治”观念的形成及其发展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主要的政治和法律思想流派法家就提出了“垂法而治”①、“缘法而治”②、“以法为本”③、“事断于法”④等“法治”的主张。不过，中国古代法家主张的法治是与封建专制...     

“坐收渔利”的道家——从道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新看“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一直被认为是儒家与法家的战争,但从道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状况看,道家也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更是这场战争的受益者。秦时,法家主操大权,道家是法家思想的哲学基础,汉初,儒家思想被法家所打击得苟延残喘,法家为历史所唾弃而被弃如敝屣,而道家思想上升为主流思想,被统治者所接纳。可见,在这场历史的劫难中,道家参与其中,却又毫发无损,且坐收渔利,登上了自己发展史上的高峰。     

法家“法治”论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代各学派为我国古代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提供了丰富的法律思想，其中，法家“法治”理论自成体系，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现成的治国思想指导。文章通过客观认识法家“法治”理论的内容，考察其在中国古代治理国家中所发挥的作用，挖掘其对我国国家治理制度化可借鉴的合理成分。     

“和而不同”的人性与“殊途同归”的治道——先秦时期儒法人性观及其管理主张辨析

儒家的性善论与法家的性恶论分别是儒家“仁政”与法家“法治”两种不同管理主张的理论基础。孔子根据人性可塑而提出“德治”,孟子根据性善论而提出“仁政”,确立了儒家的“善政之道”。荀子根据性恶论提出“礼法兼治”的管理主张。法家韩非子等人则根据性恶论提出“以法治民”的管理之道。自汉以降传统中国的治道实为儒法（德法）互补与平衡,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和谐管理的智慧,这对当前刚柔相济的管理变革和中西管理文化的融合都具有一定启示。     

法家“君节无私”、“臣德废私立公”论考——兼对“法家非道德主义”说的质疑

“君节”,即为君者应有的节操。“臣德”,即作臣的应有的道德。法家明确提出了“君节”、“臣德”的概念,并以此对为君作臣的提出了道德上的要求,其核心内容是君节无私、臣德废私立公。然法家素有提倡利己主义或非道德主义之恶名。今云法家主张君节无私、臣德废私立公,恐世人多有不信,特作此考。     

中国先秦法家的法哲学思想初探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对我国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和法律实践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法家思想是我国古代改革家、思想家、政治家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法哲学思想方面,法家为中国古代法律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做出了不可比拟的贡献。     

浅谈法家思想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点启示

虽然法家思想伴随着秦王朝的倾灭、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逐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边缘化,但在西方史学家眼中堪称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点的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却无一不是在法家思想直接指导或间接影响下完成的。作为中国古代组织与领导艺术的法家思想,对中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道家和法家法律思想中的和谐精神

和谐是道家法律思想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无为”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在老庄思想中，减少干预、减轻剥削、法律宽和、司法公正及顺应自然等均表达了“无为”的含义，也都体现了某种和谐精神。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均强调只有法治才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国家富强的基本途径。他们对法治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们强调实施法治要求君主与各级官员必须带头守法、秉公执法、信赏必罚、司法严明、谨守公平原则，并要求严格治吏、循名责实，把官员守法与社会和谐密切结合，对我们通过法治手段建设和谐社会都有参考价值。道家、法家与儒家一样，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均是高度和谐的社会，只是他们为和谐社会的实现而设计的途径有所不同。     

依法治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充分体现了全党的意志，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且上升到了国家的意志，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完善和发展。这一基本方略的确定和提出，不是哪一个人、哪部分人的主观臆断，也不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党和国家在我国即将跨入２１世纪的关键时刻作出的一个重大的英明决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古代社会———盛世与“法治”紧密相联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建法立制、…     

法家重刑思想浅析

重刑思想是法家法律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表现在厚赏重罚 ,刑多赏少 ;轻罪重刑 ,以刑去刑 ;不赦不宥 ,刑人必得 ;族刑连坐四个方面。造成法家重刑思想的原因 :一、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 ;二、法家的“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主张 ;三、法定法观念方面的偏差 ;从而得出法家重刑思想既有强调刑罚适用的普遍性、严肃性积极的一面 ,同时又有其过于夸大暴力强制作用 ;把法律理解为治民、防民之具 ;缺乏对他人的尊重以及极端功利主义等消极一面的结论     

略论法家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法家思想是我国古代改革家、思想家、政治家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文章从以法治国,反对人治;“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反特权思想;“明法去私”反对以私害法思想三方面,论述了法家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在当前改革开放时期对实现依法治国,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中的借鉴价值。     

政道论与大一统国家的治理

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政道论”是一种与西方“政体论”迥然不同且极具中华文明特质的政治思想类型。先秦时期产生的以道家为代表的帝道、儒家为代表的王道、法家为代表的霸道，构成了中国传统时代最主要的三种政道。秦汉以来，大一统国家的治理呈现一个“政制”与“政道”的二重结构，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下，通过帝道、王道、霸道在不同时期、领域、阶段的混合运用来治理国家。这种二重结构下的“混合政道”范式也是一个理解当代中国治理过程和效能优势的历史视角，对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不乏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的法学、律学、吏学和谳学

开场白:从《四库全书·子部·法家类》说起在传统的重礼轻法、重德轻刑观念的影响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编辑《史部·政书类·法令》、《职官类·官箴》、《子部·法家类》时,是极为“吝啬”的。主编纪昀在《政书类·法令之属》按语中说:“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兹所录者,略存梗概而已,不求备也。”故仅录《唐律疏议》和《大清律例》二部。而《子部·法家类》也仅录23种。这种指导方针对于中国古代法史文献的保存和研究无疑是不利的。但是《子部·法家类》对法史文献的选择,又是颇具匠心的。大体上录有四类:一是私人学术著述,如     

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成本管理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结合已日益成为众多学者探讨和研究的重点,儒家、法家的管理思想,对创建节约型企业、提高企业成本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价值。通过对儒家、法家管理思想的精髓进行梳理和剖析,汲取其精华,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有效发挥其在现代企业成本管理中的应用。     

慎刑与严刑:中国传统刑罚的双重性格及其原因

中国传统刑罚制度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双重性格 ,即慎刑与严刑的对立并存 ,而制度层面的矛盾无疑来源于思想理论层面的矛盾。应该说 ,儒家思想和法家学说分别是这两种法制现象的理论源泉 ,但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以来 ,特别是儒家法律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制指导思想之后 ,恰恰是儒家的教化观和伦理价值的绝对化使儒家对法家的严刑主张的吸收成为必要 ,从而使这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制度和现象能够长期共存于中国古代法制中而并行不悖 ,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刑罚的双重性格。     

春秋战国末期儒法合流的必然性、必要性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动荡,矛盾突显,许多学派阐述各自的治国思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和法家,儒家主张“礼治”,法家主张“法治”,两家针锋相对,在长期的论争中,为了能使自己的理论适应现实需求,儒法开始互相借鉴,从而逐步走向融合和统一。     

"徒法不足以自行"--秦朝由"事皆决于法"而迅速走向亡国的历史启示

法律与道德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不可偏废。秦朝奉行“一断于法”、“以法为本”的法家学说,重法轻德,“专任刑罚”,实行严刑峻法,本想实现长治久安,最后反而短命夭折。     

多党合作制度与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和合”文化、“修身”文化和“善缘”文化三个方面。其中，“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讲求同舟共济、和谐统一，又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从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团结合作的政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