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实体法的合规激励立法研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企业规模、犯罪主体、罪刑轻重、犯罪类型等适用对象方面的持续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刑法教义学困境，由此产生了单位刑事归责原则的重构、合规从宽处罚的法定化、涉企犯罪中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单独规定等刑法修改方面的刚性需求。企业合规刑事实体法修改完善应确立实质激励立法观，坚持合规正反双向实体法激励、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并重、单位和自然人责任相分离的立法原则，采取兼顾制度创新与体系稳定、刑事一体化双法联动协同立法、超越回应型修法的统筹激励等立法技术，并在刑法中建立合规激励机制。有鉴于此，企业合规刑事实体法修改可从单位犯罪责任、单位量刑情节、单位制裁方式、刑法分则有关罪名四个方面着手。     

刑事合规制度的分则体系

通过归纳总结域外相关立法、学理不难发现,刑事合规无非是旨在推动企业自我管理的刑事法制度工具。从这一概念出发再来审视我国的刑法分则体系可以发现,刑事合规已经通过不同方式呈现在单位犯罪以及业务关联性渎职犯罪之中。以现行制度为观察对象,可以归纳得出,当前的刑事合规分则体系呈现如下特征：以前置法合规义务的存在为前提;以法定危害结果出现为原则,危险创设为例外;以具体领域内的个别化立法为原则,缺乏一般性罪名;新罪名的设立以国家监管资源有限且利益关涉重大为前提。沿着这一思路,可以大致预见刑事合规分则立法的未来方向：第一,不宜设定一般意义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强制性合规条款;第二,在个别领域内,可以通过“完善迷途知返条款”“在关涉法益重大,问题频发的领域,确立相关企业的刑事合规义务”“强化间接规范的合规激励效力”等方式,一方面充分发挥现有制度的合规激励功能,另一方面完善相关的刑事合规分则体系。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实体法建构

我国当前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改革的成功经验值得肯定,但是因缺乏明确的实体法根据而难以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实践,从而产生了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单位犯罪的归责基础不同于自然人犯罪,主要是一种合规责任。合规责任是功能责任论的观点,即强调企业以合规计划作为责任承担方式,以期在未来能够有效预防单位犯罪,这是一种更加有助于保障公司企业高质量发展和有效实现犯罪预防的理论主张,由此需要通过刑法修正予以体现,从而实现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与我国刑法规定的一致性。对此,刑法不仅需要强化公司企业等单位的合规责任,把有效企业合规作为非刑罚化的责任承担方式,在单位犯罪条款中增设公司企业的合规责任,并区分事前与事后刑事合规以规定不同的合规责任的实现方式,而且还需要增设单位量刑制度,以发挥刑法完整的激励效应。     

刑事合规的立法争议及范式选择

刑事合规基于行政法上的合规义务与刑事责任形成了内在勾连，通过行政合规、刑事合规的激励机制，倒逼企业主动建立和积极实施合规管理体系。然因我国企业合规理论观点和建议方案及范式选择深受国外合规的影响，将其移植在与国外不同的我国司法体制上，特别是将单位刑事合规镶嵌在我国以自然人犯罪行为为适用对象的刑事实体法和以被追诉自然人案件所设计的程序法中均体现出不适性。我国刑事合规立法需要厘清这些观点与建议背后的问题，力避刑事合规出现刑事化的倾向，应以本土化的“合规管理义务”作为其行政法上的法定义务和法定术语，选择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刑事合规问题的决定》的综合性立法的传统范式，架构企业合规、行政合规、刑事合规的综合性法律制度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在行政法上将企业合规管理义务作为刑法确立行政犯的前置基础，实体刑法规定合规罪责阻却事由及量刑从宽的抗辩理由，诉讼程序法设置合规程序出罪或者从宽处罚的刑事激励机制，摆脱嵌入式单位诉讼程序立法与整体程序分轨离散带来实践运行的不协调问题。     

企业合规整改中的专项合规计划

我国检察机关在合规改革中确立了专项合规整改的基本思路。相对于全面合规计划而言，专项合规计划是针对犯罪所暴露出的特定合规风险，以预防相同或类似犯罪再次发生为目标，涉案企业所建立的专门性合规管理体系。确立专项合规计划的合规建设思路，有助于涉案企业实现有效合规整改的目标，实现合规资源的合理配置，贯彻相称性原则，发挥专项合规管理的比较优势。从制度构成上看，任何一种专项合规计划，都同时包含着基础性合规管理要素和专门性合规管理要素两个部分。专项合规计划的有效实施，有赖于上述两种合规要素的有机衔接和相互融合。在督促企业成功实施某一专项合规计划的基础上，检察机关通过激活行刑衔接机制，引入合规激励要素，推动企业增设其他必要的专项合规计划，逐步实现对合规风险的全面防控。     

刑事合规制度与我国刑法的衔接问题研究

刑事合规制度对涉罪企业的刑法激励措施包括:有效刑事合规计划的建立,或者可以作为企业的无罪抗辩事由,或者可以作为企业减轻刑事责任的依据,或者可以作为适用暂缓起诉(不起诉)制度的条件。将刑事合规作为企业的无罪抗辩事由与我国刑事立法不存在实质冲突,但与我国传统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理论存在冲突,因此需要引入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以解决这一问题。将刑事合规作为企业减轻处罚的依据,能够取得我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的支撑,但在当前立法框架下,只能将其归入酌定量刑情节的范畴予以适用。暂缓起诉(不起诉)制度的本质是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之间的转换,承认它们之间可以存在某种抵消或者转换关系,并不违背我国刑法的基本原理。     

涉单位自然人犯罪合规的理据、边界与例外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的案件范围包括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自然人犯罪案件,实践中此类案件却被不当扩张适用,加剧了对合规改革的质疑,应以“涉单位自然人犯罪”概念来框定其合理边界。单罚制模式下的涉单位自然人犯罪是齐备了单位犯罪的行为要素和意志要素,但刑法规定只追究自然人刑事责任的犯罪;双罚制模式下的涉单位自然人犯罪是具备单位行为法律外观、组织体致罪缺陷和欠缺单位意志的自然人犯罪。涉单位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虽无刑事责任却需承担组织体责任,将其纳入“刑行一体化”的涉案企业合规并不违反责任主义原则;单位中的自然人犯罪欠缺单位不法行为并不存在组织体责任,不应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因而在涉案企业主动请求和企业有强制性合规义务的情形下,应允许例外考量。涉案企业合规作为“强制的自我规制”蕴含着“权利-权力”之法权结构的冲突和平衡,因此需警惕制度滥用。实践中任意扩大案件适用范围,将企业合规激励效果不当转移分配至自然人的做法违背了罪责原则,使合规不起诉变异为放任主义的替代措施,损害了刑法权威,应予以纠正。     

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司法限度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三年多以来，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的保护方向值得肯定，但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司法限度仍有待总结和反思。企业合规是企业风险管理的同义语，企业的合规动机是企业利益最大化；企业合规整改的永恒逐利性、检察合规监管的经济利益衡量，为合规激励的扩大化埋下了隐忧。基于单位犯罪混合意志论和责任分离论，涉案企业与涉案人员在刑罚层面可实现责任个别化，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对象只能是企业而非涉案人员，合规监管的适用范围只能是企业犯罪而非自然人犯罪。基于实体法的量刑原理，在从宽范围上，事后合规换取的“相对不起诉”仅针对企业轻罪而不适用于企业重罪；事前合规难以成为企业犯罪的实体出罪事由，不能夸大组织体责任论的教义学功能。在未来合规改革的实践深入及立法推进中，应优先注重罪刑法定的追诉限缩意义、“企业合规从宽”与“特定犯罪从严”的刑事政策协调、企业合规整改实效的长期验证，避免落入“合规陷阱”。     

刑事合规试点模式之检视与更新

我国检察机关目前对于民营企业犯罪探索建立的刑事合规制度具有积极的社会引导意义,但在发端背景、合规互动结构、案件适用范围、法源及合规强度等方面存在不足,可能影响刑事合规的适用效果。通过改造我国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归责原理的路径来达到刑事合规扩大适用是不经济的。我国民营企业的刑事合规建设需要避免合规概念的泛化,通过区分犯罪类型、细分企业规模及控制合规成本等方面的细致设计来激发企业建立合规体系的内驱力。外部监管方面应通过更新监管理念来获得行政监管机构对企业合规建设的协同,可以试点先行延长合规考察期限。     

企业犯罪预防中合规计划制度的借鉴

基于对传统企业犯罪预防模式的反思,国外出现了通过合规管理进行企业犯罪预防的立法实践。具体讲,主要是赋予企业合规以量刑意义,促进企业自我管理的推行。通过对我国企业犯罪惩治的效果考察发现,虽然刑事法网日渐严密,刑罚结构总体较为严厉,但并未收到良好的企业犯罪预防效果。而合规计划在企业犯罪预防中的有效性以及《萨班斯法案》404条款对企业内控的要求,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模本。具体到如何借鉴,首先可以通过量刑激励推动企业合规;其次,借鉴合规计划中蕴含的企业犯罪惩治的刑罚理念,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严厉个别犯罪的刑罚,尤其是对财务欺诈、虚假评估等犯罪的惩处,以推动企业自觉实施自我管理。     

刑事合规司法效果的厘定及其刑法证成

刑法是刑事合规最有效的依据。当前的刑事合规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刑法理论滞后的制约。为了实现政策性合规向法治化合规的转变，必须为其提供三重证成。首先是效果证成。必须着眼于刑事合规的多重效果，从多个角度扩大刑事合规的司法适用范围，改变检察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其次，制度证成，要充分挖掘刑事合规的刑法根据。企业合规从广义上看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诸多规范，域外法律规范可以对我国刑事合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但刑事合规的依据只能是国内刑法规范。国内刑法规范包括刑法总则、分则等直接规范以及前置性规范。再次，法理证成。刑事合规明显是在积极的特殊预防观念中融入了修复性的司法理念，因此具有重塑刑法制度的功能；从合规目的的实现路径来看，它依赖于刑法采取规范违反说作为评价实质违法性的主要根据。在处理涉案企业责任分配的时候，转嫁罚理论不适合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原理，不应让员工为企业犯罪背锅。同时，涉案企业、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责任人员承担的责任不同，这决定了刑事合规可适用于主管责任人员并适用于重罪。     

单位犯罪刑事归责中数据合规师的作为义务

确定是否以及如何在刑事实体法中引入合规计划的前提,是厘清具体单位犯罪刑事归责中合规师的刑事责任。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类型应为独立的"决策机制责任",合规计划的功能在于廓清单位决策机制的运作过程,判断个人意志是否上升为单位意志,个人行为是否上升为单位行为。若答案为肯定,则需进一步判断单位犯罪行为的不法责任。以此为理论基础,企业数据合规师以其容许行为不作为参与了企业所实施的具体信息网络犯罪。在企业日常经营中,数据合规师需承担作为制度建设义务的数据合规义务;在信息网络犯罪刑事归责中,数据合规师需承担过失不作为犯的具体作为义务,不能对这两种义务进行混同。在具体信息网络犯罪的刑事归责中,应以不作为犯"类单一正犯"的不法结构,以及数据合规师的职务身份及其应承担的作为义务类型为依据,分别认定其刑事责任。如此,可避免走向"合规无用论"或"合规浪漫主义"的极端,理性厘定合规计划在单位犯罪治理中的制度功能。     

论合规负责人的保证人义务——以证券犯罪为示例

德国2009年关于合规负责人的保证人义务的判决值得我国引鉴.在应对金融商品交易、食品药品生产销售、生态环境治理、疫情预防控制等经济主体的监督管理失职方面,确立合规负责人的保证人义务是刑事合规机制构建不可或缺的环节.合规负责人的作为义务是一项以监督、阻止、制裁与报告等为核心内容,涵盖范围广泛的"保证人义务".如欲将其转换为刑法上的保证人义务,必须从规范性视角而非事实性视角出发.鉴于我国目前刑事法律中缺少类似于德国刑法典第13条的规定,从学说视角来看,最理想的模式是从准作为犯说向机能二分说的演变.而从刑事立法的视角来看,则是实现从缺少明文规定向明文规定的转变.     

意大利企业合规制度的全面解读及其启示

意大利是较早建立企业合规体系,法治经验相对成熟的国家。第231号法令跨越意大利《宪法》第27条的障碍,规定了判断企业责任的主客观标准,将企业责任建立在组织性罪过基础之上。企业免责的唯一途径是构建有效合规计划。如果企业能够证明在犯罪发生之前已采用并有效地实施了组织、管理和控制模式,则可以免除责任。该法令实施20年来,通过持续性革新,将反腐败合规计划由公共机构扩展至私营企业,规定合规计划中辩诉交易的适用条件,引入配额制的经济制裁手段,实现了自我完善。我国的企业合规改革刚刚起步,应当重视企业刑事合规的法治化,明确单位犯罪的归责基础,单位犯罪治理应当由事后惩治模式向事先预防的企业合规模式转变,立法上应当增设配额罚金制和褫夺资格处罚,以建立相对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合规制度。     

合规刑法激励的本土证成与法治构建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同时面临企业内在改革动力匮乏、合规刑法激励法律依据不足、正当性根据缺失等诸多困境。解决困境的关键在于构建本土化与法治化的合规刑法激励制度。激发企业合规主动性是合规刑法激励本土化构建的实践前提。合规刑法激励的正当性根据应当区分不同阶段分别认定，事先合规阶段以组织体责任论为依据，事后合规阶段以法益修复理论为支撑。合规刑法激励的法治化路径是通过修改刑法，将合规规定为法定出罪或从宽事由，以此方能促进合规改革的顺利进行。     

企业领导人犯罪的义务违反类型化与合规激励规范化

检验合规改革中“双不起诉”现象是否妥当,可将企业领导人犯罪的义务违反类型化。企业领导人直接参与危害行为时,属于合法性义务的违反;未防止其他企业成员实施危害行为时,属于合法性管控义务的违反,需先判断在个案中是否存在作为义务;违反忠实、勤勉义务时,或会构成背信类犯罪。企业领导人违反合法性义务时,企业合规整改以企业构罪为前提,若无相关因素说明在企业有合规缺陷的环境之外个体犯罪动机较弱,或整改未针对领导人设计有效监督机制,则不宜因事后合规对领导人宽大处理。企业领导人违反合法性管控义务时,事后履行该义务可获合规激励。企业领导人违反忠实、勤勉义务构罪时,不应对企业合规整改,更不应从宽处罚行为人。     

超越“合规”:合规不起诉制度功能的多元定位

合规不起诉是企业合规经营的重要刑事激励机制，是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核心内容。域外合规不起诉制度一般采用多元化的功能定位，但不同国家对诸功能的位阶关系各有侧重。过度聚焦合规预防功能的偏颇理论建构和对企业合规经营的功利政策追求使得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功能呈现出显著的“合规化”导向。由此伴生的罪责失衡、刑事纠纷难以实质化解、“合规依赖”等诸多隐忧值得警惕。在试点全面推行和制度立法启动之际，应立足于合规不起诉的本质属性及其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借鉴域外制度经验，对其制度功能进行多元化再定位。对涉案企业、受害者、社会和国家的多元功能体系应是理想定位，其中不同位阶功能的平衡实现是证成制度正当性的关键所在。基于多元功能平衡实现的价值目标，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条件、附带义务和运行程序等配套机制需进行针对性设计。     

企业刑事合规的程序应对

在刑事合规的制度设计中,程序法承载了治理犯罪、保护权利、提升经济效率等多项重要职能。当前,全球范围内企业合规的刑事程序运行呈现出如下发展态势:立案管辖范围扩张,侦(调)查措施更加灵活多样,检察官主导实现多样化的诉讼激励,刑事合规的司法审查逐步加强,律师充分参与刑事合规得到保障。我国刑事合规的理论研究逐步兴起,实践中企业合规试点单位进行了相应的刑事程序改革与探索。随着刑事合规的全面深入发展,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应从立案、侦查、起诉、审判、辩护等多个环节进行系统、科学改造,以满足企业合规对刑事程序的实质需求。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企业合规制度的本土化构建

企业合规制度的建构目的，是通过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优惠奖赏，激励涉案企业积极进行合规化改造。这一制度所带来的司法优待，何以不违反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刑法基本原则，仅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来阐释，尚难以充分地证成。刑事一体化思想与企业合规制度具有高度契合性，可以为后者提供理论根据。从宏观层面来看，前者关于犯罪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主张，是后者预防和治理企业犯罪的理论根据；从微观层面来看，前者关于犯罪化、轻刑化、非监禁刑、动态性、开放性等具体主张，可以为后者提供精细的规则根据。以刑事一体化思想为指导，需要明确企业合规的制度定位和路径选择问题。     

刑事合规视野下我国单位缓刑制度的建构

《刑法修正案(十二)》强化对非国有民办、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为单位缓刑制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单位作为与自然人同样的刑事责任主体,在单位犯罪中其当然适用缓刑制度。单位构建缓刑制度能够在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合规所能激励的范围以及延长单位可实施企业合规的考察期,实现推动企业刑事合规发展。现行缓刑制度的构建是以自然人作为刑事责任主体所构建,其与刑事合规基础上构建的单位缓刑在适用原则以及考察标准上并不兼容。基于合规激励的特殊性以及现有考察标准,对单位实现特殊预防存在冲突,须另设单位缓刑制度。针对现有理论困境,单位缓刑制度的构建应当以严格区分单位与自然人在单位犯罪中的刑事责任为前提,坚持缓刑与刑事合规结合的特殊预防目的,并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在现有的缓刑制度中,应当构建独立于自然人缓刑的适用前提条件以及考察标准,以实现单位适用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