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友好仲裁制度

国际商事仲裁中,依法仲裁的仲裁方式本身存在一些缺憾,起到查漏补缺作用的友好仲裁得以发展,目前已经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国际公约及示范法、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的普遍承认,成为一种重要的仲裁方式。本文从友好仲裁的概念及其与商人习惯法的区别等阐明其内在含义出发,并列举了有关立法和实践,具体论述设立友好仲裁制度的必要性,认为在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中确立友好仲裁有助于完善我国的仲裁制度,逐步与国际接轨。     

论商人习惯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

商人习惯法成为现在商人法的重要渊源，它的使用提高了国际商事仲裁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由于各国国内法的差异而严重影响案件结果的情况，更好地保证了个案的公正裁决。我国立法界对现代商人法规则已逐步接受。但尽管我国仲裁立法中有关现代商人法适用的规定已有不少，却仍然不够，还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仲裁立法中对现代商人法的适用应进行更明确的规定；法院对仲裁给予适当监督；在国际商事争议处理中更多适用比较成熟的现代商人习惯法。     

试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友好仲裁制度

国际商事仲裁中，依法仲裁的仲裁方式本身存在一些缺陷，起到查漏补缺作用的友好仲裁目前已经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国际公约及示范法、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的普遍承认，成为一种重要的仲裁方式。本文从友好仲裁的概念及其与商人习惯法的区别等角度出发阐明其内在含义，并列举了有关立法和实践，具体论述了设立友好仲裁制度的必要性，认为在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中确立友好仲裁有助于完善我国的仲裁制度，逐步与国际接轨。     

香港仲裁机构的临时仲裁及其启示

以中国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为首,中国香港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仲裁机构体系,并在国际商事仲裁界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临时仲裁在香港发展迅速,其比重远远超出机构仲裁。探讨香港仲裁机构的临时仲裁问题,将为我们正确认识内地仲裁法提供一定的启示。     

国际商事仲裁依职权适用商人法法律依据探析

相较于国内法庭而言,现代商人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适用,这依托于国际商事仲裁庭拥有较大实体法律选择职权的制度优势。随着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律选择依据由仲裁所在地法—仲裁冲突法—仲裁实体法的理论流变,仲裁员自由裁量权逐渐扩张使得现代商人法法律渊源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尤其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中的仲裁法规则赋予仲裁员直接选择实体法律的权力,成为现代商人法适用的有力法律保障。而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所特有适用"贸易惯例"和"公允及善良原则"的规定,则成为现代商人法在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中更为灵活的适用路径。     

论我国经济贸易仲裁机构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在国际商事仲裁立法理论与实践上,仲裁机构不仅包括常设仲裁机构,而且也包括临时仲裁机构。我国现行仲裁法并未就临时仲裁作出规定,这是我国在立法制度上的缺憾。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为了在对等原则上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国际经济贸易合同争议,我国仲裁法应当承认临时仲裁在我国仲裁制度中的法律地位。     

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是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领域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因为裁决的公开似乎与国际商事仲裁的私人性特征相矛盾,其实它并不会减损国际商事仲裁的价值。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立即公布仲裁裁决,每月公布隐去了当事人信息的仲裁裁决,每年年初原文公布上一年度的所有仲裁裁决,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时立即公开仲裁裁决,满足特殊证明条件之下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这些共同构成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公开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国际商事仲裁本身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也促进了国际商事交往的发展,因此,探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友好仲裁初论

友好仲裁已经得到许多国家的国内立法 ,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国际条约或示范法的普遍承认 ,公平善意原则成为解决跨国民商事和国际纠纷的重要依据之一。在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中 ,确立友好仲裁不仅是仲裁实践的需要 ,而且可以促进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与国际通行实践进一步的融合与接轨。     

广西商事仲裁机构发展路径思考

商事仲裁是目前被广泛运用的解决商事纠纷的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争议解决制度。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商事仲裁机构在我国不断发展壮大,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深圳等城市为代表的商事仲裁机构运行日趋成熟、作用日益明显,但同时又普遍存在性质定位不明、人事财政行政化色彩浓厚、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本文认为在解决这些共性问题基础上,处在发展起步阶段的广西商事仲裁机构更应该关注自身个性问题,结合区域实际选择商事仲裁机构发展路径。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及其影响

外国仲裁机构到中国仲裁,主要是指由外国仲裁机构管理的适用该外国仲裁机构仲裁规则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仲裁。这对于我国境内的仲裁机构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作者认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为国内外当事人所信赖、能够公正地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仲裁员队伍,是我国各仲裁委员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     

奥林匹克体育仲裁制度及我国之借鉴

体育仲裁是解决体育纠纷的重要方式,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ICAS)及体育仲裁院(CAS)是国际上著名的体育仲裁机构。体育仲裁对我国体育事业和仲裁法律制度来讲,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通过借鉴奥林匹克体育仲裁制度的成功实践,本文对体育仲裁的理论和实际操作进行全面的考察,进而就我国建立体育仲裁制度提出一己之见,希望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所参考。     

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法律适用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契约性特点决定了它的准据法选择与普通合同的法律适用有相同之处,然而目前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完全统一的认定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标准,这给国际经济贸易纠纷的解决带来许多不便。我国在进行涉外仲裁时首先应当考虑适用当事人双方在仲裁协议中共同选择的法律,如无此选择,则应当适用与该仲裁协议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来认定该协议的有效性。     

我国认可默示仲裁协议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突破成为仲裁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默示(行为)表达的仲裁意愿能否认定为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成为理论与实务共同关注的问题。国际上,对默示仲裁协议的认定态度不一。本文就我国默示仲裁的可行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主要从默示仲裁的定义、各国以及国际条约的规定出发,结合我国现状进行分析,主张认可默示仲裁协议的有效性。     

论国际惯例在商事仲裁中的适用

商事仲裁领域向来有把非国家法律规则作为适用法的传统和冲动。仲裁庭适用国际惯例的权力依赖于当事人的协议和适用法的规定。就适用功能而言,国际惯例可以并入合同以规范当事人的行为,解释或补充国际统一法律文件和国内法,以及作为合同的准据法。仲裁庭对国际惯例的具体运用,涉及到惯例的证明、解释和适用等方面。在适用上,国际惯例可以作为查明案件事实、解释合同以及个案裁决的依据。     

合并仲裁法律制度探究--兼论中国合并仲裁制度之构建

在当代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对多方当事人争议采取何种适当的仲裁程序加以解决是困扰商事仲裁的一大难题.围绕多方当事人争议的解决问题,在各国仲裁立法与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与实践,即否定合并仲裁的实践与肯定合并仲裁的做法.客观地讲,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利弊并存,各有所长,但相对而言,合并仲裁的优势大于其缺陷.由于合并仲裁有其存在的制度价值、理论基础及可行性,因此中国仲裁立法应当适时引入合并仲裁制度.     

2010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评析

最新修订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于2010年8月15日生效。此次修订紧密结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和现代国际仲裁实践,涉及的事项比较广泛,如简化了仲裁协议的形式要件、明确了仲裁中的通知形式和多方当事人下的仲裁庭组庭方式、确立了仲裁的目标、扩大了仲裁第三人加入仲裁庭、完善了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范围、进行短员仲裁庭的权力,规定了仲裁机构及仲裁院的免责、加强了对开庭方式、仲裁费用的控制、设置了仲裁保密性的突破例外等等。     

效率与公正之平衡:国际商事仲裁内部上诉机制

对于因错误裁决而遭受巨大风险损失的当事人而言,一裁终局并非国际商事仲裁的优点。他们通常会寻求国内法院的司法救济,因此上诉机制的缺失并不能保证国际商事仲裁的终局性和效率。现行司法救济程序不但难以有效纠正错误裁决,反而会严重破坏国际商事仲裁的种种优点。建立选择性仲裁内部上诉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既有助于提高国际商事仲裁的效率又能保证裁决更加公正。     

论国际商事仲裁在金融争议解决中的运用

近年来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表明,其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在金融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适用。除对其在金融领域适用时的一些传统理论障碍予以了有效的克服以外,国际商事仲裁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的优越性也正得到进一步的体现。虽仍存有一些不足,但在国际和国内机构的推动下,国际商事仲裁方式在国际金融争议及我国涉外金融争议中,都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修法背景下我国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

现有的国际和国内体育争端解决体系基本都体现为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各国协会、独立体育仲裁机构(国际体育仲裁院或国内独立体育仲裁机构)、国内法院为主体的三层递进式架构。在我国,由于独立体育仲裁机制长期缺位,导致对内体育争端解决的专业性和法律效力不足,加之对外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衔接不畅,难以公平、高效地解决体育争端,甚至造成了国内争端的国际化。《体育法》的修订为完善体育仲裁机制提供了契机,其中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应以体育自治为基础,建设完善的体育仲裁机制,通过设立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进一步整合单项体育协会的内部仲裁机制,保障仲裁裁决一裁终局的效力,明晰仲裁范围,与国际体育争端解决机制形成平行且竞争的协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