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

在<反垄断法>即将出台之际,讨论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有着极其必要的现实意义.反垄断法保护竞争并不是目的,而其仅仅是实现社会经济效率这一反垄断法终极价值的基本手段之一.而且反垄断立法不应并列多重价值目标,而应将经济效率作为根本价值目标,这是适应我国发展规模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反垄断法中规制行政垄断的必然要求,同时也符合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趋势.     

论反垄断法的伦理基础

对反垄断伦理的研究能够给反垄断提供更加深刻的解释力。竞争正义是反垄断法的伦理基石,反垄断法研究必须解答何谓正义的竞争这一问题。竞争自由是竞争正义的前提条件,竞争效率是反垄断法的核心理念,竞争公平是反垄断法永恒的价值追求。     

论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意蕴

我国于20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反垄断法有助于实现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竞争自由的社会价值。这三个社会价值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其中经济效率是基础价值,而社会公平和竞争自由在价值体系中则属于核心价值,作为经济效率的上位价值。     

论和谐社会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

反垄断法作为维护市场市场秩序的法律,通过保护竞争实现其价值。一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是多元化和动态的,而非单一和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由于不同的经济政治条件,其价值目标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当前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应是效率和公平,并且是个体效率与社会整体效率统一基础上的整体效率和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相统一上的实质公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我国社会现实中较严重的不公平决定了公平价值应优先于效率。     

反垄断法的价值构造

价值问题是反垄断立法和实施中的核心和前置性问题,在当前中国反垄断法实施面临制度分裂、"纸面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相背离等背景下,对这一话题的研讨尤为重要。成熟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实体价值主要表现在自由、效率和公平等诸方面,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这些价值呈并存、竞争和融合的矛盾运动之势。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反垄断法表现出来的自由价值和经济理性等先天不足,是该法实施乱象的重要根源,亟待通过制度实践和竞争文化培育凝聚更多价值共识。     

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

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历史范畴,同时又是一个多元、多层次的体系.从反垄断法的成因来看,我们认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包括建立和维护自由、有序的竞争秩序的基本价值目标和实现社会整体经济效率与社会实质公平的根本价值目标.这些价值目标既存在着一致性又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可能.对于哪种价值优先,我们应依据"平衡协调"与"社会本位"的理念和原则并结合国内国际形势,作出适宜的选择.     

论反垄断法上的公平价值

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分析方法给反垄断执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但其"唯效率论"的主张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在实践中也面临很多挑战。本文通过对实质公平在反托拉斯法价值体系中地位的历史变迁的考察,提出在现代反垄断法中,实质公平可以填补配置效率价值功能的不足,配置效率辅之以实质公平,可以保证在两价值目标的互动与适当张力中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平衡与和谐发展。     

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冲突及协调

对于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而言,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观点与主张,自然也就存在着冲突与协调。反垄断法律制度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以社会为基点的整体效益价值、以消费者为基点的公平价值、以企业为基点的自由竞争价值等诸方面,这些价值目标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不断呈并存、竞争和融合的矛盾运动之势。由于这些目标在性质上有差异,因而反垄断法在追逐这些目标时,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上也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从优化反垄断法的功能角度来讲,我们有必要对反垄断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冲突进行协调。     

民主法治框架下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体制建构

法律执行机制是竞争法律政策能否有效实施的决定性因素。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实现亦有赖于法律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机制。赋予市场经济主体发动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权利,乃民主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为更好地促进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我国应健全反垄断法私人救济权利保障体制,采取直接民事诉讼模式,完善反垄断私人执行监督制度,建立私人执行与公共执行的平衡协调机制,更好地维护个人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浅析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实质公平价值目标

本文通过对我国《反垄断法》立法目的的分析,提出在现代反垄断法中。实质公平可以弥补配置效率价值功能的不足,保证实质公平优先的配置效率,可以保证在两种价值目标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健康、平衡与和谐发展.     

《反垄断法》的缺失与完善

《反垄断法》是维护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基本法,有“经济宪法”之称。我国《反垄断法》旨在保护公平竞争,其规定涵盖了市场经济中几类主要的垄断行为,是我国立法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反垄断立法。标志着我国竞争法律制度基本框架的形成,但其立法也存在一定的缺失,有待立法机关调整完善,以实现其鼓励创新、促进自由竞争、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     

反垄断法政策目标的多元化

竞争是反垄断法设计的方法和手段,它不具有政策目标的意义,反垄断法所关注的并非是、而且从来也不是竞争本身,而是竞争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各国近百年来的反垄断实践揭示出了反垄断的种种政策目标,诸如保护消费者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维持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等,以期将竞争导向正确的方向。事实证明,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是多元的,人们要做的工作不是诠释其对立,而是要在实践中使各种目标更加的协调。     

经济治理“过度反垄断”的法理反思

反垄断法遵循着为自由而干预自由的法哲学基础,不单向保护竞争者的消极自由或者限制垄断者的积极自由,这从根本上划定了反垄断法的基本限度。“过度反垄断”是我国当前经济治理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是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活动不遵守反垄断法与其他法律或社会规范的外部界限,超出反垄断法的内部制度预设,最终导致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经济的结果。其反映为立法层面的价值目标象征化、法益保护前置化、兜底条款扩张化、并购审查扩大化、平台条款广泛化、罚则配置严厉化,以及执法层面竞争效果评估的形式化。“过度反垄断”将改变政府权力与市场自由的结构,阻碍创新和经济增长,导致反垄断法与其他规范体系的龃龉。防止经济治理“过度反垄断”,必须确立反垄断法参与经济治理最小化的整体理念,通过比例原则对反垄断法益予以实质性限缩,实现外部法律体系对反垄断法的约束,同时从内部实体制度层面强化市场力量标准与竞争效果分析。     

我国《反垄断法》政策性之我见——以金融危机为背景

竞争政策以维护竞争的自由、公平与有效为目标,是自由与干预的矛盾体。而作为我国竞争政策法制化的核心法律规范《反垄断法》的制定与实施总是要在垄断与竞争、自由与干预之间作出选择,这是《反垄断法》具有政策性的重要前提。针对当前金融危机,以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为出发点,《反垄断法》的政策性对国家干预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反垄断法》实施的预期效应探究

我国的《反垄断法》是国家基于“公平与效率”的价值追求而创设的市场经济基础·肄法律，旨在维护市场有序竞争，落实国家竞争、产业等经济政策，实现国家经济管理职能。它的实施必将产生一系列预期效应：国家竞争政策统一、反垄断指南具法律效力、“成文法”与“判例法”相融合、为保护国家利益增添新的法律手段以及促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等。     

论反垄断法的公平价值

反垄断法所体现的公平是实质公平。本文在论述公平价值的内涵以及公平价值之所以是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之一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公平价值在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之间、垄断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以及公平价值与配置效率发生冲突时的协调与平衡。     

企业的自由度与政府的干预度:美国反垄断法的核心矛盾

企业的自由度和政府的干预度是美国反垄断法的核心矛盾。从谢尔曼法开始,美国反垄断法走过了扩大政府权力、积极干预经济运行与抑制公共权力、宽容企业自由的风雨历程。在今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效率为主要目标的反垄断执法活动仍然身置于自由民主的困境之中。     

反垄断法价值之维探究

为从总体上把握反垄断法的实质,克服反垄断法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需要探究反垄断法的价值之维。本文从法的价值理论和我国国情出发,并借鉴域外经验,提出我国应把整体经济效益作为反垄断法的终极价值目标,其次是消费者利益即公平,再次是竞争。如此的价值位阶安排,才可充分体现反垄断法的本质,有利于反垄断法作用得到切实、有效发挥。     

产业政策对反垄断法实施的影响

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虽然都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方式,但两者干预经济的深度、广度及基本理念都是不同的。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会对反垄断法的实施产生不同的效用。我国目前过于扩张的产业政策不仅延缓了反垄断立法进程,而且势必影响未来反垄断法在经济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为避免反垄断法的边缘化,必须寻找与我国反垄断法相匹配的产业政策,必须妥善界定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在国家法与政策体系中各自的作用范围以及两者的主次关系。     

反垄断法的基本性质和特征

反垄断法是反对限制竞争、维护自由公平竞争和经济活力的一类法律的通称。与此相关的称谓还有反限制竞争法、反托拉斯法、公平竞争法、反对限制性贸易行为法等。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为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所不可缺少。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我国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反垄断法》。对反垄断法的性质和特征等基本理论问题应着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