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征

清末十年（1901-1911年），国内群体性事件蜂起，呈愈演愈烈之势。群体性事件高发的根本原因是民生问题。群体性事件的持续爆发，使官民关系日益恶化，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对清末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有助于引起今天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提供历史借鉴。     

环境信息公开与环境政治治理

田飞龙、王又平在《绿叶》2012年第9期撰文《环境信息公开与环境政治治理》认为．近几年来环境类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此类事件不仅具备一般性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如无序性、规模性、妥协的暂时性等，而且因为环境问题与公共利益的特殊紧密关系而使得这类事件更为凸显。矛盾也更为激化。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中，厦门市政府通过及时引入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制度机制而发展出了一种环境政治治理乃至于一般公共治理的“PX模式”。     

关键词：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王长江：“老百姓认同”太重要了

从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看，党群关系、官民关系有趋于紧张的倾向：从瓮安事件到石首事件，愤怒的民众直接把矛头指向官员；从“躲猫猫”到“邓玉娇”案，网民从网络走进现实，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战；从“天价香烟门”到“替谁说话”，民众对个别官员的不信任蔓延至对官员群体的不信任……     

谈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预防措施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外在反映,应当从动力机制的调整、利益关系的协调、民主法制的加强、科学价值体系的构建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推动我国社会的和谐、健康、稳定发展。     

法治视角下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的思考——以云南绥江“3．25堵路事件”为例

云南绥江“3．25堵路事件”是典型的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反映了我国水库移民普遍存在的共性矛盾。从法治视角看,私权保护不足是引发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实体层面,未将“人”作为考量水库建设可行性的主要因素,对水库移民的补偿不足。在程序层面,公民难以参与公共决策,权利救济的路径狭窄。预防与控制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对策是：慎行水库移民,完善移民补偿立法,建立移民程序机制,慎用强权对待权利诉求。     

有关我国“官民比”的几种观点

今年两会期间．有报道说。我国“官民比”已达1：26。人事部副部长侯建良4月底说。截至2003年底我国公务员的总数是636．9万人。我国目前的“官民比”应是1：19769．之后．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指出．我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官民比”应为1：18。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审视当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

当前我国处于群体性事件多发时期,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对策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各种观点众说纷纭,但多数都从预防群体性事件的角度提出,这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表面的层次,属于应急之策。为了更全面深刻地认识群体性事件,我们必须从政治发展的角度,采取积极态度,在群体性事件上因势利导,推动我国政治现代化。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总的来说是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群体性事件既有一定的社会负面作用,又集中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既要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又要善于把握时机推动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     

基于利益冲突的群体性泄愤事件研究——以2008年甘肃陇南事件为例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时期,利益关系调整引发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甚至酿成群体性泄愤事件。通过对2008年甘肃陇南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处置的局限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应采取建构利益协商机制,构建公平公正的利益配置环境,构建利益冲突的控制机制等措施来应对群体性泄愤事件。     

如何处置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将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危害。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与燃烧的机制一样：一是被歧视、被不公正对待的社会阶层（或群体、集团）的愤怒或挫折感的积累（即燃料的形成）；二是激发群体性事件的意外事件或谣言（即火种）。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第一个重要原则是预防，即防止罢工抗议人群情绪失控、防止人群中出现暴力违法行为；第二个重要原则就是在抗议罢工人群出现暴力甚至与警察冲突时，要采取“擒贼擒王”、“网开一面”的原则。     

试析群体性事件主体的构成

<正>“群体性事件”的称谓不一,如2000年4月5日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中,称为“群体性治安事件”;2004年11月8日中办、国办转发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     

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过程中的语言运用——以公安机关处置为视角

<正>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社会矛盾凸显,由此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根据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的统计,仅1993年至2003年这10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数量就由1万起激增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73万人增至307万人左右。而最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仍有上扬趋势。①如何妥善、有效地处置群体性事件,这是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专门力量——公安机关必须面对的课题。而以往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多侧重于学科的理论构建、宏     

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基本理念和战术原则

近年来，在我国许多地方，一些社会矛盾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从“瓮安事件”到“石首事件”的一年间，各地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在国内外造成很大影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群体性事件问题，2008年1月30日，国务院组织召开了“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研究、部署和指导这一事关改革开放大局的工作。     

如何认识群体性事件

相关统计显示,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多起增加到10万多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5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且规模越来越大,上千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比重增加。2008年和2009年,更是发生了“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对抗激烈、暴力程度高的群体性事件。而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推测,2010年,群体性事件有可能仍然保持多发的态势。     

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原因探究

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指公众为谋求生存权与环境风险预防需求而发起的预防式群体抗争。当前我国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呈多发趋势,其外因主要包括：政府以GDP至上,引进大项目;公众参与环境评估制度缺失;环保法规不完善导致“先上车后补票”。其内因主要包括：“法不责众”心理效应;“搭便车”心理效应;“去个体化”心理效应;“风险预防”心理效应。深入探究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外因和内因,有助于优化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处理对策,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     

论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危机处理方式——以贵州"瓮安事件"和"德江事件"为例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群体性事件一直处在高发期。目前,它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主要因素。能否化解并加以有效解决,是衡量政府危机处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从贵州“瓮安事件”和“德江事件”看,我国政府应坚持以下原则：第一,认真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增强政治敏感性;第二,高度重视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应急体系建设;第三,健全信息发布体制,及时公开相关信息;第四,做好相关利益方的安抚工作,维持社会稳定;第五,畅通意见表达渠道,切实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与防治路径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着社会分层、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这个时期最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和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引发破坏性极强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的防治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重点与难点。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推进和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加快社会尤其是政府的诚信建设,培养社会组织,是防治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路径。     

执政党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研究

如何妥善处置逐年攀升的群体性事件,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检验和考验,解决群体性事件最有力、最稳定、最长效的机制就是法律机制。由于群体性事件性质的特殊性和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其处置办法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一条途径。要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下,不断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规律,实现制度创新,提高“综合治理”能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基础。     

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若干思考

1993年以来,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迅速增加,呈现为规模不断扩大、主体日益多元、突发性增强、暴力对抗突出等特点。基于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基本特征及产生的原因,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重点要建立和完善“五项机制”,即民意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预警顸案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责任追究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学分析—从乌坎到平度

当乌坎成为中国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时,群体性事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上演着类似乌坎的群体性事件。直到最近出现的平度群体性事件再次兴起了一波浪潮：即群体性事件、社会冲突、我国基层民主的进程。任何国家在转型时期都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转型本来就是对社会承受能力的一个考验。     

领导少批示有利减少群众上访

据《广州日报》报道．日前“首届两岸四地当地政府解决行政争议机制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出现行政争议后、却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就会引发群众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