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县政、精乡镇、村合作：一种新型乡村治理结构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政权管理的环境出现了新的变化,如何建构新的基层管理模式来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整合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乡村治理结构变迁的历史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乡村治理结构——强县政、精乡镇、村合作。新的乡村基层治理结构更符合维护农村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国家基层治理结构的改革要求。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党组织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生成——以皖北地区为例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乡村社会的各种组织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不断提升其乡村治理能力,对于推进农村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皖北地区乡村治理中,农村党组织还存在着基层基础不够扎实、村级财力不足、农村现行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变化、群众多元化需求难以满足等困境。以乡村治理的能力要求为引领,要从加强农村党组织队伍建设、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结构、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提升皖北农村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     

参与式治理视阈下农村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治国理政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农村基层治理作为改革转型以及治理创新的重要场域,多元主体参与成为乡村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建构农村参与式治理模式应大幅度扩展农民及农村社会组织参与的范围,通过各种机制将多元治理主体纳入到参与治理农村公共事务的范畴中来,发挥农民在农村治理过程中的实际效能。     

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价值理念与建构目标

农村正处于由市场化改革而带来现代化发展的全新时期,市场化改革激活了农村基层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活力,拓宽了农村基层的社会空间,促使农村基层原有的治理体系逐步发生根本性的转换,使得探索适应农村现代化发展背景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价值理念与建构目标成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课题。农村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尽管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却为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带来客观机遇,也使得探索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价值理念与发展目标成为必然。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

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内,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村社会精英的关系出现了持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在权力渗透、资源汲取和现代乡村建设中,国家选择与权绅(即营利性经纪人)和专业知识分子等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建立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行政官僚体系、资源提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中,国家选择以贫下中农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型精英作为国家的神经末梢来治理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和现实控制农村社会与吸纳农村资源的行政逻辑的矛盾中,乡镇根据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伙治理乡村社会;后税费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选择"富人"来合作治理乡村。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总是根据基层政权建设的变化来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作治理农村社会。     

中国基层治理中农村积极分子的角色演变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治理有效"是总要求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多数,农村治理的效度关系着国家治理的成败。历史表明,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过程中有一类不可忽视的群体——农村积极分子,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生态保持了高度一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积极分子的"觉醒",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分子政治下的"新生",集体化时代全能政府下的"没落"到改革开放初期猝不及防的"迷失",再到新世纪以来,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中的"回归",正是在农村积极分子角色演变图景中,彰显了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政党)基层治理行为之间的深刻互动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的若干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是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体体现为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的现代化,党的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之间有着内生的逻辑性,双方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唯有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党才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真正发挥好领导核心的作用。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系统工程,应从提升对制度的建构与执行能力,从制度和组织层面加强政党自身治理,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等方面下功夫,从而达成党的执政能力提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性互动。     

综合施策化解疫情中的网络谣言

重大疫情与网络谣言往往相伴而生,为网络治理带来新的挑战。面对重大疫情中的网络谣言,我们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高度,秉持"综合施策"的治理思路,将"依法治理""科技治理""多元治理""道德治理"有机结合并制度化地推进,建构起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的良性治理格局。     

村级党组织建设与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打造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从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新体系出发。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新体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化解广大农村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必将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孕育强大的潜力和后劲。     

论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治理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建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离不开农村文化的支撑。浙江文化礼堂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以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构筑社会核心价值功能;第二,以文化认同方式构筑社区文化秩序功能;第三,以地方性知识涵养社区信任关系。在提升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需要整合传统的乡村文化、赋予现代公民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文化自信"的根底作用。以文化礼堂为载体和平台的农村文化建设,对规范农村文化秩序、打造农民精神家园、提供农民参与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家治理视野下建国以来农村积极分子的角色变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什么是国家治理,如何做好国家治理"新的时代命题进行了大量探索。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治理的成功关键之一就在于广大农村社会的活力与生机。历史表明,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有一类不可忽视的群体——农村积极分子,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生态保持了高度一致: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分子政治下的"新生",集体化时代全能政府下的"没落"到改革开放初期猝不及防的"迷失",再到新世纪以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中的"回归",彰显了农村社会与国家基层治理行为的深刻互动关系。纵观农村积极分子命运变迁的历史轨迹,只有在党真正落实"群众路线"的实践中,才能实现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统一,真正夯实党的执政之基。     

美丽乡村建设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探究

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推动"美丽乡村"建设,面临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高,治理理念和方式还有待提升等问题。对此,可通过突出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大力发展公共服务、推动"三治"融合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实现农村社会的有序治理。     

国家治理与社会动员现代化维度探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重大命题,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与社会动员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内在契合性。在现代化维度上推进国家治理与开展社会动员,要重构现代社会动员模式,改革社会动员结构,改进社会动员方式,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形成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强国家—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发展格局。     

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探索创新 ——以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尚书村"3391"治理架构为例

党的十九大将"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随着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乡村产业空心化、传统文化没落、道德权威弱化、农民主体意识淡薄、人居环境较差等问题.如何有效传承与发展乡村传统伦理文化推进德治、充分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推进自治和加快特色经济发展推进产业振兴,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成为基层组织和群众最关心、最急切的问题.本文以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尚书村(以下简称"尚书村")"3391"治理架构为例对乡村治理进行探讨.     

“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建构

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是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理选择。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从国家或乡镇基层政府的角度来说,就是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基层政府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建构起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转变乡镇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其公共服务能力,首先应该从改革乡镇长的产生方式着手,改变其授权方式,探索推广乡镇长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转变为直选产生;建构乡村社会的自主性,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村民自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抓紧建设村民自治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增强农村社会的自主性。     

农村基层三元治理模式之建构与法律监督研究

对国家公权力绝对性主导的乡村基层社会一元治理模式与国家公权力缺位下的村民自治与村民选举的二元治理模式的理性反思,以期发现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问题-农村社会的离散与断裂现象的存在.农村社会的这种离散与断裂现象的存在同法律监督这种制度设定的缺位有直接关联性,或县乡两级政权同农村基层社会发生断裂与离散这种事实的直接因由是法律监督的缺位所造成的.从法律监督的有效投入,到三元治理模式的建构从制度层面上讲是一种具体完善过程,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创新.     

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的批判和建构的过程,这种批判包括了三个不同的视角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正确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应在中国实现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建立中国市民社会理论。     

乡镇治理困境的破解之道

破解乡镇治理困境,要顺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打造服务型乡镇政府;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调动乡镇干部积极性,为推进乡镇治理创新提供组织保障;加强和完善乡村治理,发挥村民自治与乡镇治理的互动作用,为提升乡镇治理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农村基层治理的意蕴、困境与优化路径

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实现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价值目标。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有助于化解基层矛盾、修补基层生态、巩固基层政权。面对农村基层治理理念"异化"、基层治理与社会结构"脱嵌"、基层行政权力"势差"、治理效益"损耗"的治理困境,应该从矫正治理理念价值偏差、创新基层治理方式、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健全基层治理机制层面入手,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和乡村的善治。     

宜州“党引民治”创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正河池宜州市作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源地,自2013年以来,探索推行"党引民治"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建构了以"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重构,拓展和延伸了村民自治机制,创新了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