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问题研究

疑罪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因证据不足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罪行轻重、此罪彼罪与一罪数罪等方面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的情况。疑罪的基本特征是证据不足。疑罪可分为罪与非罪之疑罪、情节轻重之疑罪、此罪彼罪之疑罪和一罪数罪之疑罪。疑罪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认定疑罪要注意与疑难刑事案件相区别,把握好疑罪的认定标准,掌握好疑罪的处理原则:罪与非罪之疑适用疑罪从无;情节轻重之疑、此罪彼罪之疑和一罪数罪之疑适用疑罪从宽。贯彻好疑罪的处理原则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还就刑事诉讼各阶段如何具体贯彻疑罪的处理原则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古代疑罪审理的思想渊源及当代启示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于疑罪审理格外重视,形成了以“疑罪惟轻”为中心,“疑罪从轻”“疑罪从赎”“疑罪从赦”几类处理方式为主的模式。古代疑罪审理的原则制度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厚植于慎刑恤刑、以民为本、德法共治的思想沃土。学习借鉴古代疑罪审理的有益经验,获得的启示包括:明确责任主体,压实权限职责;强化程序意识,重视案件证据的收集与固定;建立完善的申诉、控诉机制;发挥司法职业伦理在提升办案质量中的作用。检察机关应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贡献。     

浅论我国古代对疑罪的处理原则

疑罪是指犯罪的构成要件无法确定,或者在众罪中难以做出合理的选择。在我国古代,甚至现在,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疑罪都是存在的,既有罪与非罪之疑,也有此罪与彼罪之疑。对疑罪,由于受当时立法思想和司法制度的影响,其处理原则也会有所不同。     

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罪疑惟轻”

“罪疑惟轻”系中国传统刑事司法重要原则之一，在现存各种文献中相关记载俯拾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剧变大趋势下，东方文明体系在西方商业文明的侵入与渗透下，经历了一个崩垮与再建的过程，在一个后法律移植时代，法制建设再也不能闭门造车，如何对传统法制文化进行梳理与提萃，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工作的一个重点。文章即对“罪疑惟轻”这一传统司法原则作出的相关探讨与研究。     

疑罪本质探究

疑罪，牵涉实体与程序，连接理论与实务，关系人权和正义。由于通说及立法的放大效应，“事实疑罪”目前一枝独秀。罪、非罪或者疑罪，作为一个法律判断，需要将事实置于规范之下进行法律评价。得出何种结论，与事实和规范都有关系。这就需要保持疑罪问题的独立性，从法理上探讨疑罪的本质。以法学方法论为工具，循规范适用的足迹，定位疑罪的存在空间，对疑罪本质进行理性思考。事实和法律都应该是疑罪发生的原因。     

疑罪探究

一、疑罪的概念疑罪的名称有多种,古代中国,有疑罪与疑狱之称。疑罪,《唐律·疏议》曰：“疑谓事有疑似,处断难明。”疑狱,是指“案情有疑,难以判决”。可见,古代中国,虽有疑罪与疑狱之别,但并无实质区分,都是指案情可疑难以判决的一种犯罪案件。在现代中国刑法...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检察权中的运用

无罪推定原则是检察权行使的重要原则，目前这一原则受到“疑罪从轻”、“注重民愤”、“强调配合”等观念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办案人员法律至上的司法理念不强和立法欠缺。要从解决思想观念、工作机制和立法完善等问题入手，使无罪推定原则得到正确运用。     

是挪用公款罪,还是疑罪?

对司法实践中的“疑罪”问题,需要作具体分析。本期在刊登金建华同志“挪用公款罪,还是疑罪”?一文的同时,请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系许兆铭同志,从司法会计鉴定角度对本案作些剖析。本刊“疑难案例探究”专栏欢迎广大读者提供类似的疑难案例进行讨论     

对“疑罪从轻”观念的反思

从近年来发现并纠正的多起冤假错案的情况来看,导致这些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深受"疑罪从轻"观念的影响,或者说是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办理了这些案件。因此,要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有效地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必须从思想上对"疑罪从轻"观念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清算。     

《尚书·吕刑》中的“五过”新解

《尚书·吕刑》中的“五过”新解周学军《尚书·吕刑》云：“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辞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钧，其审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对其中的五刑、五...     

既判力相对性原则:根据、例外与制度化

既判力相对性原则是既判力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判决的既判力在一般情形下仅发生于当事人之间.这一原则不仅有助于纠纷的终局解决,保障法律关系的稳定,同时能够为没有参加诉讼的案外第三人的民事权益提供程序保障.作为既判力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确定判决对于诉讼系属后的承继人及为当事人或其承继人占有请求之标的物者,亦有效力.为他人之利益而作为原告或被告者之确定判决,对于该他人也有效力.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尚未明确规定既判力相对性原则.这一原则的缺失导致了民事诉讼法在第三人权益的程序保障方面存有重大缺陷,也造成了实践中第三人撤销之诉适用的混乱局面.应当完善既判力制度,确立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限制在确定判决既判力相对性的例外情形.     

重评礼刑合一的法制构架

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在于法律与道德相融合,“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不融于源自西方的现代法治,某种程度上甚至构成现代法治追求的障碍。这种认识未能深入中华帝国法制构架形成的历史动因,从而也就难以理解和揭示帝国立法的理性方面及其所蕴含的政治智慧。从中华帝国政治使命实现的视角去审视其“礼刑合一”的法制架构,就不仅能洞见它与“三代”礼乐文化传统的契合无间,更能准确把握这一法制架构的理性特征。帝国法制架构的泛刑罚化现象根源于帝国安全的军事化政治使命的实现,具有自治性的礼制规范的创立与维护同样关涉帝国安全与秩序的稳定。这是值得现代人们珍视的古代立法智慧。传统法制之现代转型的成功则有赖于政治家和立法者之现代世界观的真正确立。     

《唐律》别籍异财之禁探析

禁止别籍异财是中国古代法律规范家族财产、维护家族制度的一项重要规定，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其视作一个整体，忽视别籍和异财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相互关系。根据《唐律》和其他原始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别籍和异财实际上是两个问题而又紧密联系，法律禁止的重点是别籍而不是异财。     

作为债之独立类型的法定补偿义务

在公法和社会法领域内,法定补偿义务作为债的独立类型由来已久。但就法定补偿义务可否作为私法上独立类型之债,与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等并身而立,民法学界远未达成共识。若从解释论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侵权责任法若干条款规定的补偿义务、"分担损失"规则以及"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等,都属有关法定补偿义务的规定。它们与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确认的法定补偿义务一起,构成我国民法中独立类型之债。在我国的责任保险制度尚不发达,社会保障制度还远未健全的背景下,如果法定补偿义务制度运用得当,无疑可在一定程度上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之穷。     

Genetic citizenship: DNA testing and the Israeli Law of Return

The Israeli State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it may begin to use genetic tests to determine whether potential immigrants are Jewish or not. This development would demand a rethinking of Israeli law on the issue of the definition of Jewishness. In this article, we discuss the historical and legal context of secular and religious definitions of Jewishness and rights to immigration in the State of Israel. We give a brief overview of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genes have been regarded as Jewish, and we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new use of genetics and the society with which it is co-produced. In conclusion, we raise several questions about future potential impacts of Jewish genetics on Israeli law and society.     

《诗经》所载西周春秋法制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从《诗经》反映的西周春秋时期法律发展情况看，周人已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当时作为法律称谓的语词后世大多演化为对成文法各种形式的称谓；由三代的天命、天罚观念发展而来的君权神圣观念，明德慎罚、礼乐政刑综合为用及注重社会和谐的思想也在此时初步形成；其时的礼乐、刑法、司法、婚姻、祭祀、土地等各项制度也都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构成要件：犯罪论体系核心概念的反拨与再造

构成要件是犯罪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它是犯罪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我国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在从苏俄引入之初,就延续了苏俄学者对构成要件的误解,将具有特殊意蕴的构成要件理解为犯罪成立的一般条件,由此与具有阶层性的三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分道扬镳,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理论道路。在当前三阶层与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的争论中,阶层性的有无是两者的根本区分,而造成这一区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构成要件的不同理解。只有追本溯源地澄清构成要件的概念,了解构成要件的演变径路,才能为我国犯罪论体系的重构提供理论资源。     

从引证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学术论文的引证情况能够体现学界的学术交流与争鸣状况。通过对《法学研究》1985—2009年间所有刑事诉讼法学论文引证状况的统计分析发现，其引证数量不断增加，但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相比依然较低；主要引证法学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学文献;对域外文献的引用虽然总量不低，但语种为外语的较少；佐证式引证较多且逐步增加，讨论式引证较少且逐渐减少，运用式引证较少，反对式引证比例较低并不断下降。这些现象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沟通与交流广度有限、实质性与深度不够。未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应强化沟通与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从而营造更为真实、充分的交流与争鸣氛围，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刑事诉讼法学的良性发展。     

国际法中的特别法优先原则

国际法规则的冲突是国际法不成体系的重要表现,特别法优先原则强调适用更特殊、更具体的特别法规则,是解决这种冲突的重要方法。冲突确实存在与规则属于同一事项构成了该原则适用的基本条件,而调整事项和规则所涉及的缔约方则构成确定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参考因素。     

Who owns our data?

The layman's answer to the question posted in the title to this paper lies in the question itself.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people when they talk about information about themselves is that it is indeed “theirs”. Until relatively recently, the law has been content to remain agnostic on the subject. The Common Law in general and English Courts in particular have traditionally avoided philosophical debates about the nature of things, preferring to develop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from the results of cases decided on specific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This approach has been acceptable while we have been winding our way gently up the foothills of the Information Age, but now that we see the towering peak of Big Data standing before us, covered by the ubiquitous Clou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me of the basic assumptions which we have hitherto carried with us about the way in which the law should treat rights over personal information. This paper will argue that the correct approach which the law should adopt is a proprietary one. That is to say th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nomic value inherent in personal information should be grounded in property rights acknowledged by the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