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行政学发展进程中价值研究的分析——效率价值与规范价值的互动与流变

公共行政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公共行政价值观的争议与互动。效率价值取向强调采用各种有效的管理方法、工具技术来提高政府效率,而规范价值取向则以追求社会民主、公平等公共行政的理想目标为其最高价值。二者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相互交缠,难分难解。研究这两种价值取向的互动与流变,对于深化公共行政学的价值研究、理清公共行政学的学科轨迹,促进公共行政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行政价值的批判性反思——基于现代性的分析视角

公共行政价值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希望、信仰和依托,是公共行政的灵魂与基石。在西方现代性的语境下,公共行政价值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新公共行政时期、新公共管理时期三大阶段的变迁。在主导和推动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核心价值观念的内在困境。回顾公共行政价值的历史变迁,并将公共行政价值置于现代性的语境下进行反思,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西方公共行政价值的演变规律,推动新时期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建构。     

从“效率”到“服务”——政府管理新理念

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至上、新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新公共管理的市场与顾客导向到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服务为本的嬗变。以“服务”为价值取向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必将成为政府管理新概念。     

我国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趋势分析

行政价值取向是在经济水平极度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对人们价值取向的掠影,并且对我国行政改革及政府转型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总结公共行政价值的演化历程,结合新形势下影响行政价值的因素,解析公共行政价值的新走向,确定我国公共行政价值在取向的未来趋势是:服务和服从结合的行政理念,责任和权利结合的行政理念,更加注重公平的行政理念,公众参与和法律支持结合的行政理念。     

构建民主与效率相协调的公共行政体系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视效率为核心目标,以单一价值为导向。而新公共行政学则批判了“效率至上”的原则,将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等多元价值纳入公共行政的视野中,并重新界定了公共行政中民主与效率的概念。民主与效率是公共行政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当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应协调好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创建一个和谐的公共行政体系。     

公共行政的价值确认

公共行政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效率价值取向和规范价值取向的争议与互动。研究这两种价值取向的互动与流变,对于深化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认识、促进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工具——价值理性分野下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变迁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公共行政的两个基本属性,工具理性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强调效率,价值理性取向下的公共行政注重公平。正是这两种属性的差异和矛盾,推动着公共行政学说的发展和变迁,并将公共行政学分为两大流派:工具理性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和价值理性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事实上,公共行政体系应是两重属性的整合统一和完美结合,这也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论公共行政学的范式转向

纵观一个多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由前期公共行政学走向后期公共行政学,再发展为近期公共行政学,即公共管理学。这既是公共行政学自身逻辑展开的结果,也是为了适应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职能改革要求而做出的一些积极回应和调整。虽然就范式来说,还没有实现根本转向,但公共管理学蕴含了公共行政学未来形态,即服务行政范式。只有服务行政范式占据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才标志公共行政学真正实现了范式转向。     

论公共行政伦理视野中的效率观

在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等价值取向从来都是交叉存在的,只是在一定阶段有所侧重。同时,效率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容:在前公共行政时期,功利主义主张效率成为良好政府的伦理原则;在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机械效率观和效率至上观占据主导地位;在新公共行政时期,凸显公共性的社会性效率观大行其道。效率观的发展表现为对管理学效率研究模式的求异,既不断从功利主义和管理学效率研究中吸收营养,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过去研究模式的依赖,力图体现出行政效率研究不断适应公共部门的特性和需求。     

西方行政学说发展的钟摆规律

公平与效率是西方行政学说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效率导向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学讲求政治与行政二分,研究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管理效果;而公平导向下的新公共行政学讲求社会公平,研究如何发展公共政策以促进公共利益。但正是在这两种取向间的摆动,促进了西方行政学说的发展。从西方行政学说不同发展时段的理论成果、学说特点及价值取向等方面来论述西方行政学说发展的钟摆规律。     

公共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种范式,它们各有其利弊,适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西方公共行政改革路径演进的实质,是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的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形态,是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融合。这种融合是通过新公共管理扬弃官僚制的方式实现的。当代中国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具有特殊的公共行政环境,因而公共行政的改革应当选择“完善文官制为主,推行新公共管理为辅”的路径。     

西方公共行政效率研究的新趋势

以效率和效益的关系为切入点,着重分析西方公共行政效率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和成果,并探索这些新的变化对中国当前公共行政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识公共行政的发展演化

公共行政自正式产生以来至今不过140多年,然而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却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对效率的崇拜、新公共行政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新公共管理对经济效率的崇尚以及新公共服务对公共利益和效率的探索。犹如价格始终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我们以宪政主义和管理主义的平衡作为一条"价值线",根据时代的具体要求围绕这条"价值线"上下波动、略有偏重,并在时代中汲取精华不断反思以充实公共行政的内涵。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公共行政价值的多维选择

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活动的灵魂。就公共行政价值历史演进而言,西方经历了从效率至上到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到多元价值并重阶段。回顾1979—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公共行政价值选择经历了不同转换,从效率到效能、法制到法治、控制到服务的不同价值选择。当前,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公共行政需要选择公正、法治、民主、廉政、服务等多维价值理念,并在多维复合型价值体系指导下在各领域内开展针对性治理活动,实现公共行政从"形式公共性"向"实质公共性"的转变。     

公共行政发展轨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交替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效率主义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行政学建立之初就被确定为行政业务追求的主要价值。新公共行政剖析到效率主义的弊端，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主张行政学应更多的关注公平、公正、民主等价值。以市场化和工商管理手段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似乎又回到了“效率中心主义”。如何找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平衡点，规范行政学科学地发展，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问题。     

摆动、平衡抑或其他:公共行政的价值定位

讨论公共行政的价值定位问题,应当区分问题的不同层次。在本质的意义上,公共行政的效率价值和公平价值是统一、平衡而不可分割的；在基础的意义上,公共行政应当服从效率价值,经济效率之于社会公平更具有决定性；在直接的意义上,公共行政应当把公平放在首要地位；在现实的意义上,公共行政应当从实际出发,选择价值取向的侧重点。而狭义上的公共行政价值,应当定位于社会公平。     

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效率评定的基点与困境

传统公共行政自产生伊始便将“效率”作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而该模式之所以能够导致效率往往是基于三个基点：一是基于政治一行政二分法的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二是以代表“工具理性”的官僚制作为公共行政运作的制度基础；三是工商企业和政府管理的通约性保证了一般管理理论对于公共行政管理的普适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效率评定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本文拟对上述基点和困境作以详析。     

试述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凸显、意义及其当代内核

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和旨归，但是长期以来，公共行政价值却是一个被人们所忽略的公共行政哲学问题。本文论述了公共行政价值研究日益凸显的背景和对其进行研究的意义，旨在阐明公共行政价值在当代条件下的内核，希望能对我国转型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给予启示。     

从价值观维度审视西方公共行政范式的演进

从价值观维度来看,公共行政范式演进是在"效率"与"民主"这两大价值观之间进行取舍或者相互博弈进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集合.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恪守"效率至上"价值观,将行政领域定位为技术性的管理过程,导致民主价值观缺位.新公共行政范式把"社会公平"添置为公共行政的第三块基石,将民主置于与效率和经济同等的地位,并力图通过分权、权力下放、责任扩大和顾客介入等途径彰显政府的民主蕴涵.新公共管理范式对"效率"价值进行了扬弃,强化了政府价值观的"效能"理念;然而,该范式倡导的掌舵型政府、政府职能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顾客导向等改革理念在事实上造成了民主价值观的流失.     

民主与效率: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价值博弈

作为公共行政合法性的两种来源,民主与效率编织了西方公共行政研究的二维价值谱系,并引导着该研究的历史演进。历经效率至上、社会公平、管理至上和以民为本的价值倾向,公共行政的价值钟摆终将摆向民主与效率相统一的均衡点。换言之,从一开始,公共行政研究就在于寻求民主与效率、规范与事实、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调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