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

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是指"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生成性"﹑"决定性"意义。既包含着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也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方法论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且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因此要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角度去论证"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唯有此,才能在"分配正义"的认识上,避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才能驳斥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上的"拒斥"论,才能真正认识"分配正义"在马克思理论里面的本真状态。     

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存在”——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探讨

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不是对社会存在的"虚假"反映,而是一种与"意识"关系不大,倒与"无意识"、"欲望"有关的"社会存在"。因为意识形态建构着社会现实,参与了"社会存在"的形成。但这种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现实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分裂"。这一"分裂"既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又成为意识形态存在的根据,因为没有现实的"分裂"也就不需要意识形态的"缝合"。然而意识形态这种"缝合"现实的努力不仅是漫长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老子“啬”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啬"思想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收敛、积蓄、慎用的丰富内涵。它引导人们回归本性,自觉服从于"道",从而达到"长生久视"。"啬"的践行之道围绕"去"与"取"的选择展开,包括个人行为的"去"过度欲望"取"合理物欲,社会风尚的"去"虚华"取"朴实,国家治理的"去"有为"取"无为。老子的"啬"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也极具价值,它启示人们须直面社会现实,提倡以"啬"为荣,以"啬"来理事、养德、制欲。     

林东城“义利观”与明代新“义利说”

儒家"义利之辩"是儒学的核心学说之一。从孔孟延续至明代,对士和士大夫阶层而言,一直奉行"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相对立的"义利离"之思想宗旨。林东城的"义利观"从"道殊相济,趋利义行"出发,遵循"尚义好礼,以义主利"的原则,进而认为"义利之辩"是"君子进德之几",若能"知止之几",足以"励世廉贪"。林东城是明代新"义利说"的重要代表,突破了传统义利观"义利离"之旧说,由以"士和士大夫"为立教对象转向对"四民"立教,由"义利离"转向"义利合"。士商"异业而同道",士与商社会阶层的交互影响,促进了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对明清儒学的内在转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论中国哲学中的"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与陶德麟先生讨论"和"与"矛盾解决方式"

中国哲学中的"和",包含"协和万邦"、"保合太和"、"和与同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实生物"等一些基本命题,这些命题中的"和"都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分别代表不同的矛盾解决方式,而不是只讲"融合"这一种方式."和"本身就是多样性,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将"和"的思维运用于事事物物,就可得到各种不同的矛盾解决方式.既包含"求同存异"的解决方式,也包含"保存对立面"的解决方式、"增损对立面"的解决方式、"拒斥对立面"的解决方式、"在矛盾双方此消彼长时不偏倚彼此"的解决方式、"双方同归于尽"的解决方式,等等.所有"矛盾解决方式","和"都可以容纳,因为这正是"和"之本义所在.     

消解“存在自由”与“理性自由”差别的“生态自由”

自由问题是元哲学问题,并不仅仅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存在自由"认为"人的诞生"本身就蕴含"自由"的存在,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存在。"理性自由"认为"自由"应该被理解为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理性行为,依然是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理性意识。"自由哲学"的逻辑前提选择"理性自由",在一定意蕴上忽略了"存在自由"的自由逻辑。现实生活世界的"存在自由"的缺失与"理性自由"的虚幻,使得"自由哲学"更具彼岸世界般的"抽象哲学"意蕴。西方国家的"生态哲学"研究发现了"自由哲学"的理论困难,试图用"生态自由"消解"理性自由"的理论困难,但"生态哲学"本质上依然从属于西方"自由哲学"研究的范畴。     

对"性相近,习相远"的一种新诠释

"性近习远"一句历来注解众多,但流行的注释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性相近"上,从而陷于释"性"的泥潭,而遗忘了澄清"性"与"习"的关系才是该句的指归.对流行的注释逐一作了分析与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诠释路径:将"近"与"远"释为动词,从而对"性相近"作出了"人性相亲"和"人性亲道"两种解读.同时对"习"也作了 "明习"与"盲习"的区分,认为正是"盲习"使人与人相互疏远,使人远离了"道".人只有时时反观本心,自觉依循本性而行,才能与道相合,与人为善.     

亚当·斯密“正义和仁慈”观及其当代价值

亚当·斯密认为"正义"具有强制性,一般通过法律、规则等来维护"正义",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给别人造成伤害,应受到惩罚。"正义"是法律的基本标准,然"‘正义’的规则虽然是人为的,但不是任意的",而"仁慈"具有自愿性。亚当·斯密的"正义和仁慈"观告诉我们:"正义"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并且"正义"是遏制"恶"的手段。"仁慈"能激发人与人之间的"爱",从而可以说"仁慈"会把社会导向"善"。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当今时代,也存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利己性"与"道德人"的"利他性"之间的矛盾,重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分析亚当·斯密的"正义和慈善"观,将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民主不仅是民众的事——再论普及民主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在中国谈论民主,不仅是民众的事,还要从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最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种表达法。这是一种多质态的社会,或异质态的社会。多质态的社会决定多质态的民主。民主不仅表现为"民之主"、"民知主"、"民自主"三种基本形态,在"民之主"、"民之主"或"代表制"、"间接民主"的同时,民主就带有某种"民自主"的性质,及在"民之主"或"民知主"之时的公共政策就应当充分体现出"为政以德"来。民主应处理好再分类、处理好民主与"非民主"的关系,解决好"普及民主"的着手点问题。     

论孔子思想中的“勇”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知""仁""勇"是并重的。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中的"勇"关注不够。"仁"是核心,源于人心,其实"勇"也源于人心,它需要以"知"为前提,以"礼"、"义"为限度。作个纵横比较则更有意思,孔子之"勇"和柏拉图有相近之处,它也是孟子和荀子之"勇"的源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与"不是什么"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与"不是什么"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仅指"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西方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通俗化",而不是"精英化"、"学术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而不是"教条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整体化",而不是"图谱化"、"肢解化".     

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中的一场革命(中)

三、公共管理的"德制"建设 与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历史演进线索相对应,人类社会的制度演进也是一个从"权制"到"法制"再到"德制"的历史发展过程.公共管理所拥有的制度体系在性质上是属于德制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类型.在农业社会,人类所发明的是一种"权制"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人类开始了"法制"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只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人类才可能致力于"德制"建设.     

论道家的治国方略

道家的治国方略,以"道法自然"为基本理论基础,以"柔"和"不争"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无为而治"为治国的基本方法,以"非战"、"不尚贤"、去"苛政"为实现治理的具体路径,提出了"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的理想社会运行模式。这些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史官不当专尚史才,必以心术为本"——谈明人史料笔记中的"心术"论

刘知幾"史才三长"论中已含有对史家撰史所应具有的道德素养的要求,并提出了"正直"的标准.元代学人发展了这一点,在史学上提出"心术"概念,并加以阐发.明人继承元人的理论成果,认为"史官不当专尚史才,必以心术为本",丰富了"心术"论的内涵,强调"心术"中的"公心"、"公正"、"公平"之意.至清代章学诚提出"史德"说,继承了明人的成果,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史家的道德修养已不再是"心术"说所主要关注的理论重点,而是上升到了历史认识论的高度.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是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吗?

学术界有学者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界定为"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观点颇值得商榷。凯恩斯主义的确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但其所主张的"干预"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短期内、在危机时、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将"凯恩斯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观点仅仅看到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这一"政策主张",却恰恰忽视了这一"主张"的"条件"。事实上,凯恩斯设定的"条件"正是运用这一"主张"的"前提"。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表述,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是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而不是"全面干预"。     

简讯

深圳转变发展思路深圳市今春"两会"的热点话题是社会建设,主角是"民生",目标是"幸福"。为此深圳在国内率先提出,在"十二五"末初步建成"民生幸福城市"。这意味着,深圳的发展思路出现"拐点"——从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转向社会发展的"最前沿"。     

社会保障体系“分化”与“整合”的逻辑

从"分化"走向"整合",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进行的一场调整利益格局、追求制度体系公平的深刻变革。"整合"是对"分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整合,因此,"分化"的逻辑隐藏着"整合"的逻辑,影响甚至决定了"整合"的逻辑。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在"城乡分割、身份分割、地域分割、部门分割"的"分化"逻辑下渐进构建而成。当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整合以"地域化"试验、"单项化"突破为主,并推动全国政策与法律规范的出台。但是,"整合"仍然步入"再碎片化"悖论。剖析"再碎片化"逻辑,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整合",需要基于全局视野系统整合,整体推进;需要纳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考量,同步推进;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规范。     

拜物教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

马克思对现存世界"问题"的分析进展与他"未来构想"具体内容的演变具有"同步性"。"社会关系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马克思凭借其拜物教批判理论,实现了对这一"问题"的透视,并预测了这一"问题"不再存在的"未来"。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都只是"社会形式"的定位,对"社会形式"的"历史性"的揭示,以更加严密和有效的方式论证了共产主义"未来构想"的合理性。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作为"社会存在"的"拜物教现象"赖以存留的社会条件,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现实通达理想之路"的核心命意。拜物教批判理论对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具有重要意义。     

不妨突破框框

"创新"最忌"框框"。什么叫框框?说白了,就是枷锁。举个例子,认为小草"只能"种在地上,"只能"就是"框框"。那么,突破了"框框"会怎么样呢?请看三个成功的例子——一是"小草娃娃"。它与传统玩具娃娃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头顶上"种"草。     

毛泽东论“中国化”的一篇重要著作——略论1956年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1956年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深刻论述了"中国化"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其基本理论,基本理论无"中学"、"西学"之分;学习外来文化时,不能忘记自己的老祖宗,不能把老传统丢掉;学外国是学习外国"织帽子"的方法来"织中国的帽子",而非搬来外国"帽子"本身;中西结合"要有机结合",做到两个"半瓶醋"合为"一瓶醋","不中不西"、"非驴非马"、"标新立异"、"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