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实体法的合规激励立法研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企业规模、犯罪主体、罪刑轻重、犯罪类型等适用对象方面的持续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刑法教义学困境，由此产生了单位刑事归责原则的重构、合规从宽处罚的法定化、涉企犯罪中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单独规定等刑法修改方面的刚性需求。企业合规刑事实体法修改完善应确立实质激励立法观，坚持合规正反双向实体法激励、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并重、单位和自然人责任相分离的立法原则，采取兼顾制度创新与体系稳定、刑事一体化双法联动协同立法、超越回应型修法的统筹激励等立法技术，并在刑法中建立合规激励机制。有鉴于此，企业合规刑事实体法修改可从单位犯罪责任、单位量刑情节、单位制裁方式、刑法分则有关罪名四个方面着手。     

检察机关主导企业合规：正当性与有限性

检察机关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依法开展企业犯罪相对不诉适用机制改革有着绝对的正当性,但在企业合规改革中,检察权的边界必须清晰。检察权的公益性是检察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理论依据,法律监督权是检察机关主导涉案企业合规之法理基础。主导涉案企业合规,检察机关需有机融合运用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充分发挥检察意见、检察建议等监督手段。检察权是公权力,检察机关要时刻关注职权的有限性,认识到刑事合规只是企业合规的内容之一,刑事合规第三方考察评估与监管务必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保持独立性与专业性,以维护司法公正,捍卫司法公信力。检察机关在主导企业合规的实践中罪刑不能违背法定的基本原则,保护企业的同时不纵容犯罪;同时需加强与公安机关、法院的沟通配合,使企业犯罪得到社会治理和源头治理。     

企业合规建设的实践问题与完善路径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建设尚处于试点摸索阶段。从当前试点工作来看,合规建设存在立法不全、定位不明、不起诉适用存在困难、第三方评估机制准入与退出机制不完善、合规有效性标准模糊等问题;同时,刑事律师与商事律师没有将各自擅长的业务很好地结合起来。从完善合规制度出发,涉案企业合规建设应当拓展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细化第三方评估名录条件等;通过设立单行法的形式,对涉案企业合规建设及第三方评估组成人员作出详细规定,以推进我国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进程。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之检视及对策

<正>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全面推开，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以下简称“第三方机制”）在帮助涉案企业开展合规建设，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使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向着规范化、客观化、有序化方向发展。本文拟结合福建省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的实践运行情况，对该机制进行实务检视并提出完善路径。一、福建省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运行情况截至2022年12月，福建省所有设区市均已建立第三方机制并组建专业人员库，     

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立法争议问题研究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验的全面铺开，需要及时修改刑事诉讼法、刑法，在吸收和借鉴域外成功经验和本土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为企业合规确立刑事激励机制，尤其是要建立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从而既可以为涉罪企业提供“改正自新”的机会，也有助于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形成犯罪治理的“合力”。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而言，为改变“以自然人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程序格局，宜在“特别程序”一编中专章设立“单位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将“企业附条件不起诉”作为独立于“认罪认罚从宽”的核心制度进行建构，并重点解决好适用对象、条件设定等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至于刑法的修改，建议继续采取刑法修正案模式，从单位犯罪的归责原则、事后合规作为单位刑事责任的基础、增设单位缓刑制度等几个方面，对刑法作出修改完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合规不起诉制度

合规不起诉制度针对涉案企业而非个人，但我国改革实践以“双放过”为基本模式，且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要对象，并在基层检察机关适用。以制度设置的目的、对象、适用程序等为约束条件，合规不起诉应选择谦抑模式。以“合规责任论”重构单位犯罪归责机制，理论上尚未充分证立，实践中难以全面适应我国单位犯罪判定的司法需求，且与单位民事责任判定标准不协调，有损法律责任统一性原则。在单位与个人同进退的背景下，合规整改对出罪及轻罚的影响力有限，对合规整改、监督措施的有效性以及主导机关的能力应谨慎评估。可于相对不起诉框架内适用合规不起诉，且修法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发展涉案企业合规建设的多元化路径和方法。     

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司法限度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三年多以来，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的保护方向值得肯定，但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司法限度仍有待总结和反思。企业合规是企业风险管理的同义语，企业的合规动机是企业利益最大化；企业合规整改的永恒逐利性、检察合规监管的经济利益衡量，为合规激励的扩大化埋下了隐忧。基于单位犯罪混合意志论和责任分离论，涉案企业与涉案人员在刑罚层面可实现责任个别化，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对象只能是企业而非涉案人员，合规监管的适用范围只能是企业犯罪而非自然人犯罪。基于实体法的量刑原理，在从宽范围上，事后合规换取的“相对不起诉”仅针对企业轻罪而不适用于企业重罪；事前合规难以成为企业犯罪的实体出罪事由，不能夸大组织体责任论的教义学功能。在未来合规改革的实践深入及立法推进中，应优先注重罪刑法定的追诉限缩意义、“企业合规从宽”与“特定犯罪从严”的刑事政策协调、企业合规整改实效的长期验证，避免落入“合规陷阱”。     

民营企业合规建设服务联盟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因部分国内企业缺乏合规经营意识及合规风险防控能力,导致其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急剧增加。晋江市人民检察院根据本地民营经济发达、企业合规建设需求大的实际,从源头治理的角度牵头辖区25家单位成立民营企业合规建设服务联盟,构建"合规体检+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合规人才培训+专家论坛+法治教育"五位一体服务格局,并注重解决合规报告的运用、保密原则的落实、第三方组织独立性的保障、行业合规指引内容的确定等问题。在实践中,将进一步探索完善企业合规人才培养机制、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等,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检察力量。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完善

对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进行有效监督考察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2021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8部委制定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了适用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范围,规定了第三方机制管理委员会及第三方组织的职责。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有助于督促企业进行风险自查,制订全面有效的合规计划,堵塞企业管理漏洞,促进企业合规经营,实现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整改。     

企业刑事合规激励模式——以反腐败专项合规为例

企业刑事合规激励可以分为直接激励和间接激励两种模式。我国刑法的内涵式立法特征使得难以在刑法中引入强制合规义务或者确立合规宽缓机制,《刑法修正案（十二）》依然延用传统治罪模式,注重对腐败行为的惩处而非对腐败源头的预防,只能发挥合规间接激励的效果。与其寄希望于立法的直接激励转型,不如务实地从刑法解释和司法改革中寻找企业刑事合规激励直接化改造的路径和空间：事前合规通过阻断单位刑事归责,发挥合规直接激励功能;专项合规通过刑法解释成为信义义务来源,融入背信犯罪构成要件,直接影响犯罪成立与否;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企业和企业家涉嫌的经营类犯罪均可获得事后合规从宽甚至出罪的直接激励。企业在建立专项合规体系时只有厘清专业性合规要素、重视预防性合规体系建设、统合合规管理与财务管理、逐步培育廉洁合规文化,才能有效预防专门领域犯罪的发生,避免受到腐败行为的侵害和刑事责任的追究。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司法制度的检察样本——评第四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展示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鲜活实践，反映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检察思维。第四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对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的描述更为细致和全面，基本按照案件办理的流程完整介绍了企业合规整改的酝酿、启动、开展和验收等环节，通过实例诠释了相关规范，对推进改革有较强的指引作用。从这些典型案例可以发现,当下的企业合规程序具有检察主导、专业适配、程序透明、行刑协同、延伸治理等特征。未来选取合规典型案例应向大型企业拓展，向侦查阶段延伸，并注重厘清合规整改与刑事责任的关系，明确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的定位。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内涵的检视与反思

在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运行过程中，第三方组织对合规义务的理解偏差，使得合规成本过高、“纸面合规”等问题不断涌现。合规整改不仅要考虑到涉案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和承受能力，还要考虑合规整改的针对性与有效性。经过对第三方机制中合规目标、合规义务的重新检视，明确第三方机制应当以防范企业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犯罪的专项合规为重点，以全面合规为终极目标，不能将二者予以混淆，肆意扩大涉案企业的合规整改义务。     

数据安全视角下企业刑事合规的检视与治理

数据的广泛使用在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数据的收集、使用、存储、管理和流转风险，并滋生有关刑事法律风险。为维护数字安全，实现数据价值，应构建以预防数据安全风险为核心的数据安全治理新范式，企业刑事合规正是其中的关键治理手段。大数据背景下，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存在理念认识不够到位、专业监管能力不足、技术合规适用空白等问题。对此，可在维护数据安全为导向的新形势下，拓展和完善企业刑事合规，以开展企业数据合规为要，探索实现法律与技术合规二元共治，持续优化涉案企业数据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并落实企业数据合规刑行衔接。     

单位犯罪刑事归责中数据合规师的作为义务

确定是否以及如何在刑事实体法中引入合规计划的前提,是厘清具体单位犯罪刑事归责中合规师的刑事责任。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类型应为独立的"决策机制责任",合规计划的功能在于廓清单位决策机制的运作过程,判断个人意志是否上升为单位意志,个人行为是否上升为单位行为。若答案为肯定,则需进一步判断单位犯罪行为的不法责任。以此为理论基础,企业数据合规师以其容许行为不作为参与了企业所实施的具体信息网络犯罪。在企业日常经营中,数据合规师需承担作为制度建设义务的数据合规义务;在信息网络犯罪刑事归责中,数据合规师需承担过失不作为犯的具体作为义务,不能对这两种义务进行混同。在具体信息网络犯罪的刑事归责中,应以不作为犯"类单一正犯"的不法结构,以及数据合规师的职务身份及其应承担的作为义务类型为依据,分别认定其刑事责任。如此,可避免走向"合规无用论"或"合规浪漫主义"的极端,理性厘定合规计划在单位犯罪治理中的制度功能。     

帮扶比处罚更有价值 地方检察机关在“法外”下功夫

<正>2022年4月,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全面推开,地方检察机关在实务中积极探索。中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发端于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最高检”）开始部署相关改革试点。经过三年探索,地方检察机关在实践中通过“简式合规”模式、多方共建、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及行业合规治理等搭建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机制。     

涉案企业合规背景下刑事律师角色架构

<正>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推进的，自2020年3月开展第一批试点工作以来，至2022年4月试点工作已经全面推开。在经过多地试点之后，正式确立了涉案企业合规制度下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律师作为第三方机构主要成员（其他还有注册会计师、税务师等专业人员）承担起对涉案企业的评估，并接受检察院的审核。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审查的“准入与验收”标准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准入与验收”是保障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正当性与实效性的两个关键端口。检察机关具有审查是否具备“准入和验收”标准的权力，涉案企业均具有申请启动企业刑事合规考察的权利。检察机关在合规考察准入环节，可从客观标准、主观标准与企业标准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因素的审查，合规考察的验收标准可以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进行。合规有效性判断标准是建设预防企业再犯罪的行为准则，最终形成合规守法、积极向上的合规文化。企业合规计划具有稳定性、可持续性特征，也有针对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必要时，在验收环节可采纳“行政合规+刑事合规”相结合的考察标准，实现预防企业犯罪的溯源治理。     

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指引作用 逐步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

涉案企业合规案件办理的普及性，以及相当数量的案件积累，是推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走深走实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经过两年多的探索试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扩大办案规模、提升合规质效、培育典型案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正在逐步向纵深发展。根据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形势发展需要，下一步应重点做实平等保护，推进改革走深走实；重视业务学习，提升办案质效；逐步规范相关典型案例培育、发布工作，进一步总结经验，不断扩大改革影响力。     

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能否获得阅卷权的法理阐释

<正>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深入推进，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愈来愈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从实践中来看，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以下简称“第三方组织”）了解企业涉案情况的方式相对有限，能否赋予第三方组织阅卷权，存在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允许第三方组织阅卷于法律规范而言不具有合法性，于法理而言也难具有正当性。     

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困境破解与发展路径

为了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给涉罪企业留有重生机会，我国积极借鉴域外实践经验，构建单位犯罪的合规不起诉制度。当前我国的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以“轻缓化治理”为政策导向，以“协商性司法”的发展为契机，以“附条件不起诉、相对不起诉”为对接模式，并已初步取得成效。但由于民营企业自身的特殊性和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实体公正”的价值基础，改革遭遇刑事政策游离于刑法体系、重罪不起诉制度缺乏实体法根据、个人责任与企业责任难区分等困境。基于国情与法治体系，我国的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应坚持中国特色，具体应以刑罚个别化原则、恢复性理念、责任主义原理为理论基点，以构建单位与自然人犯罪一体联动认定机制，完善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体法根据，构建合规自然人与合规企业的风险“双重排除机制”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