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激励与监控——基于对村委会和村民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考察

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出发,村级公共品供给存在着三方行为主体:全体村民、村委会、公共品生产企业,三者在村级公共品供给的过程中实质上形成了委托、代理加采购的委托代理关系.要防止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村委会对村民利益的损害,必须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的要求,通过构建激励和监控相结合的机制,促使村委会致力于村级公共品的最优供给.     

分配型协商民主的现实基础与运行逻辑——基于鄂中W村的实证调研

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之下,村庄成为承接项目的基本单位,如何对项目资源进行分配和平衡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为了有效回应村民的需求,村级组织基于村民的利益诉求,在村民自治及民主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分配型协商民主模式。该模式通过组织的设置与调整,为村民搭建了双层议事平台,以村干部入户访谈和公共项目清单制的方式广泛吸纳和整合民意,通过规则的创新与建构保障村民的有序表达和协商,在此基础上促成协商结果的达成,有效实现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供给与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的对接。分配型协商民主坚持村民的主体性地位,激发广大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实现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分配,通过分层级的协商机制保证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空间,提升决策的效率;同时,坚持以公意为核心的治理理念,提升村级组织的自主回应能力,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之路。     

强项目下乡背景下的依附型乡村关系与村级治理重构——基于南京市L区项目实践的考察

乡村两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认识我国乡土社会的重要视角。透视不同历史阶段，可以发现乡村关系经历了从“汲取”到“悬浮”的一般性变迁。项目制实施以来，项目资源的覆盖广度、投入力度、考核强度持续提档升级，助推基层社会进入强项目下乡时期，人员、资源、事务的三重输入使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形成依附型乡村关系，并促使自然村一级被吸纳进村级治理体系。通过对治理事务进行拆解，塑造出层级分明且分工合作的复合型村级治理结构。村级治理表现出村级组织对上、对外，自然村对下、对内的治理样态。要使村级治理发挥应有的自治效用，除了供给其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和空间，还要避免自然村、村民小组等自治单元被行政二次吸纳。同时，应以治理有效为目标，以便于政策落地为标准，因地制宜地开展对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从而形成多维度、多层级、多形式的村民自治结构与多元化乡村治理体系。     

湖南资兴：“1＋2”模式创新农村基层党建

湖南省资兴市以整合村级组织资源为突破口，探索和推行“1＋2”村级工作模式，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成效明显。“1＋2”模式，就是以村党支部为核心，有效整合村民自治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组织功能互补，形成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合力。     

村民理事会与村级协商民主建设的探索——以安徽省H村为例

村民理事会是近年来乡村出现的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其产生是在后农业税时代资源下乡过程中,对乡村行政化治理的一种纠正。与城市基层社会基本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不同,村庄还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这就决定了作为基层协商重要形式,村民理事会内在的运行机理主要依靠其成员的面子以及与村民的人情关系。现在村级协商民主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要使村民理事会在农村治理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推进村级协商民主建设,必须要以村民理事会为依托,健全村级协商体系,推动行政化治理与协商治理有机结合。     

民间组织参与村级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

随着国家治理理念转型及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推进，基层治理行政化逐渐强化。在村级治理中，伴随正式规则及制度输入、政绩性严格考核及行政化治理事务冗杂，村级组织尤其是村干部在村级治理实践中逐渐与农村发展要求、村民实际需求脱节，其治理无法有效对接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内部留下了大量的治理缝隙。基于对鄂西A村民间组织的经验调查，分析其参与农村治理的实践机制，发现民间组织以事务治理为重点，以部分利益主体参与为起点，通过吸引社会精英获得资源的增持，并借由村庄的共同体价值取向动员一般群众，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互动网，为村庄治理展开创造了良好的资源条件及群众基础。民间组织作为村庄治理有效中介，在具体事务治理中有效对接村庄社会，提供契合村民及村庄社会发展的有效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补充，使村庄治理摆脱技术化、行政化窠臼，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空间，保证基层治理有序展开。     

“1＋2”模式创新农村基层党建

湖南省资兴市以整合村级组织资源为突破口，探索和推行“1＋2”村级工作模式，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成效明显。“1＋2”模式，就是以村党支部为核心，有效整合村民自治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组织功能互补，形成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合力。其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经济联合会会长由一人兼任，     

农村宅基地管理的现状、模式构成与优化路径

农村宅基地管理现状在于，农村宅基地管理权能虚化、农村宅基地初始取得方式多元化和农村住房与宅基地流转意愿微弱化。政府规管型、村民自治型和无序放任型成为当前农村宅基地管理的三大模式。基层住建部门管理权绩效、村级宅基地管理权有效性、村庄与农村地权观念区域差异，是我国农村宅基地管理模式的形成要因。强化农村宅基地规划管理，在激活农民参与的前提下，推进政府资源的外部输入，成为优化农村宅基地管理、稳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可取路径。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和生产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环节。发展基层民主,保持有活力的乡村民主治理机制又是农村公共品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基层民主建设的完善和发展,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农村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的难题。改革、发展和创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当前农村公共品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从行政统合到协同合作：农村公共品项目制的治理转向——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制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国家财政体制确立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主要采用“项目制”的形式。由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简称小农水）是一种典型的农村公共品,因而项目制成为中央政府供给小农水的制度安排。目前,小农水项目制实践主要体现为以“行政科层”为运行管道、以“行政发包”和“政府购买”为运作过程的项目治理行动,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国家的视角”的行政统合治理形态。由于行政统合治理存在着固有缺陷,易致使项目治理失灵,带来诸多治理难题。因此,就需要在“社会中的国家”视角下,推进农村公共品项目治理转向,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项目制治理体制,促进协同合作治理行动的,提升农村公共品项目制治理的整体效能。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生成、价值与运作——村民自治运行的政治社会学变迁

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形式,村庄内生和行政外赋是村民自治制度生成的双重逻辑架构。同时,村民自治也是一种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其制度运行历经了权利保障到民主启蒙的价值嬗变过程。在运作模式上,村民的民主权利要在公共事务的组织参与中得以变现,目的就是城乡人口流动和融合的背景下进行社区和村庄治理。因此,村民自治的程序提升了基层民众的民主能力和民主素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本形式的村民自治,已经催生和引发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政治效应,促进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惯性心理与利益共同体:村选举机制障碍及对策分析——以江西省C县和T县若干村选举为例

村选举与农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对于促进农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凸显出的问题恰恰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中部地区江西省若干村选举的个案考察,认为村级选举中表现出的两种障碍性因素值得关注:一是内在的投票惯性心理促发的村民理性投票的实践困难;二是外在的体制惰性形成的利益共同体阻碍了村庄精英的正常循环,从而使得村级选举缺乏必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当前应该从民主政治理念的引导、民主政治实践的规范化与公开化、农村公共领域的培育等几个方面,着力促进村级选举和农村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     

我校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简介 《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贿选问题研究》(在研)

批准号:09BZZ0055本课题认为贿选是在法律制度、村级集体资源、村庄派系组织、文化网络和选民素质等多元要素所构成的结构体系中生存和蔓延的。其中,村级集体资源、村庄派系、文化网络和选民素质等是支持要我校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简介 《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贿选问题研究》(在研)@吴思红     

中国村级治理的现状、问题和建议

村民自治,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模式,是农民的首创,也是历史的选择,并最终以正式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了。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为农村未来30年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出路:即村庄公共权力机构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依据大多数村民的利益和要求做出公共决策,对村庄公共事务进行协     

集体行动困境突围:新农村建设中的理事会——基于赣南C村个案调查

后税费时代,随着资源下乡而出现的一个吊诡现象就是基层政权弱化,村庄公共品供给面临集体行动困境。赣南新农村建设中的理事会依托传统组织资源宗族,运用熟人社会的运作策略和"土方法",低成本、有效地建设新农村,从而形成良性的乡村治理。     

农村换届选举后村级组织建设与运行问题研究——基于杭州市第九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综合分析

通过考察杭州市第九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后农村村级组织建设和运行现状,文章分析了当前农村党组织、村委会、村经济(股份)合作社三大组织之间的治理架构特点和存在困境。选举制度的民主化安排增强了农村村民的政治功效感和信任度,对乡村治理和基层组织建设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目前的选举和组织设置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自上而下产生的村党组织权力结构与借"草根民主"形成的自下而上的村委会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时,"党支部(或村委)+合作社"的重叠模式实质也是政府缺位背景下的精英替代,长远来看,"政经不分"蕴含的治理风险和困惑也必然影响村民自治的实效及基层组织的权威性、合法性。对此,我们试图从优化农村选举方式及村务管理方式、以农村民主监督促进民主管理、整合农村村级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及提升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四个角度提出化解思路。     

村级组织生产服务功能：产业发展与村庄治理

实现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目标需要建立在村级组织与小农户深度联动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一个农业型村庄茶产业发展的案例，探究村级组织在村庄产业发展中的经营逻辑及其产生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规划和调整农民茶叶种植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生产服务功能”成为描述其组织角色的集中式概括。在发挥生产服务功能的基础上，村庄产业形成了一定的经营效益，也实现了村级治理的良性运行。村民主体性、村级组织的权威和动员能力、村级治理能力得到了增强。在乡村振兴中积极发挥村级组织的生产服务功能，是重建乡村社会利益关联机制、调整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方向和可行路径。     

村级组织生产服务功能：产业发展与村庄治理

实现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目标需要建立在村级组织与小农户深度联动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一个农业型村庄茶产业发展的案例，探究村级组织在村庄产业发展中的经营逻辑及其产生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规划和调整农民茶叶种植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生产服务功能”成为描述其组织角色的集中式概括。在发挥生产服务功能的基础上，村庄产业形成了一定的经营效益，也实现了村级治理的良性运行。村民主体性、村级组织的权威和动员能力、村级治理能力得到了增强。在乡村振兴中积极发挥村级组织的生产服务功能，是重建乡村社会利益关联机制、调整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方向和可行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新农村建设对村级党组织权威的提升效应及其解析——基于浙江省三类村庄的实证调研

实证调查显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权威具有明显的提升效应.解析原因:一是公共财政支持下的新农村建设破解了执政党农村基层组织久求未解的制度性领导资源匮乏的困境.二是以村庄整治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初始阶段满足了广大村民群众蓄积已久的对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诉求.由此得出四点启示:执政党对其基层组织要输送制度化的领导资源,提供制度化的展示舞台,基层组织要着力解决百姓急需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村庄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