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基层社会善治的必然选择

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基层性、复杂性等特征,存在的问题多种多样,主要表现在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资本发育不良三个方面。协同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各子系统的协同性、共同制定公共规则,因此协同治理成为基层社会善治的必然选择:通过协同治理构建整体性政府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通过协同治理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通过协同治理积累培育社会资本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保障。     

协同治理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过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是：强化公众服务导向的协同治理理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协同治理方式；培育社会自治力量的协同治理组织；确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     

社会协同治理视域下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近年来重庆市A区在推进社会治理的进程中不断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但仍然存在公共服务结构失衡、服务碎片化和分散化、效率低下等问题.而社会协同治理既能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整体协同效应,又能发挥单个主体的各自独特优势,有效回应公共服务复杂化需求,弥补政府单一供给模式的缺陷,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协同治理可以为A区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供较为理想的路径选择.     

论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构建与优化

危机管理碎片化倾向是我国城市危机管理面临的潜在共性问题.走协同治理道路,提升政府危机协同治理能力是危机管理破除碎片化、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点.文章在界定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涵和要素基础上,基于危机管理4R生命周期理论,提出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基本结构,包括协同预警能力、协同应对能力、协同恢复能力、协同削减能力等.从四种治理能力出发,结合我国城市危机管理实际,提出构建和优化我国城市政府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若干政策建议.     

我国电子化公共服务实现的路径

电子政务是通过运用网络和新媒体等多种技术转变政府内外关系,以实现服务、选民参与及管理最优化的过程,[1]分为政务电子化阶段和公共服务电子化两个阶段,其中电子化公共服务是终极目标。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电子政务已经从政务电子化阶段逐步转向公共服务电子化阶段,面对我国现有国情,发展电子化公共服务需要科学探寻其实现路径。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日趋复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给世界各国的政府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政府治理为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途径。我国目前在科学化的政策制定、全程化的权力监督、网络化的协同治理、预防性的危机管理、精准化的公共服务等领域已开始推进智慧政府治理创新工作和实践探索,但智慧政府治理依然面临着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动态网络协同治理体系还未有效建构、政府数据开放与共享步伐迟滞、相关要素支撑不足以及平台建设远未跟上时代步伐等问题与挑战。为此,我国智慧政府治理创新发展必须重视智慧政府治理的顶层设计、创新动态网络协同治理方式、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探索智慧公共决策的路径、加强智慧政府治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以及完善治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刍议

通过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公共服务能力的主体要素———公共组织、动力要素———公共精神、物质要素———公共财力、技能要素———公共治理和目标-结果要素———公共回应及其目前发展样态进行分析,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迫切要求围绕财政资金保障、社会资本积聚、科学民主决策、公共服务合作和绩效评价等核心能力来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数智化公共服务平台”供给生态圈建构逻辑及协同路径

“数智化公共服务平台”供给生态圈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的公共服务供给生态系统，具有数据化、协同化、交互化特征，可分为核心主体、支撑主体和边缘主体三类。从核心转换逻辑、模式共创逻辑、关系演进逻辑与技术转向逻辑四个层面可以提炼出“数智化公共服务平台”供给生态圈建构逻辑理路与形成机理，明晰“数智化公共服务平台”供给生态圈构筑发展的前提要素、必然条件、支撑条件、基础框架与动力保障，形成“信息圈”“主体圈”“工具圈”“组织圈”“价值圈”于一体的五“圈”融贯协同，实现不同圈层的交叉融合、横纵联结和迭代更新，提升公共服务治理智能化、智慧化供给能力水平和集约建设智慧服务圈。     

目标、渠道、能力与环境 --一个社会组织协同应急管理的分析框架

突发事件对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构成重要考验,亟须社会组织发挥协同治理作用。研究团队就社会组织协同应急管理提出了一个包含协同目标、渠道、能力、环境的四要素分析框架,据此发现:我国广大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应急管理的总体目标高度一致,均以公益为导向;尽管社会协同治理理念已经提出十多年,但社会协同的法治保障尚不健全,协同渠道有待拓宽,协同效能尚未充分释放;从发展规模、类型结构、专业业务与资源保障方面看,社会组织的能力提升仍有较大空间;从社会组织协同应急管理的社会环境来看,协同理念与协同法制的普及均有待加强。由此,从渠道、能力、环境三个方面提出社会组织协同应急管理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三重路径

中国生态治理面临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多重挑战,如何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已成为重要课题。数字经济生态治理现代化对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信息技术支撑的环境治理、互联网+绿色生产与消费、电子化的协同治理是数字经济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三重路径。在信息技术支撑的环境治理方面,要利用数字技术建立环境数据平台、智能环境监控系统和环境预警机制等,提升数字生态治理的操作性和透明度;在互联网+绿色生产与消费方面,要制定良好的政策和法规,推行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理念,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在电子化的协同治理方面,要推动社会各界参与数字化生态治理,推行社会共治原则,发挥群众的力量进行数字化生态治理。     

要素协同、情感联结与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场域,基层治理现代化从属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范畴。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平衡对制度、技术的倚重和对文化、情感的淡化之间的关系,它既是国家、地方与基层三级联动的过程,需要织密要素协同网;又是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互动的过程,需要织密情感联结网。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作为两个影响基层治理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变量函数,成为"基层之治"的"密钥"。通过对多个案例的分析发现,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的共同作用可以有效诠释政府如何突破以往基层治理受自上而下的科层束缚以及弥合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之间的情感"嫌隙",从而促进多重治理要素的流动、融合与协同共生,重构政府、社会与公众的情感关系,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打造“互联网+公共服务”新模式

"互联网+公共服务"是着眼于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透明度、建设"四型政府"、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而提出的一种新模式。"互联网+"不断促进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推动公共服务高效便捷,升级公共服务智能管理。目前,在推进"互联网+公共服务"实践中,仍有许多制约因素,如发展理念存在误区、资源要素支撑不足、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等,影响了政府的职能转变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为此,必须创新"互联网+公共服务"模式,以互联网思维激活"互联网+公共服务"发展引擎,以要素资源整合夯实"互联网+公共服务"发展基础,以完善相关机制促进"互联网+公共服务"发展保障,力促政府公共服务提质增效。     

协同治理与廉政治理现代化:基于深圳前海廉政监督局的研究

廉政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和动力机制,推进廉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多方监督力量的共同参与和协调配合。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协同治理理论为廉政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深圳市前海廉政监督局从廉政主体协同、过程协同、要素协同、技术协同四个维度形成了廉政协同治理模式。这一创新探索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村级治理行政化过程中的治理要素脱节及矫正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治理现代化推进,村级治理由半正式治理逐渐趋向行政化治理。行政化治理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村治效果,也造成了新的治理困境。村级治理逻辑变迁受建构型治理要素与内生型治理要素的双重影响。行政化治理事务、资源投入、正式规则、政绩性权威等建构型治理要素分别与公共服务需求、农村发展要求、非正式规则、社会性权威等内生型治理要素的脱节造成了事务治理形式化、项目资源垄断化、正式规则内卷化及政治精英化等行政化治理困境。实现农村善治,需以内生型治理要素为指向,优化建构型治理要素的投入,实现二者的有机衔接和融合。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公共服务:功能阻滞与策略创新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公共服务是实现国家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和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在需要。近年来不断壮大的农村社会组织较好地发挥了供给社区服务、形塑乡村价值和推动政府转型等作用,初步形成了与基层政府的协同治理。但也面临着合法性缺失的法制困境、行政化侵蚀的体制困境、慈善业余主义的能力困境和社会资本短缺的社会困境。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必须把它嵌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代任务,坚持法治先行、政府推动、社会组织自我涅槃和社会监督常态化,使社会组织回归乡村社会本身,提高其政社协同整体性供给的能力。     

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发展

新常态下加快北京市公共服务改革,既是提升居民获得感、实现共享发展的关键之举,也是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建议通过创新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引导公众参与,促进公共服务供需匹配;健全财政制度,增强公共服务财力保障;优化治理手段,改进公共服务绩效,综合施策,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合故能谐”——渝北区龙溪街道以“五和”推进社会治理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治理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载体。渝北区龙溪街道秉持"和合故能谐"理念,把握基层社会治理"问题、需求、目标"三大导向,推动人力、物力、财力向基层社区倾斜,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寻求政府治理和社会协同、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探索出一条互联互促、文明双向、和谐共生的治理路径。     

共担风险视角下的PPP协同治理

作为公共品供给模式的创新,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革新了公共项目运作模式,引发了公共服务领域及项目自身的协同治理效应。从PPP项目全生命周期来看,PPP治理是一系列风险治理的过程,其中对共担风险的妥善治理尤为重要。PPP共担风险来自风险共担体外或合作共同体整体,具有外生性、集成性及不可控性,这些特性直接导致了PPP风险治理面临困境。为此,要树立并践行协同治理理念、完善PPP相关法律法规、提升政企集成效能、协同风险治理的多元主体、构建参与—退出的弹性治理机制,从而实现PPP共担风险的善治。     

新常态下村级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的创新探索——基于成都郫县唐元镇的调查与思考

在新常态下创新村级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努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乡村民主治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文章以成都市郫县唐元镇的村级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为具体案例,总结其成效和做法,发现存在的问题和困惑,思考在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村级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的创新。从健全村级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制度、加强民主监督、村务公开、壮大村级公共服务人才队伍以及完善第三方测评机制方面提出对策。在改善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的同时,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促进村民生活与乡村治理结构的双重改善。     

基于协同治理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研究——以沈阳市为例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社会治理理论,强调在公共服务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以沈阳市和平区为例,基层医疗服务存在服务网络建设不完善、配套设施老旧、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服务理念和服务质量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等问题,需要通过协同治理改变原来将政府主导等同于政府唯一主体的治理格局,用政府部门间合作、区域合作、央地合作、公私合作提高治理成效,适应医改政策导向,满足居民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