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对外政策智囊库与外交决策

冷战结束后后,俄罗斯对外政策智囊库国家对外政策决策中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本文在研究10年来俄罗斯对外政策智囊库的发展演变轨迹的基础上,分析了对外政策智囊库在当代俄罗斯外交决策中的功能、作用,及施加影响的途径与方式.     

美国政府对外决策中的非政府因素

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使得政府不可能在不受非政府因素的影响的情况下做出任何决策, 尤其是在多 元政治下的美国。概括起来能够对美国政府的对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非政府因素主要有政党、思想库、利益集 团、大众媒体、选举五大类。它们是美国政府对外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 左右了美国的对外政策。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执政后的对外政策走向

新近执政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从新生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出发，适时调整对外政策，奉行更加务实的、灵活的大国平衡外交，其对外政策的核心是调整、发展与印度、中国和美国等大国的关系，以荻取大国经济和政治支持。     

影响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决策的三个要素

对外援助政策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美国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国家利益是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驱动力，但利益集团因素以及决策者的个人认知、能力、价值观、背景、个性和党派特征影响国家利益的取向，进而影响国家对外援助政策。只有综合国家、社会、个人三方面的因素．才能对美国对外援助政策进行全面考察。     

国家利益、体系角色与美国对外结盟政策*

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尽管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各理论流 派存在分歧,但就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而言,其内涵与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可分割。外交政策是实 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并随着国家利益的变迁而不断变换。通过外交政策的运作,国家实现了与国 际体系的互动,确定了国家的体系角色,进而对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形成了回馈,推动了国家对外 结盟政策的演变。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文化规范功能

冷战结束后 ,文化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本文从文化的规范功能的角度出发 ,分析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道义与利益及其关系。作者认为 ,文化的规范功能在对外政策中表现为文化限定了国家对外政策可选择的范围 ,只有符合或至少不悖于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对外政策才会被社会民众所接受。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既有浓厚的宗教信仰传统 ,又具有讲求实效的务实精神的国家 ,文化的规范功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体现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理想主义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赋予道义上的目标和意义 ,现实主义使道义目标在实施中符合美国的现实利益 ,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对外政策就是道义与利益的完美结合。     

认同视角下的土耳其对外政策

国家行为由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土耳其持有突厥、伊斯兰、西方和外来者等多重身份认同并推崇西方价值观,这些身份认同和观念对土耳其对外政策均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西方文明成员和欧洲国家是土耳其的核心身份,整体上决定着土耳其以西方为导向的对外政策,尽管这些身份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偏好和对外政策导向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两者间虽具异质性,但也有一致性.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上层建筑,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影响决策者对基本国家利益的判定.追求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有时甚至会成为核心目标.     

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观及外交决策

俄罗斯自独立以来,经历了叶利钦和普京两任总统。二人的对外政策都是将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但由于国内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他们的个性差异,二人的国家利益观又有所不同。这使他们在对外政策的实施方法与手段上也有较大差异,从而导致对外政策的实施效果各有良莠。     

“同心圆”政策与哈中关系

独立时间不长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面临复杂而特殊的国际环境，其对外政策要考虑到主权、安全以及对外经济联系诸多因素。对外政策的目标首先是要保障国家独立、领土完整等安全要求，然后是国家经济等发展问题。针对自身的内外条件，哈提出了符合本国利益的对外政策理论、方针和原则。其对外政策实践勾勒出一个“同心圆”轨迹，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色彩。哈中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彼此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在政治、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目前，两国共同致力于构筑面向２１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对非洲的官方援助

一、美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发展。美国是全球对外援助最广泛的国家。美国的对外援助参加方广泛，除政府外，民间团体、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基金等也是对外援助的重要力量。对非官方援助是贯彻美国非洲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     

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

近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研究中,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目光偏重于新保守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由主义思想,从而落后于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舆论方面的某些变迁趋向。本文回顾了自由主义的历史,认为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杰克逊主义”并列为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三大主题,至今在美国仍具有广泛的舆论市场,并在其对外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     

"现实主义"--试析布什政府对外政策走向

美国新政府尚未推出完整的对外政策,但从布什总统及其幕僚的观点和举措来看,共和党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现实主义"传统,将主导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走向.在"现实主义"理念支配下,美国新政府将采取措施,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加强与盟友的关系,加大对伊拉克、朝鲜等国的打压力度,调整对俄罗斯的政策并将其重点转向安全领域,压俄在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等方面与美进行合作.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上升,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将呈现出更注重现实利益的态势.     

乌克兰对外政策中的能源因素

本文以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形式 ,分析了能源这一特定因素对乌克兰对外政策的影响。乌克兰能源短缺及其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依赖俄罗斯能源供给的现实 ,使得乌克兰在实施“回归”欧洲政策的过程中 ,不得不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顾及俄罗斯的利益和立场 ,因此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乌克兰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正是由于诸多类似于能源的因素的存在 ,致使恢复独立以来乌克兰一直奉行的“回归欧洲”、疏远俄罗斯的对外政策鲜有成效 ,并使乌克兰不得不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开展平衡外交 ,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在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利益。     

拜登政府对外援助政策调整及影响北大核心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双边援助国，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回归对外援助政策传统，相比特朗普时期进行了明显调整，主要表现在：提升对外援助的政策层级，增加政策效力；增加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加强资源保障；强调对外援助的价值观属性，突出意识形态色彩；重视对外援助的多边渠道，发挥规范性力量的作用；调整对外援助的优先目标，加强援助议题设置。拜登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统筹了国内国际政治经济议程，通过加强意图与能力、目标与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其内外影响初步显现：大幅提升对外援助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力促全球国际援助的战略化、政治化、工具化趋势，并推高全球发展合作领域的对抗性风险。但受制于对外援助“内顾”倾向、美国国内矛盾激化、舆论严重极化等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无法完全实现其预期目标。     

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与中国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制定与中俄关系的发展是中俄两国政界、学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目前，普京政府奉行一种积极、独立、全方位、实用的对外政策。作为一种新型的，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的战略协作关系，《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目前的中俄关系处于300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     

欧盟对外文化关系简论

自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以来,欧盟对外关系中的文化因素都得到相关条约的承认,欧盟发展对外文化关系的法律基础也得以确立。在对外文化关系的实践中,欧盟根据对自身利益的评估,制定了针对不同地区的对外文化政策,推动了与不同地区的文化关系的发展。欧盟对外文化关系的发展,不论对欧盟成员国还是对欧盟整体来说,都具有积极意义。尽管欧盟内部对欧盟发展对外文化关系有可能出现的文化霸权、大小国家的利益平衡、官僚主义等问题表现出某些担忧。     

日本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结构分析

战后日本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机制大体上是国会政党、省厅文官和财界、新闻界，以及群众社会团体等多元化力量参与，以内阁为中心的一点多边结构。在决策过程中。内阁、执政党和文官和作用更为重要和直接，财界和新闻界只具有间接的影响，而在野党实际上被排除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之外。     

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成因探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东亚地区格局正处于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和变化之中,尤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保守化趋向令人注目。自小泉执政以来,日本为实现其"正常国家"和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战略目标,推行了一系列保守化的对外政策,否认侵略历史、推行价值观外交、实施"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日本对外政策不断走向保守化。本文尝试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支撑,凝练身份、规范、认知三个变量因素,试图对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演变的成因进行分析论证。总的来看,重塑国家"身份"是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根本成因;"规范"是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主要成因;决策者的"认知"转变是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关键成因。     

公众成本理论与对外政策决策——以布什父子处理外交危机为例

公众成本理论源于国际关系的国内政治理论,它有三个基本观点:其一,公众舆论为决策者制造政治赌注,既可推动决策者的对外决策,又可使决策者付出重大国内政治代价;其二,公众关注外交政策的程度制约决策者对公众成本代价的评估;其三,决策者在利用公众成本时存在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困境。本文以布什父子执政期间所处理的几次外交危机作为个案,来诠释公众成本理论的逻辑机理,并指出研究该理论对中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