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给付不能制度体系之考察

我国给付障碍统一构成要件规则来自于德国"不履行"理论,但合同法并未统一法律效果,也未根据法律效果结构请求权基础,履行不能的制度功能并未因为统一构成要件而消失.在履行不能制度功能上,由于免责事由规定过窄,出现了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失衡的情形,而且没有规定对待给付当然消灭规则.在履行不能类型上,没有规定自始不能、部分不能、暂时不能、人身不能等规则,对此需要通过理论继受加以补充,在法律上还要明确经济上不能与情势变更之间的关系.在履行不能与瑕疵担保规则、风险负担规则竞合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瑕疵担保规则、风险负担规则.     

作为一种矛盾且多元进程的全球化——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之同质化预设的批判

在中国法学论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而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且针锋相对的全球化对策当中,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关于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是一种整体化的和同质化进程的理论预设。这一共同的理论预设在本质上把全球化视为一元的、目的论的整体性规划;它将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化约成以线性发展为唯一时间观的"现代化"本身;还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上表现出了一种"认知谬误",即把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与同质化本身等而视之。这一同质化的理论预设忽略和遮蔽了作为一种矛盾且多元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不是单一化、同质化,而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     

法律全球化

提到法律全球化,我们可能联想到整个世界生活在单一法律规则下的程度。基于全球合意或者由于全球所有组成部分的平行发展而形成,这种单一法律规则可能由单一的强制执行角色付诸实施。尽管两极世界和冷战的结束带来些许欣慰,但我们并没有过多移近国际法体制,无论是通过确立单一全球法律提供者和实施者,还是通过坚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协商一致。如果我们已经有的话,我们会说国际法,而不是法律全球化。我们甚至也不能信心十足地说,法律已经全球化或普遍化,具体表现是不管他/她走到地球的什么地方,人际关系均被一定的法、即使不是各处都相同的法律…     

试论全球化视野中的冲突法：影响与发展

全球化是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过程 ,它与国际事务及其法律框架有着紧密联系 ,对国家主权和私法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冲突法而言 ,全球化导致了冲突法立法权的多元化 ,法律规则的多层次 ,冲突法新问题的涌现 ,统一法活动的扩大 ,一般法律原则的确立 ,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张 ,本国法原则的削弱 ,社会、经济管制法规的增多 ,等等。因此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冲突法如何适应全球化以及如何更好地发展自己 ,已成为 2 1世纪冲突法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行政法的体系化:"行政程序法"

行政法体系化的最高表现是法典化.法典化需要具备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条件,目前我国行政法的法典化难以实现.行政法的体系化不限于法典化,国家可以推行以行政法总则为基本法律,以行政行为类型化法律为重要组成部分,以众多特别行政法为基础的分层分级行政法体系.行政法总则包括以实体法为主的总则和以程序法为主的总则.行政实体法总则已经止步,主要原因在于行政实体法内容难以统一,国际上并无先例,行政组织法尚未制定,以及体制改革尚未完成.行政法的体系化只有以程序法为主的行政法总则即"行政程序法"一个选项.它既是行政程序的共同规则,又是兼顾了行政实体法一般原则的总纲性法律.它既有行政行为类型化立法所提供的行政程序法治建设经验,又有类型化立法所不能覆盖而提出的立法需求.它既是国际上行政法体系化的普遍规律,又是我国地方行政程序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它既是法律技术上可行的方案,又是为了实现统一行政程序、巩固行政审批改革成果和推广区域协调法治经验的现实目标."行政程序法"兼顾了行政实体法,但又不追求行政实体法的全面、完整,是我国行政法体系化的当务之急.     

全球化与国际法律意识

法律全球化是近年来法律领域内的一种明显的客观发展趋势 ,它表现为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 ,各国各地区的法律在内在精神、原则、主要标准及主要程序上相互接近、协调、吸收甚至部分同一或统一的现象。这种趋向并不必然地与我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我们要在主观上适应这种现实 ,从积极的方面思考问题。     

全球化与法律发展的价值选择

全球化浪潮使得商品生产交换条件遍及全球,为法律的共同性因素的增长起到了奠基作用;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律文明,伴随其经济、政治的扩张和“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推行,逐渐构筑起“法律殖民主义”的巢穴。因此,在全球化现象面前。我们一方面要把握住法律发展的共同性因素,创制顺应全球化社会生活条件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则应依据主权原则认同国际交往规则,防范“法律殖民主义”陷阱和“法律全球化”思维误区。     

法律全球化新论——从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觉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主旋律的背景下,西方学者形形色色的法律全球化理论纷涌而上,并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广泛思考。事实上,无论是在东西方,法律全球化皆是一个全新课题,它的内涵是否具备科学性;它是否是已存在事实或客观发展趋势;它是否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或反映以及其与国家主权之间是此消彼长还是辩证统一关系等等,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正立足于此,拟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作出探讨,以求得抛砖引玉之效。     

司法权威全球化的动因分析

司法权威的全球化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现象,它有着深厚的国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基础。全球性经济交往规则适用上的趋同、政治全球化与司法化、法律语境的趋同化和全球范围内的市民社会与国际政治实体的互动内在地需要司法权威的全球化。     

“离”与“合”:操控的知识产权全球化——读《信息封建主义》

贾斯廷·福赛斯先生说,《信息封建主义》"对有兴趣了解全球知识经济规则是如何制定出来的读者将是不可多得的作品"[1].的确,《信息封建主义》在对影响知识产权规则的全球化的背后角力因素进行了深刻分析后,揭示了知识产权规则的全球化路径.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路径呢?笔者从书中读到的答案是:"离""合"之间,知识产权规则经由少数人或公司操控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诱导"与"威胁"走向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