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再认识

公共行政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概念、理论、研究模型出现,回顾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史,进行相关理论及概念的对比分析,将有助于对公共行政的本质含义进行再认识。     

反思"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的观点

公共管理(学)研究,是在扬弃(传统)公共行政(学)观念和行政改革实践的基础之上发展成为目前各国行政学理论发展的主流.具体就我国特定的历史情境而言,笔者认为由于国内行政学理论探讨中存在的"公共性"不足和"行政"研究的相对不足,以及中国行政现实的需求,"公共行政"研究应成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对"公共管理"概念、理念、模式的引入与研究应相当慎重,公共行政学的科学价值与学术地位不容动摇.     

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再审视

价值追求是灵魂,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通过公共行政价值的追溯,才可能认识到政府的应然作为和实然差距.本文从欧债危机引起的公共行政价值争议出发,审视了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即由机械性效率为导向的传统公共行政价值发展到以社会性效率为目标的新公共行政价值,再到以竞争性效率为原则的新公共管理价值取向:总结了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发展历程,即由公共行政价值基础相对贫乏到服务增长主义的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再到注重公平正义的公共行政价值.最后通过对比中西方公共行政价值的走向,提炼当代公共行政价值目标,即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第一价值,效率是公共行政的价值工具,民主性是公共行政的价值前提.     

公共管理范式:反思与批判

公共管理是 2 0世纪 70年代后在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并颇具影响的公共行政理论派别。它虽然在一些概念、方法、理论和研究模型等方面为政府改革实践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但还不能称之为“公共管理范式”。面对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我们在公共行政学学科建设的高度 ,批判性反思“公共管理范式” ,揭示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及其内涵 ,揭示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内在联系 ,是非常必要的。     

范式之争:新公共管理理论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既引领了一大波政府的改革活动,也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气象,"新公共管理"由此被许多学者看作取代传统公共行政的一种新的范式,相反的意见亦多,由此引发了持续十年多的范式之争。反思过去十多年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新的发展,从范式评判的标准出发,以范式问题、范式的理论支撑、实践中的范式检验、范式的时间检验和范式内部统一性等五个维度重新审视和定位"新公共管理",从中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新公共管理"是一种理念而非范式,并没有冲破传统公共行政的范围。其依据是新公共管理忽视行政学的理论基础,其理论支撑饱受质疑,其理论倡导缺乏适用性,其理论缺少内在统一性,以及"治理"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的冲击。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西方国家“突破官僚制”的行政改革中,逐渐成为主导性的行政范式。但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经济、效率、效能的片面追求,使得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等公共行政应有的价值观念丧失殆尽。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应运而生了。它在肯定新公共管理理论固有价值的基础上,对其理论与实践中的缺陷进行了批判,努力构建一种以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为指向、顺应现代公民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公共行政范式。     

公共管理学的演进路径与中国式创新

公共管理学源自西方，从最初单纯追求效率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经过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公共行政理论发展阶段后，逐步演变为注重市场规律、追求效率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并在21世纪出现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础上，最终发展为新公共治理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管理学的中国化呈现三个特点，即对西方理论有益部分的引入、转化契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成分、结合本土治理情境的中国式创新。未来，中国公共管理学应着眼于聚焦治理实践、探索前沿问题、强化基础理论和鼓励创新融合等方面，从公共问题出发，形成从实践到理论、再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的良性循环。     

公民参与的诸模式:公共行政理论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民参与与公共行政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20世纪60年代以前,公民参与具体表现为以投票、选举等形式的政治参与,而无行政之公民参与。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近几十年来,公民更多地直接参与公共行政过程。在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公民参与具有不同的模式,具体包括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无公民参与模式、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作为“公民”的民主参与模式、新公共管理理论中的作为“顾客”的回应型公民参与模式、新公共服务时期中的作为“公民”的强势公民参与模式和治理与善治理论中的合作式公民参与模式。     

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内涵及启示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新的理论范式,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正确理解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实质,吸收其有益的成份,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践的发展。     

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前沿理论五花八门,但其中比较宏观和有持续影响力的当属20世纪年70代末和80年代初兴起、到现在还在继续的长达二十多年的政府改革思潮.这一思潮的主要理论基础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服务以及治理等前沿理论都与公共选择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或是在批判公共选择学派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这几个理论相关又不尽相同,与西方思想界都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反映着不同思想阵营和不同理论之间的博弈,并没有达到能够相互替代的程度.它们的风行在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界也引起了层层涟漪和概念上的混淆.从西方公共管理改革实践的历史背景出发,重点就这四大理论的特点、渊源和理论效度进行综述和评论,并讨论了它们对中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启示.     

政府公共关系的科学化与专业化探析——基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

政府公共关系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随着政府治理和新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重新发掘政府公共关系的价值，促进其科学化和专业化。对于处在社会转型和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具备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政府公共关系职能，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适时提出政府公共关系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政府治理效能、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新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公共管理的由来及其与公共行政的内在差异--由传统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研究之一

产生并服务于当代西方国家政府改革实践的公共管理,促进了行政科学理论研究的重大变化.这种转变,既丰富了行政科学研究的视野与研究方法,也带来了公共事务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的变革,从而为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开辟了广阔的社会资源和发展前景.本文拟对公共管理的由来、特性及其与传统公共行政的内在差异,进行学理意义上的简要梳理和归纳.     

Public Value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Transitional Change in Disability Sector Reform in Western Australia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study of public value management (PVM). PVM is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approaches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its focus on establishing community networks and collaborative capacity building for the creation of public value. We explore PVM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a public–community sector partnership strategy called the positive behaviour framework (PBF), a state government initiative designed to transform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BF is analysed via a transitional change or ‘sector awareness’ model. Each phase of the model is illustrated through ‘positive stories’ that depict key moments in the change process and in the activities that public sector managers employed to raise awareness, build capacity, and promote collaboration. We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study for disability sector change management and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PVM approach to public sector administration.     

“行政”概念疏义

本以考察词源含义为出发点,试图梳理行政的概念,并厘清行政与管理的区别,继而阐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含义,以及公共行政、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间的意义关联和区别。     

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发展--由传统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研究之二

在公共管理模式形成的过程中,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为其提供了多视角的思考和复合性的理论基础;而现实中政府因面临种种治理危机所驱动的持续性政府改革浪潮,为公共管理模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广阔空间.尽管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浪潮仍在持续,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也在不断扩展,但公共管理对传统公共行政的取代,既是必然也是现实.     

公共管理的理论源流与变革

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而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出来的“公共管理”，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整合。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韦伯的官僚制来破解庇护主义，以政治／行政分开来化解政党分肥，以官制度来建构行政组织的基本规范，以泰勒主义来保证效率行政的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改进逐渐变成公共行政中的教条主义。结果，官僚制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政治／行政两分成了“两张皮”，官制度变成了族主义，效率主导变成了缺乏效果的效率。求解这些疑难导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移。而突出公共性、现代性和综合性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就是以公共行政为底色而对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政策分析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的一次理论整合。     

公共管理学科前沿与发展趋势

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经历和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及其趋势至少主要表现在五个互相承续的方面。一是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上和政府再造实践上的并行所形成的强烈的管理主义取向;二是公共组织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共同凸显为公共管理两大支柱理论;三是政府治理模式与政治角色定位这两个层次问题的契合;四是管理学范式与政治学范式在分野基础之上的整合;五是紧贴政府问题的事实关注与价值判断的结合。这些方面的变化使得与之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被推到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前沿。其发展趋势正逐步趋向于:公共价值判断下的管理科学取向;公共治理框架内的组织理论创新;公共行政的宪法捍卫者前提下的公共行政执行者的角色定位;作为政治科学的公共行政与作为管理科学的公共行政双重身份的整合;公共行政研究者强烈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驱动下的公共管理学的学术发展。     

公共管理运动中的理性主义批判

公共管理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治理理论和运动。它为政府改革和公共行政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由于其理论和实践标准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因此公共管理运动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和批判的缺陷：对人性的认识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过分崇拜以及不恰当的顾客比喻等。这些缺陷使得公共管理运动只能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视角，而不能成为其替代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共行政学得以恢复与重建,并逐渐确立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等院校公共行政学科学院化,建立了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性学术组织蓬勃发展,创办了一批专业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等。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在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没有形成完备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结构性失衡、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等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不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立足现实,及时回应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创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话语体系和本土化的公共行政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