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变迁视角下的村社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社治理结构的转型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民主-自治"的社会治理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乡村社区政治体系边界的乡村精英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如何使乡村精英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保证并充分发挥其在农村中的"守门员"角色,以实现转型社会中所渗透于乡村社区的多种能量间的良性互动,将是乡村治理的一个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应有之义.     

精准扶贫中乡村治理精英对国家与社会的衔接研究——江西省XS县的实践分析

在社会组织化较低和村民个体化的条件下,治理精英成为与政府合作推进扶贫工作、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核心纽带。通过构建基层政府、治理精英、村民三者间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的理论框架,本文尝试对治理精英为什么会成为衔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纽带和乡村社会扶贫的关键力量的原因作出解释:其一,村庄内部人力、财力、文化等资源的匮乏使得普通村民群体难以肩负脱贫致富的重任,作为"弱者",他们更愿意依赖治理精英来实现这一愿望;其二,受到经济理性观念的影响,基层政府更信赖有声望、有发展能力的治理精英,富有治理精英的村庄因而更容易获取政府扶贫资源;其三,乡村治理精英无论是个人禀赋还是社会资源相比一般村民具有更多优势,在扶贫行动中他们更可能发挥核心作用。但是治理精英协作扶贫虽然在扶贫初期能够广泛调动社会资源、整合乡村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即体制内治理精英的双重角色的冲突和治理精英协作扶贫的脆弱性。     

国家治理能力视角下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能力紧密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国家能力及国家能力的行使中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能力,国家能力的高低可从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等四个维度进行检测,而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能力是指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协商与沟通的能力。本文从国家治理能力的视角出发,通过梳理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逻辑,揭示了不同时期国家能力强弱尽管有所区别,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自治权利良性互动关系。其症结在于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重视强化"有形"的国家能力建设,而忽视本应与国家能力同步增长的"无形"的国家与社会合作能力建设。因此,乡村治理结构未来走向是推进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路径是大力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改进乡镇政府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协同作用,从而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强县政、精乡镇、村合作：一种新型乡村治理结构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政权管理的环境出现了新的变化,如何建构新的基层管理模式来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整合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乡村治理结构变迁的历史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乡村治理结构——强县政、精乡镇、村合作。新的乡村基层治理结构更符合维护农村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国家基层治理结构的改革要求。     

论“村民自治”的转型和“乡-村”关系的重塑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已无法适应和容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加上县乡基层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两者相结合推动了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这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既能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基层民主政治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又能满足国家政权有效地控制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需要,并由此重塑了基层政权与自治乡村的关系,形成了以"服务—监督"为核心的新型"乡—村"关系。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农村社区的建设维度及其治理研究

农村社区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社会共同体,也是国家对农村实施行政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平台。我国的农村社区建设包含了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交往三个维度,行政管理维度和公共服务维度是围绕着社会交往维度而展开的,行政管理的革新和公共服务的强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增进农民的社会交往。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应通过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及探索建立开放平等的农村民主协商治理体制,推动建立适应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机制,促进"邻里守望、和谐互助、融合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论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以乡镇司法所为视角

乡村社会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工作的重心。乡村社会通过传统的"礼治"来维持社会秩序,而现代社会利用"法治"来维持秩序。"礼治"和"法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而"礼治"却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在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把握用法律治理社会的大方向,同时也不能忽视"礼"在传统社会中的良性作用,正确处理"法治"和"礼治"之间的关系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逾越的步骤。本文以基层司法所为视角,从乡村社会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原因、解决方式出发,分析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在乡村社会的适用问题,从而有效地推动城市、乡村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实践进路及反思

国家与乡村关系是关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命题,有两种实践进路:一种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现代—传统"关系,表现为通过现代城镇及社区取代传统乡村,通过"资源下乡"和升级达标任务改造传统乡村,通过现代认证和个人权利保障解构传统乡村;另外一种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政权—社会"关系,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完成了组织载体层面的建设,但现代治理规则层面的建设还没有彻底完成。后税费时代的当下,国家进一步对政权建设的组织载体进行强化,并不断将现代治理规则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在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既需要对支撑"发展主义"的"锦标赛"体制进行反思,也需对行政体系推动国家政权建设的趋势进行反思。解决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建立起联结国家与乡村的"中间层",夯实国家权力与乡村权利的平等协商机制。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农民合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途径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学者建议以农村的民间组织为载体,鼓励农民合作以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在农民合作中,理性算计的农民过于算计个人的经济利益,无法克服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等行为,从而出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短缺。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需要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以及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     

乡村“空心化”治理:样态扫描与政府服务

乡村建设是攸关民族与国家命运,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多次证明了这一价值判断.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资源流动,诱使乡村结构呈现“空心化”态势,村庄“空心化”的治理危机正在侵蚀和动摇我国社会的根基.目前,村落“空心化”主要表现在村庄政治有行政组织无公共权威;村庄经济有财政账务无现金资源;村庄文化有形式输入无实体培育;村庄发展有惠农政策无联动人才等四大窘相.因此,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和创新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完善村级合作组织,引进乡村技术人才,构建多中心的服务体系.     

末端治理:包容性发展视阈下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农村是国家基层治理体系的末端,是基层及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改革以来,乡村步入大分化、大流动、大重组的历史性转型,农村基层治理呈现封闭化、空心化、断裂化的特征,农民阶层分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势在必行。为破解转型期乡村社会管理困局,一方面需要转变发展理念和思路,着力夯实基层组织和民生建设,从源头上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基层短板"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根据当前乡村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内在要求,从组织体系、技术支撑、政社合作、体制机制方面推进协同创新,走出一条开放融合、权利均等、制度保障、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及包容性发展格局。     

加强基层党建 促进乡村治理

正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石,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时提出了"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要求。十九大以来,高桥村在省政协的大力帮扶下,在乡村有效治理方面取得不少的成绩和经验,其中核心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以党建来助力脱贫,以党建来带领村民致富。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基层党组织     

新农村建设要在“新”字上下功夫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在"新"字上下功夫,要着力解决三大"新"课题:一是改革农村治理模式:建立新机制;二是改变农村外部形态:建设新村镇;三是改造农村商业领域:建构新流通。以此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一、改革农村治理模式:建立新机制免征农业税后,农村基层工作发生历史性的转折,面临着一系列新变化,新农村建设要针对免征农业税后农村新形势,改革治理模式,全面建立农村基层工作新机制。(一)建立农村基层工作新机制的设想1."乡村瘦身",建立新的行政体制。旧体制的弊端,最突出的表现是乡村规模过小,机构设置过多,人员编制过冗,导致行政成本过高。虽然我国经     

论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治理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建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离不开农村文化的支撑。浙江文化礼堂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以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构筑社会核心价值功能;第二,以文化认同方式构筑社区文化秩序功能;第三,以地方性知识涵养社区信任关系。在提升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需要整合传统的乡村文化、赋予现代公民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文化自信"的根底作用。以文化礼堂为载体和平台的农村文化建设,对规范农村文化秩序、打造农民精神家园、提供农民参与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层人大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应开拓民间法的政治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内的分权通过市场经济而迅速扩展开来,为我国政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使我国的政治形态[2]和治理机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迁,国家与社会出现了新的互动[3],社会公共力量在逐步成长。本文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试对当前基层人大建设存在的问题予以讨论。一、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基层人大:困境与转变1.乡村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与难题纵观近现代以来乡村社会治理的变迁[4],可以发现:我国的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依靠国家权力的强化和向下延伸来进行的,其结果是…     

中国基层治理中农村积极分子的角色演变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治理有效"是总要求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多数,农村治理的效度关系着国家治理的成败。历史表明,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过程中有一类不可忽视的群体——农村积极分子,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生态保持了高度一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积极分子的"觉醒",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分子政治下的"新生",集体化时代全能政府下的"没落"到改革开放初期猝不及防的"迷失",再到新世纪以来,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中的"回归",正是在农村积极分子角色演变图景中,彰显了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政党)基层治理行为之间的深刻互动关系。     

地方精英的嬗变与乡村治理变迁——以浙江为例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乡村治理经历了众多变迁,变化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地方精英。追溯乡村治理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地方精英是乡村良性治理结构的能动主体。完全代表个人利益的精英与完全体制化的精英都不能使乡村治理有效运转起来。既能代表地方社会,又能沟通国家政权意志的地方精英是乡村有效治理结构的中坚力量。     

“三农”形势新变化与我国乡村治理转型

"三农"形势变化是推动我国乡村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变化的基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下,与"三农"相关的系列改革工作已经启动,这些将加速城乡关系调整、推动农村社会结构变化、促进农业生产方式革新和改变农民行为模式,"三农"形势变化对我国乡村治理提出新的挑战。目前,乡村治理进入农村建设阶段,明确城乡关系定位是推进乡村治理和设计具体政策的根本前提。当前阶段的乡村建设应当定位缩小城乡差距而非取消城乡差别,与之对应的乡村治理要围绕着农村底线建设目标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