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中入户盗窃问题研究——以彭某入户盗窃案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进行了修改，新增入户盗窃行为以盗窃罪论处，且对入户盗窃没有数额和情节的规定。那么是否入户盗窃行为就没有数额和情节的限制了，只要是入户盗窃都一律按盗窃罪论处呢？文章从一个典型案例入手来探讨入户盗窃是否需要数额和情节的问题。     

新型盗窃行为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三种新的盗窃行为类型,使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相对趋向于具体化。入户盗窃,是指非法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窃取他人财物;携带凶器盗窃,是指行为人随身携带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或其他器械进行盗窃的行为;扒窃是指行为人在公共场所盗窃别人随身的财物。对三种新类型盗窃行为方式的研究和探讨,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盗窃罪的实质和预防此类犯罪。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法教义学研究

准确理解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协调“刑行”和“刑民”关系的重要保障。本罪首先保护的是民族精神，其次保护的是社会公众的爱国精神。“英雄”“烈士”为并列关系，且“英雄”不仅包括“过世的英雄”还包括“活着的英雄”。“英雄”作为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界定：其一，从所处的领域或者行业来观测，“英雄”行为应当具有专业性；其二，从社会大众的角度来看，“英雄”行为应当具备关键性；其三，从评价基准来讲，“英雄”行为应当具备相当性。尽管本罪与侮辱罪、诽谤罪因保护对象的差异而在法益保护方向上分道扬镳，但实行行为的判定却可以相互参照。“情节严重”的理解需要结合本罪保护的法益，同时借助量化结果、犯罪类型和社会评价三个指标综合评判。     

入户盗窃未遂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认定

入户盗窃未遂是认定盗窃罪还是非法侵入住宅罪之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已经尘埃落定。但是,由于新修订的入户盗窃取消了时间和次数的限制,因而确有必要从法理和实践角度,对新修订的入户盗窃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如何判断行为人以盗窃故意进入房屋、入户盗窃着手的标准认定以及入户盗窃未遂是否一律定罪处罚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盗窃罪相关问题解析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三种行为类型;盗窃罪的法益是财物的所有权;非法占有目的不具有区分盗窃罪与毁弃罪的机能,也不具有区分盗窃罪和盗用行为的机能;盗窃罪的"秘密性"要件应合理界定。     

新司法解释视角下“扒窃”的特征探究

2013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2013年《盗窃罪解释》）,该司法解释第3条第4款对扒窃给予了明确界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从此定义中可知,“扒窃”具有与其他盗窃方式不同的两大明显特征：一是“场所特征”,即扒窃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     

再论盗窃罪既未遂的区分标准——以行为过程为分析视角

传统上认定盗窃既未遂的观点存在共性缺陷,引入行为过程的概念能够克服之。行为过程是一个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科学的盗窃既未遂认定标准也应主客观相结合,同时围绕犯罪行为人的行为过程来设计。其认定标准有二：一是行为人的主观计划是否实现;二是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对受保护的法益造成损害,即是否实际控制被盗财物。     

扎实开展入户访查工作 强化人口管理与服务——厦门市公安局入户访查工作机制探析

贯彻十六大,全面建小康,公安怎么办?厦门市公安局面对新的治安形势,对派出所工作实行了重大改革,推出了社区民警“入户访查”工作制度。文章在初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为什么进行“入户访查”,怎样进行“入户访查”和如何确保“入户访查”有效落实等问题作了阐述。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刑法》的规范衔接问题探讨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将个人信息的保护带入了一个新纪元，其与《刑法》的规范衔接问题应是当下理论与实务关注的重点“。两法”的衔接面临法律责任条款的虚置化、罪名涵盖的法益保护不周延等规范供给困境，以及基于内容错位带来的基础性概念、规制个人信息违法处理行为方式等规范冲突，需要予以重点关注和化解。但《刑法》也需与时俱进，立法上需改变传统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流转规制观念，转向使用规制，且细化立法与增设行为类型以促进法益保护周延性，刑事司法也应总结以往实践，顺应时代潮流做出相应调整。     

事后不可罚行为初探

对于事后不可罚行为的概念，学者们争议较多。状态犯不应成为事后不可罚行为的前提，事后行为应是独立的犯罪，所侵害法益的范围及程度不应超过前行为。在对事后行为不可罚的原因进行解释时，无论是照搬大陆法系的法规竞合理论、构成要件理论，还是修正后的禁止重复评价理论、吸收犯理论，均难言准确合理。在实践中认定事后不可罚行为应当把握四个方面：前行为成立犯罪并既遂、行为侵犯的法益具有同一性、行为的主体应具有同一性、行为之间具有“必然的延伸关系”。     

论网络犯罪的教育对策

网络犯罪的法律对策存在犯罪证据认定、法律适用、司法管辖等方面的局限 ;其教育对策旨在做好人的工作 ,在思想上建立起屏障 ,体现为一种内化控制、事前控制、主动控制的新思路。网络犯罪的教育对策的重点是道德约束 ,使人们从内心形成道德情感、道德良心和道德信念 ,从而使越轨和犯罪在社会机体内自行削弱     

论医疗事故罪

医疗事故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的罪名，从近几年的司法实践来看，对医疗事故罪的构成条件、罪与非罪的界限及该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争议颇多。文章结合1997年刑法的规定及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相关规定，阐述了对医疗事故罪的认定及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以期对指导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从犯罪阶段形态看海峡两岸的刑法立场

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台湾地区的“刑法”总体上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突显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祖国大陆刑法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强化着刑法的社会保护。不同的刑法立场可以服务于同一部刑法的相同价值目标，而并非水火不容。     

新型性侵犯行为犯罪化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性犯罪保护对象主要是女性,对于男性的保护较为欠缺,而强奸罪的犯罪行为又仅限于“性交”,并不包括其他性行为,导致实践中罪刑失衡情况十分突出。近年来,一些新型的性侵犯行为日益增多,特别是婚内强奸、同性强奸以及强奸男性的案例时有发生,按照现行刑法规定,这些行为要么不构成犯罪,要么法定刑较同类或相似的犯罪要轻。鉴此,有必要重新调整和完善我国性犯罪的立法范围。     

法定犯时代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解构和重建

法定犯时代下,后工业社会中各种风险逐渐升格,古典自由主义刑法理论地位受到动摇,刑法制裁体系相应地吸收了积极刑法观理念,前置刑法干预起点,降低入罪门槛,而社会整体评价体系中却缺乏相应的轻罪或微罪评价模式、犯罪分层意识,从而导致刑法附随法律责任引发实质意义上罪责关系的不协调,违反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责任主义原则等问题。同“以刑制罪”对“从罪到刑”的罪刑关系的反思,在意图限缩刑罚的法益理论逐渐沦为为刑法扩张“背书”的情况下,对犯罪附随法律责任的重视能够促进法益判断标准的实质化,从而有利于促进立法批判机能的实现,也能对保安处分科学化和刑罚“双轨制”发展有所裨益。基于新社会防卫论的论证逻辑也应该对附随后果的逆向论证逻辑以及定位做出限制,同时提出犯罪人处遇重构、引入复权制度等具体举措,以期达到法律体系内部法律责任的协调。     

浅论监视居住制度及其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出台后,监视居住制度开始承担着独立的刑事诉讼功能。新法对监视居住制度的完善,既健全了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也为侦查部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提供了依据。然而,新法仍缺乏对于被执行人权利的救济和第三人权利的保障,致使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极易造成监视居住执行时的错位。因此,应构建独立的监视居住平台,赋予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刑事强制措施执行权,加强检察系统内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一体化建设。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犯罪中几个关键问题研究

现有的调整和规制假冒注册商标和销售注册商标的商品等犯罪的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在实践中被暴露存在诸多问题,如证据标准问题、犯罪既遂与未遂问题、罪数形态不明等问题,不仅无法满足打击和预防新形势下侵犯注册商标犯罪的客观需要,而且给公安司法机关带来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同时也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相违背。必须结合我国法治现状及刑事法律规定,综合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价值功能的要求,对相关规定予以修改、完善。     

关于盗窃惯犯人格特征评估与犯罪对策的研究

盗窃犯罪是侵财类犯罪中较为典型的犯罪形态。文章采用心理学测查方法（16pf量表测试）,从调查实证角度研究了盗窃惯犯的犯罪问题。盗窃惯犯与普通人群相比较,乐群性、敢为性、紧张性等因素有显著性差异。针对盗窃惯犯的人格特点,应加强对罪犯的知识技能训练、提高其回归社会的信心和适应能力;进一步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和技防能力、降低实施盗窃罪犯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提高罪犯再教育的成功率。     

浅析侵占罪中"拒不退还或交出"的认定

侵占罪是修订刑法时增设的一种新的侵犯财产犯罪."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是构成此罪的必备要件,由于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对这一新罪名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部门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也感到较为棘手,鉴此,笔者拟就"拒不退还或交出"的认定问题略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