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主题转换、动力机制与实践路径——基于文献综述的分析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国现代化以来形成的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三农问题)的总体方案,是新时代指导乡村发展的指南。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了从"农村改革"到"乡村发展"的主题转换。产业振兴、乡村文化复兴、农民社会保障和农业生态建设是乡村振兴的主题。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构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机制。学界普遍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体制机制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产业融合发展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等四个方面着力。     

小岗精神与乡村振兴“融”机制的建构

发轫于安徽小岗村的中国农村改革经过了激荡磅礴的四十年,既孕育和铸就了"小岗精神",又谱写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华彩篇章。"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农村改革的总纲领和新目标,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要义。新时代,农村改革再出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弘扬小岗精神,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任务要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着重从经济融通、生态融和、人文融洽、治理融同、社会融合、制度融接、时空融进等七个方面构建乡村振兴"融"机制,有效有序有力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再创辉煌。     

统筹城乡视角下南宁市乡村文化建设的对策思考

统筹城乡改革是破解“三农”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而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是统筹城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乡村文化也随之更替与变迁，乡村文化建设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因此，要牢牢把握南宁市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契机，以满足农民需求为根本，以整合文化资源为抓手，以重建文化认同为中心，以增强文化力量为目标，充实完善乡村文化建设的硬件与软件，促进乡村文化繁荣进步、和谐发展。     

国内城乡结合部问题与对策的研究综述

城乡二元交融的城乡结合部,在空间上是"一区两景",兼具城区和乡村的特征,在时间上是城区的现在进行时和乡村的过去进行时,集中体现了我国城市化和乡村变动的逻辑,也是国内学者集中关注的领域。本文的综述集中在城乡结合部问题与对策两个层面,在界定城乡结合部和确定"城乡结合部最终会发展为城区"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环境治理、文化发展与管理体制等角度,归纳分析了国内学者关于城乡结合部问题与治理对策研究的主要观点,并分析了已有研究的基本逻辑,认为未来的研究应着重于主体研究的深入、研究问题的细化、对策的系统性、经济学视角等方向。     

中国农村建设：百年探索及路径转换

乡村建设和发展问题是百年以来人们不断探索的问题.不同时期不同党派和人们提出不尽相同的解决办法.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建设和发展存在"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复兴运动"和"乡村革命运动"三条道路,20世纪下半叶我国农村建设和发展战略也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再次提出新农村建设,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百年来乡村建设运动的延续.不过,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全新目标、内容和新的发展战略.从"经济第一"到"全面发展"、从"改造农民"到"尊重农民"、从"集体化"到"合作化"、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从"资源索取"到"反哺农村"等等.表明党和国家农村工作的重点、农村发展战略和道路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也要求我们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四川农村空心化及其治理研究

农村空心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四川农村由于资源配置、城乡二元制度以及乡土文化缺失等原因出现了人口、房屋、土地、产业发展、公共资源等多方面的空心化现象,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健全人才引进培育机制、加强城乡制度改革以及开展乡村环境整治,是治理四川农村空心化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一论述的提出标志着其实现了从城乡一体化思想向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城乡融合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实践路径的重要理论成果,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建设思想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演进脉络及趋势展望

城乡关系是影响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实现了三个重大转变，从“以乡支城”到“城乡互补”，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从“城乡管理”到“城乡治理”，并由此开启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创新基层治理、多措并举推动城乡关系朝着共同繁荣的方向砥砺奋进，奋力谱写新时代城乡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城乡义务教育教师一体化发展问题及对策探析

城乡义务教育教师一体化发展是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措,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与否。目前,在教师一体化发展方面仍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难题,如教师资源配置失衡、教师队伍结构性矛盾突出,以及乡村教师素质能力偏低等。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发展失衡受现实、历史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亟待政府及相关部门从城乡义务教育教师资源一体化配置、城乡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协同发展入手,提高乡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乡村教师的社会荣誉度,从而破解城乡义务教育教师一体化发展难题,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     

新发展格局下城乡共同体探析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经济进入加速调整的"深度不确定"新常态。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挖掘内需潜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超越传统意义的"城乡统筹关系""城乡一体化",走向"城乡共同体融合"。城乡相互促进、相互协调,推动城乡一体高质量发展,既是实现乡村振兴、完成脱贫攻坚、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路径。"新发展格局"开启了城乡共同体的新时代。     

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构建及其公司治理法律机制研究——基于天津市宅基地换房实践的视角

我国一些地区农民以宅基地换房等方式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尝试，牵涉到生产或生活方式的巨变。其中生产方式的载体按我国现行公司制度肯定不行，如果仍按农民原有的合作社组织恐怕也不行。能否把前两者嫁接起来。探索一种新的符合中国新农村特色的企业形态，这就需要地方或中央立法来探索，对现行企业制度包括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进行创新。所以，探索构建一种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即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应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制度选择。在构建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制度时，其中企业形态或地位、内外部治理机制、以及相应的风险保护机制等方面应是考虑的重点。在国家统一立法未出台之前．天津可利用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政策．进行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制度创新与试点。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见》明确提出农村宅基地要实行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政策。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需要尽快创设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体系。在“三权分置”制度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宅基地资格权的主体,但新的宅基地使用权主体不应仅仅限于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新的制度体系下,使用权的主体范围应当不断扩大。本文从我国“三权分置”的历史演变出发,分析了“三权分置”的基本要义及三权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推进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相关建议。     

“民工荒”问题新思考

在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竟然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虽出人意料,但又有其制度因素、企业因素、农民工自身及支农政策等方面的原因。这一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分析这一现象,结果显示:转变政府职能、企业进行转型或转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是缓解“民工荒”问题的重要举措。     

论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的前瞻性问题

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完善基层民主,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已成为共识,只是在修改方案上存在分歧（小改、中改、大改）。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来看,农村集体组织包括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相应的组织法,实践中是否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与村民自治组织关系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已经对基层民主的实现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产生障碍。因此,如何定性村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成为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面临的前瞻性问题。本文以两者应该合而为一为出发点,阐述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具体问题。     

农村社区民主自治的条件和机制

对北京市远近郊区五个农村社区村委会的调研说明,经济发展和民主意识是村民自治的基础条件。经济层面主要在于集体经济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三个方面,经济的独立性决定了村民自治的必要性;意识层面则由于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民的生产方式、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使村民在心理上具有强烈的自治意识和要求,村民自治的组织体制和运作机制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前者指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后者则是以“四个民主”为基础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     

邓小平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视角及历史启示

将“三农”问题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之中通盘考虑,而不是就“三农”论“三农”,这是邓小平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视角。在此视角下,邓小平把稳定农村、发展农业、富裕农民作为解决“三农”问题、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三个总抓手。邓小平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主要有:必须以人为本,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以改革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小产权房”之痛

"小产权房"问题的出现,显示出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使之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并影响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由此应该以现行土地制度为基础,通过逐步缩小可转让的限制,并使宅基地使用权真正权利化,从而真正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     

“乡村政治研究”何以成为可能——当政治学“遭遇”乡村问题及之后

＂乡村政治研究＂发端于政治学与乡村问题的不期然＂遭遇＂,同时成长、演化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特定社会、政治时空场域中,并在时局变迁中走向日益紧密的互构与融合,最终成为一块可供学者在其中施展拳脚的研究领域。对中国政治学而言,这一＂相遇＂并＂联姻＂的过程,充满着从＂高昂＂到＂沉潜＂的震荡甚至创伤,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转型,也收获了未曾预料的成果。通过这段政治学与乡村问题之间互动的学术发生、发展之历史的考察,可使我们对中国政治学及中国社会科学的特定生长逻辑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为探寻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社会之＂根＂提供些许线索。     

新农村实践：乡村公民社会的培育及其实际偏失

在应然层面上,新农村的实践一方面是大力培育乡村市场体系,促进乡村私人领域的发育,另一方面是积极孵化乡村公共领域,扶持和促进民间力量的成长;但在现实上却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失,如农民主体的缺位、集体性失语以及国家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单边包揽等。这些缺失,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结构性落差,是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必经环节,预示着新农村建设的最终方向是实现乡村公民社会化。     

甘肃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之选择

从甘肃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入手,指出甘肃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主要包括转包、出租、互换、反租倒包、四荒拍卖和股份合作社。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公司+农业合作社"的流转模式是甘肃省未来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