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过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是：强化公众服务导向的协同治理理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协同治理方式;培育社会自治力量的协同治理组织;确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     

社会协同治理视域下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近年来重庆市A区在推进社会治理的进程中不断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但仍然存在公共服务结构失衡、服务碎片化和分散化、效率低下等问题.而社会协同治理既能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整体协同效应,又能发挥单个主体的各自独特优势,有效回应公共服务复杂化需求,弥补政府单一供给模式的缺陷,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协同治理可以为A区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供较为理想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公共服务:功能阻滞与策略创新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公共服务是实现国家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和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在需要。近年来不断壮大的农村社会组织较好地发挥了供给社区服务、形塑乡村价值和推动政府转型等作用,初步形成了与基层政府的协同治理。但也面临着合法性缺失的法制困境、行政化侵蚀的体制困境、慈善业余主义的能力困境和社会资本短缺的社会困境。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必须把它嵌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代任务,坚持法治先行、政府推动、社会组织自我涅槃和社会监督常态化,使社会组织回归乡村社会本身,提高其政社协同整体性供给的能力。     

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互嵌互构赋能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广州市S街道的分析

“流入易融入难”已成为城市流动人口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互嵌互构为强化基层政府与流动人口的联结，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提供了平台和载体支持。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通过主体、行动和功能互嵌加强了组织间的连带关系，各类行动子群的内聚性得到提高。中心行动子群及其关系网络相互构建，细化了社区融合治理网络，扩大了流动人口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覆盖面，增强了组织支持力度，促进流动人口全面融入。基层政府应通过强化嵌入式治理，加强党建带群建，完善组织间互嵌互构协作机制，嵌入数字化技术方法，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等方式推动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区融合治理，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绩效研究

<正>推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已成为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各地基层政府也在通过各种形式探索符合各地情况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培育社会资本作为提高社会治理绩效的长效手段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的理论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系统地研究成果还较少。本文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构建社会资本与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内在关联,系统阐述社会资本对提高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作用,     

多元协同治理如何助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基于R县“村超”赛事的制度分析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对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村超”赛事反映了社会、政府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合作生产模式,该模式起源于社会公众的自组织行为,即公众主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协同治理通过社会酝酿机制、市场助推机制、议程吸纳机制和行政赋能机制提升合作生产治理效能;多元协同治理下的合作生产是多层行动舞台联动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针对不同层次行动舞台和合作生产所处不同阶段,上述四种机制的运用需要考虑其权变性和阶段适配性。将合作生产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相结合拓展了合作生产的理论体系,此外,基于典型案例阐释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产机制和制度化过程也具有创新性。     

治理民主使民主和服务运转起来——基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基层治理的调查与思考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础,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很多学者认为基层民主面临诸多困境并走向终结或者消逝。根据对成都市龙泉驿区基层治理的调查,发现基层党组织和政府通过推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理性化规范化,完善基层民主机制,使民主运转起来;以基层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大公共服务供给,使服务运转起来;提升人力、财力和机制保障能力,夯实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基础,使民主和服务运转真正落实落地,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水平。基于基层治理的有效性推进民主进程,通过基层民主运转实现治理的有效,从而达到治理民主,治理民主为我国推进民主化进程探索一种新的途径。     

公共服务下社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城市社区治理转型已有的研究过于关注制度的形式构建而忽视制度运行的实质内容。因此,国家在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创新时,应将公共服务作为制度运行的实质内容,并通过公共服务这个载体使国家权力渗入到城市基层。这是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必然结果,是应对城市社区公共性萎缩和强化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必然选择,是应对居民认同感衰落和重塑居民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现行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使管理理念由管制转变到协同、权力衔接体制由消解转变到共生、社区活动空间由封闭转变到开放、邻里社会资本由失范转变到互惠。     

“和合故能谐”——渝北区龙溪街道以“五和”推进社会治理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治理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载体。渝北区龙溪街道秉持"和合故能谐"理念,把握基层社会治理"问题、需求、目标"三大导向,推动人力、物力、财力向基层社区倾斜,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寻求政府治理和社会协同、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探索出一条互联互促、文明双向、和谐共生的治理路径。     

要素协同、情感联结与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场域,基层治理现代化从属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范畴。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平衡对制度、技术的倚重和对文化、情感的淡化之间的关系,它既是国家、地方与基层三级联动的过程,需要织密要素协同网;又是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互动的过程,需要织密情感联结网。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作为两个影响基层治理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变量函数,成为"基层之治"的"密钥"。通过对多个案例的分析发现,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的共同作用可以有效诠释政府如何突破以往基层治理受自上而下的科层束缚以及弥合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之间的情感"嫌隙",从而促进多重治理要素的流动、融合与协同共生,重构政府、社会与公众的情感关系,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共担风险视角下的PPP协同治理

作为公共品供给模式的创新,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革新了公共项目运作模式,引发了公共服务领域及项目自身的协同治理效应。从PPP项目全生命周期来看,PPP治理是一系列风险治理的过程,其中对共担风险的妥善治理尤为重要。PPP共担风险来自风险共担体外或合作共同体整体,具有外生性、集成性及不可控性,这些特性直接导致了PPP风险治理面临困境。为此,要树立并践行协同治理理念、完善PPP相关法律法规、提升政企集成效能、协同风险治理的多元主体、构建参与—退出的弹性治理机制,从而实现PPP共担风险的善治。     

城乡一体化地区乡村治理逻辑的转换 ——对沿海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的反思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沿海农村展开了新一轮村级治理的行政化改革,其基本取向是在乡村一级建立公共行政体系。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深刻改变了沿海农村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与治理事务性质的变革。这既导致维系村民自治制度良性运转的基础条件趋于弱化,也为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时期的村级行政体系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通过村级权力规范、基层组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公共行政构筑了更加制度化的基层治理体系,强化了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塑造了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者角色。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的贯彻能力得到强化,并以公共服务为纽带与农民建立起更稳固的公共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治理迈向了现代化。     

“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协同治理：问题与对策

探索“数治”新范式下城乡基层协同治理对于国家层面的社会治理意义重大。当前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治理机制不顺、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平台混乱及制度保障不力等治理难题。随着全域“数治”的发展,城乡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借助“数治”新范式,从多层级协同架构“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体制、多元化协同重建“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主体、多数据协同搭建“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平台、多制度协同打造“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保障、多指标协同构建“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考核体系,从而实现以数治化撬动城乡基层协同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再造。     

社会治安的协同治理如何可能?——福建南安官桥派出所社会管理创新调查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新格局,既是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组织化调控”模式的延续,同时也是对它的一种超越.其超越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新思路上面.就社会协同而言,它暗合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勃兴的“治理”与“协同治理”的理念及实践.从这个视角看,南安市官桥派出所在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所建构起来的技防网络以及借助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所构建起来的人防网络,不仅弥补了由当前基层政府财力和警力不足所造成的社会秩序供应不足的缺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协同治理的世界新潮流.这种由市场机制、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共同构建起来的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网络,不仅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基层社会秩序的“善治”,而且有助于我们改变传统的权力观念,进而塑造一种柔性的权力形态.     

基于协同治理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研究——以沈阳市为例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社会治理理论,强调在公共服务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以沈阳市和平区为例,基层医疗服务存在服务网络建设不完善、配套设施老旧、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服务理念和服务质量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等问题,需要通过协同治理改变原来将政府主导等同于政府唯一主体的治理格局,用政府部门间合作、区域合作、央地合作、公私合作提高治理成效,适应医改政策导向,满足居民所需。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是共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力量。社区社会组织在补齐基层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居民参与、维护社区稳定、培育社区文化方面可发挥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以回应居民需求为价值引领,以专业能力保障功能发挥,以激发情感认同共建治理共同体等是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理路。当前,社区社会组织正面临组织内生动力不强、服务供给回应性不够、社区情感动员力不足等实践困境。为此,应从加大资源支持和引导力度、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强化情感认同培育等方面着力优化。     

协同治理视角下我国电子化公共服务探析

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提出电子化公共服务子系统的基本要素——显性要素和隐性要素,构建了电子化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并提出实现路径,旨在为我国电子化公共服务寻求新的治理模式,最大化地满足公众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发展

新常态下加快北京市公共服务改革,既是提升居民获得感、实现共享发展的关键之举,也是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建议通过创新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引导公众参与,促进公共服务供需匹配;健全财政制度,增强公共服务财力保障;优化治理手段,改进公共服务绩效,综合施策,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治理方式入手建构和谐的城市社会

城市治理的基本原则:人本思想;可持续性;平等对话、社会共识与共同治理;促进合作,增强社会资本;易接近性和可选择性。社区和公民社会建设是现代城市治理的重要着力点。社区治理的要点:一是培育共同治理的关系模式,二是逐步建立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平台式公共服务与管理模式,真正把社区建成沟通居民与政府、企业、组织的平台和中介。     

边疆民族地区流动式公共服务可行性研究

正在我国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如何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满足经济相对落后的边疆民族地区对公共服务的迫切需求,让边疆民族地区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近年来,开展流动式公共服务是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探索,这一方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