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融合了法、道、释各派学说,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以德主刑辅、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追求“无讼”理想。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西方民主政治,核心在于防范政府权力滥用、确保人民权力得以行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的是政府推进型道路,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立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充分发扬和保留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社会主义法治有重要意义。     

儒家“活法”与权力制约新论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权力廉洁、正当运行的重要条件。由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儒家"活法",它一般性地参与构造了权力运行的双重领域与二元秩序,即公共领域与"活法"领域、国法秩序与"活法"秩序。故此,权力的制度笼子必须延及权力运行的儒家"活法"领域与"活法"秩序。学界主流的权力制约理论存在两大不足:一是与中国的权力架构及运行实际存在差距;二是忽视了儒家文化对权力运行的影响。基于现代法治社会权力行使主体隐私权克减的通行法理,设计出既符合中国权力架构,又能控制权力行使主体的微观与私域行为,进而反制儒家"活法"对权力廉洁、正当运行的负面影响的制度尤为必要。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制约机制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当中存在着有利于现代制度建设所需要的资源.其独特的权力制约机制尽管与西方政治传统明显不同,但是同样达到了遏制权力滥用的目的.     

程序法文化引论

程序法文化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和一定民族范围的人们对各种程序性法律、制度、观念和一系列程序活动的整体性认识和评价,程序法文化具有抽象性、地域性、多元性、群体性和延续性等特点。程序法文化有制度程序法文化与观念程序法文化、传统程序法文化与现代程序法文化、西方程序法文化与中国程序法文化之分。中国传统程序法文化以尊尚权力、程序实体混同、程序虚无、“厌讼”等为特质,中国现代程序法文化则以尊重权利、程序独立、程序法治为指引。     

刑事和解基础理论探究

刑事和解制度历经数年司法实践,最终以立法形式确定,成为中国刑事诉讼框架内的一项最基本制度,为司法工作人员正确行使国家司法公权,有效处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效途径。而若准确把握和执行刑事和解制度,则需透彻理解其背后的基础理论,如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之不足、国家权力让渡、西方和解理论与中国"和"文化等。     

权力的起源:一个比较法文化的考察

权力是法学基本范畴之一,借鉴历史学、人类学的成果与研究范式,其起源可以用两种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一种是以北美易洛魁人为代表的氏族——部落模式,另一种是以中国“五帝”为代表的酋邦模式。从比较法文化的立场上看,权力起源的不同模式揭示了不同类型的权力形态和法律传统。     

契约伦理中西境遇与权利差异

契约伦理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伦理类型,但它在中国与西方的境遇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牢固的血缘家庭关系、整体主义和漠视利益,使契约伦理失去了外部环境、主体性条件和动力机制,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淡薄的血缘家庭关系、个体主义和注重利益,使契约伦理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主体性条件和动力机制。这些不同,导致了中国权利观念和制度的落后,西方权利观念和制度的发达。     

试论中国儒家"诚信"思想的理论、困境及完善

中国传统儒家的诚信理论是中国古代诚信思想的核心。儒家诚信理论发生于中国传统宗法和农业社会的土壤中,它有着独特的追求内心至诚的道德价值,也受到了乡土熟人社会的强大支持和保障,但是由于其社会内部过多地强调父系的宗法关系、君主的权力等价值,其诚信理论必然有着低于其他价值系统的先天不足,特别是当脱离熟人社会的环境时,其局限就更为明显。在今天,要创造性地转化传统需要清醒地看到儒家诚信思想的优势和不足,改变传统的权力管理模式,建立保证诚信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加强道德建设,以及培养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才能真正建立起现代公民诚信文化。     

论我国心理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中国现代心理学本是"舶来品",很多人又相信心理学具有文化普适性,再加上西方心理学一向处于强势地位,大陆在文化心理学领域又缺少领军人才,结果,中国现代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缺少自觉关注本土文化传统的传统,致使中国文化无法为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提供思想源泉、灵感和根基,导致一些研究成果缺少文化生态效度、灵魂、宏观视野和原创性。破解之道是要做胸怀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研究者。为了更好地担负起时代使命,中国心理学家须从四个方面加以努力:(1)具备较扎实的国学功底;(2)妥善将中国文化放进自己的理论架构、实验/问卷设计以及分析与讨论中;(3)建构吻合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理论或观点;(4)探索吻合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研究范式、技术和方法。     

侦查制度改革的法律文化思考

滥用侦查权力是学界提出的侦查制度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它在实践中表现为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非法行使侦查权力的现象.对于如何改革,学界不乏一些激进的主张,其中以要求对警察权力进行严格控制和立即赋予嫌疑人沉默权为代表.通过运用法律文化为分析工具,可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滥用侦查权力是局部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可以通过系统内部不引起司法体制剧烈震动的措施逐步解决.而上述两种激进的主张在人、事、物等社会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都有虚置化的危险.     

对反垄断法规制的垄断行为的分析与比较

市场经济中垄断行为纷繁复杂、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对垄断行为可做不同的分类,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垄断行为及其相互变化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其经济和法律性质的认识和了解。根据垄断力来源及其程度的不同,将垄断行为分为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企业合并审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政垄断四大类;通过对它们进行经济分析和比较研究,从理论上深刻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变化关系及其经济法律性质,为反垄断立法与执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论侦查权的性质与特征

侦查权在我国被认为是一种司法权,这导致犯罪嫌疑人在认为侦查机关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时无权申请法院进行审查,这对于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是极其不利的。从本质上来看,侦查权是一种执行权,这与行政权是一致的,而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从基本特征来看,侦查权在价值与功能、体制与人员以及权力运作方面也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     

论《行政强制法（草案）》的价值取向

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在所有行政权力中,最具侵犯性、对公民人权和法人权利威胁最大的就是行政强制权。就国内的现状,过去和现在最不受约束的就是行政强制权的滥用。《行政强制法(草案)》的出台,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范政府行政强制行为,彰显了“法治”性,“契约”性和“人本”性的价值取向。     

Understanding and Measuring Consumption Motives in the Performing Arts

Currently, there is no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categorizing,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consumption motives in the performing arts. Study one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forty-seven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sumption motives. A new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cultural and social motives is introduced. This framework is tested in the second study. Here, a quantitative instrument is developed. The results of the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refine the framework and demonstrate the following consumption motives: cultural aesthetics (with two dimensions: artistic value and enjoyment of beauty), cultural relaxation, cultural stimulation, social bonding, social attraction, social distinction, and social duty.     

论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的界限

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家行政、审判和检察机关正确行使监督权,应根据被监督的三机关的性质和特点进行监督,其界限是既保证三机关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又使国家权力机关不失职不越权。这对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犯罪构成模型论

犯罪构成是立法者依据一定的利益需求与价值观念而将生活中之危害行为加以类型化形成的 ,表现为通过刑法规范所确认的认定犯罪之规格、标准或最低度条件———本文称之为模型。它同构成犯罪的事实 (原型 )是不同层面之范畴。注释刑法学应以刑法条文中静态存在的模型意义上的犯罪与刑罚为研究对象。同两大法系的构成体系相比较 ,在现阶段国情下我国几十年所形成的通说体系具有直观、简单、易操作的特点 ,并无重新构造之当务必要。     

行政强制救济若干理论问题探析

学理概念行政强制与法律概念行政强制措施不配套。从定义要求、语词构造以及法理分析,行政强制权属于行政权范畴,行政强制则包括行政执行强制和行政即时强制。与强制执行不同的是,行政强制属于行政模式,而非司法主导的混合模式。在宪法上界定行政与司法的分野,结合我国实际并借鉴域外经验对行政强制进行统一立法是行政强制救济的前提与基础。在合作行政时代,行政强制法制化的事前和事中救济过程比事后救济更为重要。     

对宪法性质及相关问题的重新思考

本文讨论了宪法的性质、内容和效力阶位等涉及宪法本质特征的一系列问题。认为 ,宪法不是母法 ,而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准则的部门法 ,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契约 ;有关国家权力的来源与性质、配置与运作、制约与监督等问题是一个国家宪法的核心内容 ,而关于发展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思想教育、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问题不是宪法应有的内容 ;宪法虽然作为一种政治契约 ,应当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但根据本文提出的“对外承诺对内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及其相关规则 ,宪法实际上的效力阶位从制定机关的角度看 ,则取决于其在一个国家整个权力结构体系中的级别 ,因而我国宪法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实际上处于同一效力阶位 ,而要使它成为效力最高的法律 ,就有必要进行立宪体制上的创新。     

谈紧急行政权的构建

紧急行政权是目前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必不可少的制度。紧急行政权的构建和运行对国家管理意义重大。本文明确了我国紧急行政权的法律性质，阐释了构建依据，并结合公共危机存在的状况，对构建紧急行政权这一法律制度展开了理论探讨，以期为我国相关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纠纷解决与权力监督的平衡——解读行政诉讼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

"纠纷解决目的"是行政诉讼法从民事诉讼领域引入的立法目的价值,旨在于扩张行政诉讼机制的纠纷解决功能,为行政诉讼的协调和解程序提供法理支持,但是,行政诉讼领域的纠纷解决具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而且与行政诉讼固有的"权力监督"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通过调和"纠纷解决"和"权力监督"的这种紧张关系,可以反省行政诉讼制度在满足"纠纷解决目的"功能实现上的界限,设定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的合法性边界,从而更好地确保公民权利保护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