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的多维探究

"枫桥经验"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东方经验和智慧。"枫桥经验"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枫桥经验"的理论内涵虽然不断变化,但其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精神始终没有变;"枫桥经验"不仅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枫桥经验"具有多重社会价值,是社会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模式,体现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经验总结、理论提升和发展,应立足于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并形成中国方案。     

自治、法治与德治:乡村治理的三个维度

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探讨乡村治理模式,既是基于乡村发展现状的考量,也是时代发展的理性选择。把握乡村"三治"困境,构建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三治"模式,是实现共建、共治和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推动乡村振兴,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论网络社区的支配类型与治理模式

网络社区的秩序来自于网络社区中各种力量博弈形成的动态均衡。这些力量以支配的方式影响网络社区的格局。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网络社区治理体系中,卡理斯玛型支配对应德治,传统型支配对应自治,法理型支配中的网络社区自治规则对应自治,法理型支配中的国家立法对应法治。网络社区善治的实现需要社区内多种支配力量的协同,而各种支配类型不同形式的组合也将构成不同的治理模式。网络社区可分为一般互动型社区、公共任务型社区、交易型社区与专业型社区。对于不同类型的网络社区,我们应当根据它们各自的功能与特点,探究最适合的力量均衡与最佳的治理模式。     

自治、法治、德治的关系及整体效应

真正的自治是"公序良俗"的体现,它需要法治和德治的配合;法治如果缺乏自我治理和道德基础,最终会变异为法家之治或刑名之术;德治在现实中的落实,也离不开自我治理及法律的规范.自治、法治、德治是相合相属的关系.虽然,三者均可以"独立成治",但是,它们各自的"独立成治"都包含了其他二者的内容.只有认清它们各自的本质及相互之间的...     

智慧公安背景下社区警务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社区警务建设是公安机关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全面提高公安机关控制社会治安能力的重要战略。传统的社区警务工作模式难以满足新形势下社区群众的新期待,也无法适应社会治理新的价值诉求。公安机关应当以智慧公安建设为依托,从完善社区警务顶层设计、健全智慧社区警务机制、夯实合作根基提升合作效能、构建警社合作可持续发展路径等方面,探索构建社区警务协同治理模式。     

转型期中国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以“枫桥经验”为视角

＂枫桥经验＂就是以人为本、立足社区、强调社会参与、促进社会和谐的犯罪控制模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实行群防群治、推动治安工作社会化是其重要特色。借鉴＂枫桥经验＂的意义在于,通过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工作机制的规范化,推动矫正力量的社会化,实现矫正载体多样化和矫正方式人性化。＂枫桥经验＂完全契合了社区警务的基本理念,因此可以将＂枫桥经验＂的精髓融入我国社区警务战略之中,使＂枫桥经验＂借助于社区警务的发展而得到升华。     

安徽省阜阳市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阜阳市已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法治乡村建设制度体系,法治乡村建设成效显著,以法治为基本治理理念,形成了"党带群建、十户联治"等乡村治理品牌。但阜阳市法治乡村建设还存在村庄空心化趋势下自治活力不足、农民法治意识淡薄、民间法与国家法存在冲突、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等问题。应当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村民法治思维,发挥德治内涵优势,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高质量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德治":防治犯罪的有效途径——自然犯罪说给予的启示

自然犯罪说从行为人道德情感丧失或薄弱的角度解释犯罪现象,其理论逻辑地内涵了社会治理的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模式."德治"是有效地治理犯罪的常规途径."德治"包括官德、职业道德、公民道德和罪犯的道德教化四个部分以及截源和减流两种功能.     

由“敌人警务”走向“犯罪治理”——法治警务的必然选择

法治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最佳策略已经被大多数民主国家所选用。公安机关作为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多的政治性特点,以阶级斗争与对立为主的敌人意识会贯穿于甚至是主导其警务过程。以犯罪、犯罪的人、犯罪治理等描述社会越轨行为,包括敌对行为、人民群众内部矛盾与纠纷,更具有法律特性,符合法治的观点。公安机关在其法治警务建设过程中应当建立犯罪治理观点,避免敌人警务行为。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警务的融合——以成都市Y社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为社区警务模式注入了新鲜"血液",对做好新时代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成都市加快网格力量整合,进一步完善"一区一警"制度,深入推动"1+3+N",警力最大限度地融入社区治理,有效地提升了社会面管控水平,实现了社会治安防范由公安唱独角向社会综合治理转变,这一探索与"枫桥经验"内在契合。在此启发下,探索新时代进一步完善社区警务网格化管理的路径,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创新社会治理长效机制,将网格化管理更好地嵌入社区警务;二是以社区警务工作站为依托推动合室办公,强化社区民警对网格员的管理和考核;三是以公安改革推动警力下沉,不断夯实社区警务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崭新命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来促进“三农”的全面现代化。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意蕴,构建适合于乡村社会发展的现代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形成多元参与和政社良好互动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夯实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处理好技术化治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由此,使农村社区最终达到治理有效的目标。     

关于井研县加强基层治理的调查与思考

治理有效需要构建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的基层社会善治新体系,让农村社会和谐有序。目前,井研县基层治理面临的一些潜在风险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要进一步加强井研县的基层治理,要加强党的领导,完善顶层设计;立足地区发展,提高基层治理水平;以法治为保障,建立基层治理规章制度;以自治为基础,激发基层治理内生活力;以德治为先导,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警务发展背后的理性及挑战——兼论西安市“双向积分”工作平台

当代世界警务面临着诸多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世界警务已然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以社区警务模式为主轴的多元警务已经形成,而最突出的特征是利用大数据的警务战略模式蓬勃发展。它提高了对犯罪预测的准确性与效率,能够预防犯罪,帮助警察部门有效地分配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市民对犯罪的恐惧,提高社会安全感并增加社会之福祉。我国现代化的警务机制正在形成,尤其是大数据警务战略更是方兴未艾,在预测和打击犯罪方面展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大数据警务战略最终要依托社区警务,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积社区小平安为社会大平安,乃是社会平安治理之根本。而我国社区警务仍偏重于社会控制功能,而非社区再造与以信赖为基础的警民伙伴关系的新契约。并且,大数据警务战略本身也存在着"人的消失(The people is missing)"危机。如何克服大数据警务发展带来的潜在危机的同时,不断创新发展警务,需要不断地探索。     

德法共治：儒家“德”的现代意义

回顾历史,中国古代社会是德治社会,儒家传统提倡的“德”,代表了一种成熟完备的道德话语和秩序体系,凝聚古代社会体系的核心价值,支撑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赓续绵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治国方略,应当充分发挥儒家“德”的价值功能,对之加以辩证扬弃,择善用之,以夯实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基础。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维度来看,儒家“德”的价值功用有三个方面,包括提升国家法治的正当性,夯实基层治理的德治基石,塑造个体的自我发展。     

“三治”视角下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治理研究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存在黑恶势力渗透进部分农村基层政权、以谋取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以软暴力甚至公司化运作为主要犯罪手段、违法犯罪人员受教育程度低、地缘和亲缘关系明显等特点。从"三治"视角看,乡村自治运行机制不完善为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乡村法治薄弱为黑恶势力蔓延提供了空间,传统乡村德治式微而黑恶犯罪亚文化猖獗,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土壤。遏制农村涉黑涉恶势力,应加强党和政府对乡村自治的监管,建立务实管用的监督机制;建设乡村法治,强化农村社会面控制;挖掘乡村德治内涵,倡导乡风文明,弘扬社会道德新风尚。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基层善治体系创新——以新乡贤参与治理为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中新乡贤参与治理,是对中国传统善治文化以及乡贤治理经验的继承与革新,其以基层善治为目标,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为途径,呈现出传统的继承性与时代的创新性相结合、主体的内生性与基础的群众性相结合、意识的自觉性与行为的公益性相结合等特征,厘清了新乡贤参与治理与乡贤治理、党的领导、基层自治之间的关系与区别,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适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是新时代基层善治的典范。     

试论德治的政治伦理视角

政治与道德或法律与伦理 ,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元素 ,他们共同构成社会和国家生存与生长的规范基础和理想目标。作为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规范 ,法治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 ,具有作为社会国家治理方式的基础地位 ,而德治是政治的合道德性或伦理合理性 ,这是民主法制基础上的道德正当性诉求。德治与法治的内在价值关系应当是相互配应和相互支持的价值资源互补关系。这种政治伦理理念应当成为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的以德治国所追求的基本目标。     

中国警务五十年实践的回溯及改革前瞻

中国50年警务模式的变迁非常相似于西方历次警务改革的轨迹和变革方向,即政治警务模式逐渐过渡到专业警务模式和反应式警务模式,最终向服务与权变警务模式靠拢。我国目前社区警务的推进必须关注以下问题:正确理解社区警务的概念、政府在社区警务战略中的作用、警察在社区警务战略中的定位、社区组织的健全与自治、社区认同感的培养、社区治安意识蕴育与强化。     

"以德治国"方略的成因问题探析--法律视角之反思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在法律视角上分析,既有其现实原因,又有其历史原因.从现实角度看,德治的产生是由于普遍存在的法律万能倾向及其法治的弊端,而从历史角度看,德治的成因则在于法律虚无主义的传统以及传统德治的合理性,这些都为现代德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孕育于传统德治的现代德治方略并不等同于传统德治,它与现代法治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