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模式对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分析——基于255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一把手"决定还是集体决策,反映的是政府决策权的集中程度问题,不同的集中程度能够形成不同的决策模式,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地方政府"一把手"决定和集体决策两种政府系统中常见的决策模式,发现决策权集中程度明显影响政府权力在政府干部提拔影响因素、决策中优先考虑谁的利益、领导口头指示与法律法规对公务员行为的约束力、为亲友滥用职权等权力运行偏好,同时也会明显影响到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程度和决策程序公开程度等决策透明度指标;并且决策透明度和权力运行偏好之间存在共进共退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决策模式对政府的行权行为和决策行为有重大影响。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邻避冲突与治理机制

邻避冲突表面上看是公民对邻避设施产生的负外部性的一种理性抗争,实质上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动员和社会政治过程,是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非正义性的反映。环境正义理论包括承认正义、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邻避设施选址过程中由于环境权保护不力、环境信息不公开、公民参与缺失,导致环境风险分配不均衡从而引起邻避冲突。因此,需要通过环境正义定量评价实现承认正义、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实现程序正义、通过利益补偿和社区回馈实现分配正义,防范和化解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的邻避冲突。     

我国公民参与法律保障制度的完善

公民参与是公民对所拥有公民权利的运用,可以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它保证了民众即使目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他们的意见在未来也有可能有计划地被列入到考虑范围之内.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党执政水平的不断提高,引导和规范公民参与,将对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及在公共行政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国家豁免原则与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的冲突及其解决——兼论我国刑法第11条的改进

国家豁免原则意味着不追究享有刑事豁免权的人的刑事责任;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表明,实施战争罪等国际犯罪的任何人,均不因其官方身份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除、减轻处罚。解决这两项原则的冲突,可以根据法院的性质而区别对待:国际刑庭无条件坚持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国内法院,除了受害国法院,其他国家都应当尊重嫌疑人的刑事豁免权。据此,我国刑法第11条关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人的刑事责任的规定,不利于保障我国及我国公民的权利,应当予以限制。     

论国家官员的隐私及其伦理限度

国家官员所据有的公共职位使其身份具有公共性并由此而有了与公共目的实现相关联的公开性要求.与此同时,国家官员所具有的公民身份则使其呈现出私人性的一面并由此而形成了隐私利益及与之相应的不公开要求.虽然国家官员基于其公共身份所导致的公开性要求与其基于公民身份而发生的不公开要求互为反向,但由于国家官员的公共身份与其作为社会单个成员的公民身份都是不可否定的,因此,这两种互为反向的要求又都各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然而,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只有在不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才具有受到保护的合理性.而一旦国家官员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则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就应当让位于公共利益,即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国家官员的相关私事或个人信息就是正当的.     

政府信息公开中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冲突与协调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信息成为最有价值的社会资源。目前在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信息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信息公开可以确保公民知情权的不断满足,但同时,公民隐私权被侵害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两者间的冲突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这种冲突以实现两者的和谐应当根据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利益衡量、宽容协调、人格尊严等四项原则来进行协调。     

技术官僚型治理的生成与后果 ——对当代西方治理演进的考察与反思

明确"谁"的问题与确定集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直是政治的两大主题,也是政治理论必须回应的两大挑战。在西方语境下,传统政体理论试图通过授予"哲学王"完整合法权威来同时解决这两大问题,而随着代表制度的产生,对这两大问题的解决出现了分离。由于缺乏回答"谁"的问题的完整权威,代表也就无法专注于寻找技术上最有效率的解决集体问题的方案,使得代表型政治日益成为一种无法有效解决集体问题的政治模式,并催生了一种技术官僚型的治理。技术官僚型治理试图把所有集体问题都化简为在2和1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并通过不断创新更准确计算2和1的技术手段来提高治理的有效性。这种治理模式一方面为所有集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标准化的答案,另一方面又排斥了普通民众的政策参与。要矫正技术官僚型治理的消极后果,需通过知识重建来推动政治重建。     

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影响

政治权力是政治权力主体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拥有的对政治权力客体的制约能力。政府作为最重要的权力主体,其政治权力在分配社会资源和调节、监督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中具有巨大的功能作用,而政治权力也是制约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重要因素。     

论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和谐共动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利来合理地制约权力.但在我国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民与官的关系被倒置和互相对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大忌.所以说,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行法治,不仅要看公民之间是否依法解决彼此间的冲突与纠纷,更重要的是看国家与公民是否依循宪法和法律来解决相互间的博弈.因此,行政权力如何在公民权利合理制约下恰当行使,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如何相辅相成、和谐互动,就成为当前我国理论与实践急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现代民主与宪法之关系新论

传统民主理论在强调“多数人统治”的正当性时没有摆脱统治理论的影响,造成了人民主权说与多数人统治之间的矛盾,影响了人民主权说的制度化。现代民主观应当是“社会自治观”,即所有的个体都在社会共同体中以某种方式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产生一定意义上的意志影响作用。这种社会自治观实际上是现代宪政的核心理念。     

论妥协在实现社会公平的地位与作用

当前我国社会贫富阶层间的利益矛盾冲突、社会不公平现象,主要是由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实行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外,妥协也是一种化解与缓和贫富阶层间利益矛盾冲突、改变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手段和调节收入分配的利益整合机制。     

反思成员资格政治——兼论公民身份观念的当代适用性

成员资格政治是一种排他性的政治。作为成员资格政治的一种特殊类型,公民身份政治通过普遍权利体系的建立而实现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包容。但由于这一权利体系自身的矛盾,权利上的平等并没有消除现实中的不平等,反而成为了现实不平等的合法化工具。近年来,随着移民问题的普遍出现,公民身份政治的排他性进一步凸显。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合作政治,这种政治将在根本上超越成员资格的观念。     

T.H.马歇尔公民身份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T.H.马歇尔(Thomas Humphrey Marshall)的公民身份理论对西方公民身份的理论研究起了开创性的作用,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西方公民身份传统以及西方的政治体制理念起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对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论进行理论探析,梳理公民身份的权力结构发展逻辑,重新思考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福利国家政策实行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能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建构带来深刻的当代启示。     

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增进共同福祉与解决冲突是政治的两大功能,也是政治合法性的两大条件。其中,后者是政治合法性的决定性条件。民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合法的政治模式,一是因为在存在根本性利益冲突且只能以某些人的牺牲为条件来解决这种冲突的情况下,以一人一票和多数统治为内容的民主构成了一种解决利益冲突的公平方式;二是因为社会成员对于民主的价值本身不存在认识上的冲突。随着多元社会的形成,民主的合法性条件受到挑战,从而陷入了合法性危机。西方学者对这一危机做出了回应,但现有的回应并不能使民主走出危机。     

国家与社会的链接——公民社会理论溯源及其未来发展

作为一种以国家权力形态为主要关切对象的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政治理论中拥有漫长的但含义不同的、又极为模糊的历史,其发展脉络庞杂且缺乏系统性。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有关公民社会的理论主要包括：一是以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及其所在时代的公民社会思想,中世纪至文化复兴时期以及启蒙运动时期的古典公民社会理论;二是以亚当.福格森、黑格尔与马克思等有影响的理论家提出为近代公民社会理论。在探明此问题的渊源基础上,理清其争论焦点及其未来走向,完整理解当前关于国家与社会的链接的公民社会主要观点。     

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权益保护的必要性研究

行政行为的复效性要求行政许可主体在行使许可权时要遵守"顾及原则",即在行政许可中,政府应以同等的态度对待许可受领人和许可利害关系人。事实上,许可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应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其因许可行为受到损害的利益关系人有权寻求法律保护,而对这一权益的保护应当纳入到行政法律的救济中。另外,行政许可作为一种利益调整行为,在权益分配上应遵循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充分保护许可利害关系人的既得利益和可期待利益不受非法侵害。     

求解公共行政身份危机的三种理论途径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治理活动中市场神话的确立,公共行政陷入了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之中。作为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贡献者,美国行政学界在这场危机中做出了许多尝试,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三种途径。以黑堡学派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开展了一场重建公共行政的理论运动,试图重建公共行政的宪法身份;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则着眼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方面,试图寻找到公共行政的精神;以登哈特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出发,更新了公共服务的内涵,并试图根据公共服务的概念来重构公共行政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这三种途径都只是对近代政治传统的简单回归,因而无法解决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而产生,现在则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的公共行政的身份难题。公共行政的身份危机仍然悬而未决。     

司法公正是法治的灵魂

公正,是法律的灵魂,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和持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具体的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力和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过程与方式体现出公正性。 一、公正是法治的本性 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一种,是其     

论我国职业病诊断行为的性质

我国职业病诊断行为虽然由专业医疗机构实施,但却具有许多政府职权行为的特征。它解决的不仅是医疗专业问题,而且包括法律适用问题;诊断程序和诊断结论更具有政府职权行为特征。这种制度配置不仅使诊断机构有些无能为力,而且剥夺了利害关系人的相关权利。法律应当明确区分职业病医疗诊断与职业病认定行为,规定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工伤认定机构承担职业病认定职能,赋予利害关系人一定的参与权,重新设置职业病认定程序,保证该制度的功能正常实现。     

论美国政治的权力分散特征

了解美国政治的特征是我们认识美国政治和美国政府决策过程的基础。由于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民众构成、尤其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美国政治的本质特征是权力分散 ,权力分散表现为权力中心的多元化。这一强调个人和公民社会权利的多元主义体制表明 ,美国的政治过程是由一批权力中心的运作来体现的 ,除了政府机构 ,各种社会力量在决策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