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若干思考

1993年以来,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迅速增加,呈现为规模不断扩大、主体日益多元、突发性增强、暴力对抗突出等特点。基于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基本特征及产生的原因,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重点要建立和完善“五项机制”,即民意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预警顸案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责任追究机制。     

论突发型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

突发型群体性事件快速反应机制由社会稳定状态的预测系统、社会矛盾监控与预警信息系统、社会矛盾的教育调解系统和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系统构成.群体性事件突发后,对其处置主要包括了解事件真相、判断事件性质、分析事件责任、表明政府态度、采取相应处置措施等环节.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要坚持争取大多数、防止扩大化、谨慎出警、公正执法、掌握重点人员、及时取证等一些基本原则.     

论内部群体性治安事件的预防和处置

内部群体性治安事件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由利益格局调整和各种矛盾引发的,可能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事件,具有客观性、动态性、群体性、危害性等特征。其起因多种多样,可从社会经济、社会管理、思想观念以及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插手等多方面加以分析。处置内部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指导思想是：维护稳定,积极预防,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其基本原则有：依法处置原则,团结教育大多数原则,“三可三不可”原则和“三解决”原则。     

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特点及处置对策

群体性治安事件是社会多种矛盾的综合反映 ,是社会上方方面面问题没处理好而集中化、显性化、激化后的结果。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坚持二个依靠 ,同时要严把“三关” ,即信息预警关 ,领导决策关、正确处置关。在这过程中 ,对于警力的介入要慎之又慎 ,一旦介入则要迅速形成统一指挥 ,防止各自为战现象出现 ;面对新闻媒体的介入 ,要适时通报内情、实情 ,防止闹事者借机将事件“搞大”、“炒热” ;事态平息后 ,要尽快兑现承诺 ,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防止事件复发。     

论内部性治安事件的预防和处置

内部群体性治安事件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由利益格局调整和各种矛盾引发的,可能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事件,具有客一、动态性、群体性、危害性等特征,其起因多种多样,可从社会经济、社会管理、思想观念以及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插手等多方面加以分析。处置内部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指导思想是：维护稳定,积极预防,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其基本原则有：依法处置原则,团结教育大多数原则,“三可三不可”原则和“三解决”     

警察的防暴队形训练教案

维持公共秩序和安全，处置群体性事件是防暴警察的一项重要职能。在进行处置行动时，警察应该掌握一些能有效地制止和打击暴力伤害的处置方法。目前，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特别是处置骚乱的行动中，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防暴行动队形，已成为各国警察处置群体事件的一个研究课题。防暴行动队形是警察在各种情况中，有效地控制群体的一种基本战术措施。其内容主要包括对人群的阻截、包围、分割、驱散及缉捕，以达到震慑、控制、制止及打击的目的。面对错综复杂的人群，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工作，防暴队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要具有严明的纪律…     

对西安市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律的思考

９０年代以来,西安市群体性治安事件大幅度上升。其规律为：（一）数量居高不下。（二）形式“一斗两堵”：多有打斗情节甚至有械斗性质;动辄堵门、堵路：以围堵市政府大门最为突出,堵路主要集中于城郊结合部四条主干道和城区主要交叉口。（三）发生时间集中于重要会议召开、重大内外事活动和改革政策及措施出台期间。（四）规模“小中孕大”：稍有疏忽、处置失当或坏人插手,任何小的事件都可能酿成大的事端。（五）成因“燃点”增多：主要引发点集中在旧城改造拆迁安置、国企改制、拖欠工资及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三个方面。西安市公安局妥善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作法：（一）“五个强化”：即强化组织保障、法律保障、情报保障、警力保障和后勤保障。（二）做八方面工作： １．成立“处置紧急治安事件总指挥部”,局领导牵头,２４小时全方位收集处理情报信息,快速指令。２．优化总体和专项预案。３．对全局科（所）以上三级指挥员进行全员培训。４．科学配置警力。５．以 １１０为中枢向社会幅射,全方位捕捉社情信息。 ６．完善属地处置责任制、协同处置责任制和处置责任追究制。７．加快通讯网络建设。８．装备建设向一线倾斜。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探究与思考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属于社会泄愤事件，有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原因，这不仅仅是民怨长期积累后的一种爆发，更揭示了当前某些地区管理体制、分配机制等存在的弊端。预防和处置“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依法行政，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要坚持预防为主，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要坚持把握原则，依法妥善处置“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     

我国群体性事件之公法防治对策研究

杨海坤在《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撰文《我国群体性事件之公法防治对策研究》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众多个人组成的群体所制造或形成的事件,它是一个中性概念,“违法性”并不是界定群体性事件的基本要素。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群体性事件处于多发时期。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官民”关系错位．二是利益表达机制梗阻,三是权力运行机制封闭,四是权利救济渠道缺损,五是法治化应急处置机制缺失．六是善后处理制度缺位。预防群体性事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理顺“官民”关系,建立表决权型政府。     

执政党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研究

如何妥善处置逐年攀升的群体性事件,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检验和考验,解决群体性事件最有力、最稳定、最长效的机制就是法律机制。由于群体性事件性质的特殊性和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其处置办法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一条途径。要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下,不断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规律,实现制度创新,提高“综合治理”能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基础。     

警察开枪射击的适法情形与最小武力原则——德国的制度逻辑与借鉴意义

何时开枪、开枪限度如何是警察枪支使用制度中的核心议题。对此,德国法不仅通过“开枪目的”和“行为罪质”(重罪或轻罪)来限定准许开枪的适法情形,还根据射击动作的各个环节动态地分解最小武力原则。德国制度设计的内在机理为解决我国警察实践中不敢用枪、过度用枪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其一,《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列举的14种开枪适法情形应在与刑法关联的意义上理解,即应将相对应的犯罪构成要件导入到枪械使用的要件判断中去。其二,可以开枪的适法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明文例举的14种情形。根据立法者本意,该条兜底条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使用武器的其他情形”,是指所有为《刑法》所规定,最低刑在3年以上的犯罪。其三,中德制度之比较为全面理解我国落实最小武力原则的相关制度以及多个关键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提供了广阔视角与智识资源。     

论一般交通肇事罪的控制模式

对于以过失为主观特征的一般交通肇事犯罪,应当采取相对宽缓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应当通过修改刑事立法,构建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处理模式;另一方面,应当探索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者的社区矫正处遇模式。     

博弈论视角下我国群体性事件及治理路径探讨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规模和数量均呈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有一定的社会根源。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各参与主体的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建立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对参与主体进行分析,研究其利益诉求及其在博弈中的地位,以及不同形式下的博弈均衡,以期实现对群体性事件进行预防和有效治理。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理性反思和制度完善——以解雇保护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为视角

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是围绕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产生的。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的滥用,一方面会威胁劳动者的生存权,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笔者在介绍解雇自由和解雇保护的概念及相关发展的基础上,分别从自然法、经济学、社会学角度对解雇保护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述,指出我国对用人单位的单方解除权进行限制是正当的,也是符合国际立法趋势的。然后透过司法实践遇到的问题指出我国劳动合同法中解雇保护的不足和缺陷,并在参照国外成功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立法建议,希望通过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面规制完善来形成一套完整的解雇保护制度,达到效率和公平的最佳平衡点,体现合理性。     

我国犯罪预备处罚原则反思

我国刑事责任评价的时间起点是犯罪的预备行为。我国刑法以处罚预备犯为原则,有助于严密刑事法网,将犯罪遏制在萌芽阶段,充分发挥刑法预防功能,但其与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与刑法谦抑精神相违,缺乏实践操作性。刑法第22 条已经名存实亡,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重复规定,建议修改刑法时予以删除,同时将一些严重犯罪的预备行为规定为独立罪名。     

近20年来台湾少数民族题材文学中的历史叙事研究

本文在探讨近20年来台湾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创作风貌的基础上,发掘从台湾少数民族主体这一相对边缘视角言说历史的再现与批判潜能,并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相关文学创作与诠释所折射出的台湾政治文化变迁。台湾少数民族与非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在处理台湾少数民族题材时的切入视角与美学策略有显著差异：台湾少数民族作家致力于追溯被汉文化入侵、改造和收编的历史,反思部落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溃败命运,并通过召唤部落文化传统来重建族群认同;非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侧重于以历史事件为扭结呈现创伤记忆,一方面流露出某种赎罪心理,另一方面也有淡化历史上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冲突的倾向,以共构入史的策略将台湾少数民族的悲情转化为“台湾人”的悲情。本文认为,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分析应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论的兴起与本土化论述策略转型的社会背景的考察相结合,才能还原台湾少数民族议题在当代台湾的兴起与质变过程,进而把握近20年来文学领域对台湾少数民族题材的关注所呈现的历史眼光与意识形态心理变迁轨迹。     

宽容对待处置突发恶性事件时的警察行为——被允许的危险在刑法中的应用

被允许的危险具有开放的空间,需要法官、法学家根据法秩序的统一性原则进行补充。警察处置突发恶性事件的行为不宜视为法令行为,也不同于正当防卫,而属于被允许的危险。本文为突发恶性事件中被允许的危险提供了判断标准,并对警察在处置突发恶性事件中造成无辜群众伤亡的责任进行了研究。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厘清的几个关键问题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目前已经进入深水区。而理论和实践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和误区,是当前改革深入推进的重大障碍。为此,必须厘清党管干部原则与坚持和尊重群众、党员主体地位的关系,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关系,"一把手"负责制与集体领导的关系,群众公认与不唯票数的关系,信任关心与监督批评的关系。处理好这五个关系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和重要前提。     

群体性事件研究——兼论公安机关的地位与作用

群体性事件近十几年呈激增的状态,但其发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从总体上讲,群体性事件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其诉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公关机关作为处理群体事件的首要机关,其处置水平对最终处理结果有很大的影响。但群体性事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限于公安机关的职能,不能奢求公安机关自己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群体性事件。     

析学生伤害事故归责原则的适用

在我国民法理论上,通说认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包括如下三项：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这三项归责原则是处理侵权纠纷的核心依据,但由于侵权纠纷纷繁复杂,如何适用归责原则成为实践中的难题。在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上,这一难题也困扰着审判人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对此,笔者以两个案例为线索,提出适用归责原则的不同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