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从社会底层走向权力殿堂

农民工，是富于“中国特色”的一个特殊群体。然而长期以来，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在权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方面也缺乏足够的空间。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农民工进入权力机关的步伐都在加速。可以预见，农民工的“政治性崛起”，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社会转型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农民工的“政治崛起”

农民工，是富于“中国特色”的一个特殊群体。然而，长期以来，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在权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方面也缺乏足够的空间。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农民工进入国家权力机关的步伐都在加速。3月16日，全国人大通过有关决定，规定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此前，在上海、浙江、重庆等地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农民工已经步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可以预见，农民工的“政治崛起”，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社会转型都具有标志性意义。     

农民工代表推开权利平衡之窗

全国人大明确规定农民工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已有1．5亿农民工进城务工。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代表中还没有农民工。“每个利益群体都应有自己的代表，这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预见，在明年“两会”期间，农民工代表将是“热点人物”。我们期望听刭他们质朴而铿锵的民主之声、权利之音。     

应当逐步废除农民工制度

郑永年2009年2月11日在《参考消息》载文《中国应当逐步废除农民工制度》。当前，中国对农民工权利保护的大趋势是农民工群体制度化，如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供制度性的表达利益管道等，农民工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界别”或者功能社群。农民工制度化对中国来说绝非好消息，而是长期之痛，中国社会将由城市、农村二元成为城市、农村和农民工三元的社会。这样的三元社会．     

福州：领导干部擅自驾驶公车一律按违纪处理

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规定了“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这意味着1亿多农民工将在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中拥有自己直接的发言人。对此，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称之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被征地人员老有所养的“晋江模式”

千百年来，土地一直都是中国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在中国，农村居民人人享有土地，是整个国家稳定的基石。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个朝代的没落，都源于农民失去土地；而每个朝代的崛起，都伴随着“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举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不论走多远，因为有着土地的牵绊，不管城市多么陌生，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心灵归属。土地，是安心土。     

农民工的“残缺民主”

处于城乡夹缝中的农民工阶层，既没有参与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造成了“残缺民主”，严重影响我国民主政治的范围和质量。现有观点认为通过制度创新为外出农民工参与村民自治创造条件或通过制度及政策创新为外出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自治创造条件，但却都缺乏可行性条件，而建立农民工组织是解决残缺民主的可行办法。     

返乡未必没出路

20多年前，为了谋生就业，我国大量青壮年农民纷纷离开家乡，涌入城市务工，形成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现象。由农民工组成的这支“劳动大军”是“中国制造”的主力军，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创造社会财富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乡村社会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是现时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由于制度建设滞后、农民工自身能力缺失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是只具市民化意愿而并无市民化自觉之群体，他们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又不能安守农村，普遍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地区的人才流失，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升农村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强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畅通政治参与渠道，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将是中国乡村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之路。     

关于农民工问题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内涵的重大历史性课题。要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农民工问题。重视和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和优化产业布局；把农民工群体作为新一代产业工人来看待；解决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缺位问题对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具有战略地位。要充分认识中国农民工问题的长期性、历史性，搞好制度设计，为农民工或农民自身的发展创造制度环境。任何短期行为或“做秀”对于解决农民工问题无济于事。     

农民工走上政治舞台/农民工代表新兴阶层的政治“新贵”

从个别到整体，从新闻到平常，农民工当选为人大代表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目前的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亿多人。按照国家确定的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56％的目标。今后每年还会有1300万农民进入非农产业，跨入城镇。融入工人阶级队伍。作为一个新兴阶层，他们虽然没有显赫的头衔，但同样心系国计民生：他们虽然来自基层，却同样对改革充满期待。 为了满足这一阶层的政治诉求，中国将首次在不断壮大的农民工队伍中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而各地方，农民工代表的比例也在不断扩大。 对于人大代表组成结构的变化。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选举理念的重大变化，是对农民本身的宪法权利的一种保护。是对宪法原则和宪法理念的回归。     

谈谈中国历史上的“圣经”与“圣诞”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圣经”、“圣诞”、“圣诞节”等词语已见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表达的意义与基督教的概念不同。将儒家经典视为“圣经”，反映了儒家经典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和人们对儒家学说的尊崇。经历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巨大冲击，中国历史上的圣诞节已为人们所淡忘，但传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丰富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     

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维度

农民工的融入问题关系到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稳定与和谐,它已经成为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维度来考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通过总结归纳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政治意识具有二维性即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并存的特点,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体现了农民工政治行为理性与非理性相交织。农民工双重特性的政治意识与行为相互构建,形成了农民工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在这种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不融入”或“半融入”于城市社会,因此,加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就必须树立农民工现代性政治意识,同时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工政治参与从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加强其政治行为的理性。     

发展不忘农民工

当前,众多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农民工。然而,有的农民工付出的辛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农民工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民工的权益需要切实得到保障。作为云南省保山市最大的国有控股冶金企业云南永昌铅锌股份有限公司,在和外包公司合作过程中,充分发挥农民工的积极性,注意尊重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社会好评。公司先后被评为云南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文明单位”、“模范职工之家”、“先进基层党组织”。该公司对待农民工的做法值得很多企业借鉴,云南省保山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就此对该公司进行了专题调研,形成此报告。     

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 胡小燕的“代表元年”

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的名字注定会被写入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她作为农民工代表在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堪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关注

“中国制造”路在何方 “中国制造”助力着中国的腾飞，“中国制造”背后，是千百万农民工进入城市，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动与调整。近来发生在制造业中的一系列事件，凸显原有发展方式的难以为继。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对贸易竞争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优势不是工资水平，而是劳动效率。     

浙江农民工群体生活状况调查

当前很多地方相继出现了“招工难”、“用工荒”，其实这种“难”和“荒”在前些年也相继出现过。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所谓的“用工荒”？造成这种“用工荒”的背后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浙江是农民工大省，截止到2009年6月底，有农民工1800万。浙江对农民工在制度安排、政策设计上都作出了巨大努力，通过完善身份和情感认同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我们就以浙江省为例，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这一问题作一讨论。     

中国软实力不能吃老本——兼与阎学通、陆钢两位教授商榷

何谓“软实力”？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此概念时，就是一个较笼统、较抽象，但似乎又无所不包的战略思索框架，所以造成了现今理论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多种解读，视角迥异，各成一家之言。阎教授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因此，提升中国软实力，要从提升中国政治实力开始。陆教授反驳说，软实力核心依然是文化实力，“文化实力弱让中国失分”。两住教授都说得非常有道理。其实，正是“软实力”概念的无所不包和模糊定位，使其在各个领域频繁使用、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系统的民主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系统的民主。应从“构建服务型政府”、“重塑公务员角色”和“推进公民参与”等三个方面着手发展社会主义行政系统的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特征和需要把握的原则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途径，是巩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是抵御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客观需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可以形象地概括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方向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驾驶员”，人民群众广泛积极的参与是强大的“发动机”，作为载体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红旗车”，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两条“快车道”，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安全运行的“交通规则”，目标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条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显著的特点：既能广泛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高度集中，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富有效率，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意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实；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善于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使这条道路越走越活；推进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建设，使这条道路越走越稳。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领导人民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沿着这一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