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腐败的危害及防范措施

权力腐败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由于权力具有强制性、排他性、占有性，掌权者容易滥用而走向腐败。权力腐败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必须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完善监督机制，防范权力腐败。本文主要从权力腐败的危害出发，分析权力腐败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防范权力腐败的措施。     

论我国腐败犯罪的现状及其对策

<正> 一、腐败犯罪的现状与特点 我国当前正处于较大变革运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腐败犯罪现象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权钱交易,行使职务与谋取私利相结合、权力行为与经济行为相结合,权力的物化、商品化已经达到相当程度 权钱交易、职务犯罪是腐败犯罪的最典型特征,也是政治和经济以某种扭曲的方式进行结合的产物。     

略论腐败行为的主体及分类

腐败有其历史根源 ,而不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腐败行为的主体分为三大类 ,要根治、铲除腐败行为 ,必须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即对权力加以约束。     

廉政风险及基层的防控实践——以广州市天河区纪委的探索为例

腐败发生有很多原因如封建腐朽思想作祟,法制不发达不健全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引起的价值失范和制度缺陷,民主政治传统的脆弱和双重道德标准的社会心理等.权力资源、腐败动机、腐败机会是腐败的构成要件.有权力的岗位都有可能产生腐败,这就是廉政风险.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其本质是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要排查廉政风险点和评定风险等级,完善权力运行机制,防止“过密化”,从而构建廉政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     

腐败与黑社会

腐败是黑社会的政治支柱腐败,在不同的时期、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条件下,人们对其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的理解,但是腐败与权力的内在联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我国学者给腐败下过这样的一个定义:“腐败大致属于一种政治性概念,是指政冶权力从原本纯洁的状态中发生蜕变,成为腐败官员非法或非道德地谋求个人好处的工具,这种好处可能是一种金钱、享受、荣誉,情伦等。”腐败作为一种特殊的主体,行为人必须有公务人员     

治“腐”重在治“人”——对权力与腐败关系的再审视

本文试从腐败、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角度探讨腐败的成因,认为腐败并非是公共权力的腐败,而是公共权力主体的腐败。公共权力不可能自发导致腐败,腐败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公共权力主体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从根源上预防和遏制腐败,就要从教育、法制、监督的配套机制中加强对公共权力主体的治理。     

加强“两权”监督 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从国税系统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来看,主要集中在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上(以下简称“两权”)。作为执法部门,基层一线的税务人员税收执法权力较大,再加上社会上的一些犯罪分子千方百计的拉拢腐蚀,如果对税收执法权不从机制上强化监督制约,极易出问题。行政管理权主要掌握在各级领导干部手中,突出的是人事权和财务管理权。从源头上加大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对于国税系统来说,就是要从机制上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加强“两权”监督制约,并狠抓落实。     

社会资本视域中腐败网络生成的过程与后果

腐败与权力孪生相伴,基于权力监督和权力结构维度的防范腐败以及反腐的结果始终无法令人满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腐败的主体和行为模式已从个体和单一层面走向多主体、多形式的网络结构。腐败网络生成的内在机理在于中国场域中的社会资本负向功能未得到有效遏制,它的生成演化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形成难以估量的破坏。腐败网络的消解路径必须跳出传统"权力"的视维局限,从社会资本视域探寻腐败网络生成的内在机理,进而通过对社会资本的挖掘、清除和替换,消解腐败网络,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     

论警察腐败及其防治

警察腐败是指警察为了自己或他人的私利而违法违规 ,将警察权力私有化、商品化、市场化的行为。警察腐败的类型大致有权官交易、权物交易、权钱交易等 8种。警察腐败严重化的原因主要有 :商品经济和私有制 ,管理体制的弊端 ,法制不健全等。防治警察腐败的对策主要有 :改革公安管理体制 ,消除警察职权与私利相连接的“黑色时空” ,坚持政治建警原则 ,完善法制 ,依法治警 ,加强监督 ,严惩腐败。     

整治科研腐败,需制约两种权力

日前,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一次记者会上＂自曝家丑＂时称,两宗有关科研经费的腐败案件正在调查。这是治理腐败进入科研领域的重要信号。要治理科研腐败,就要懂得什么是科研腐败以及用什么样的理论来预防和惩治科研腐败。根据腐败行为发生的领域或部门及其作用的领域来看,可以区分为政治领域腐败、经济领域腐败和社会领域腐败等。政治领域腐败主要是指公共权力部门的腐败,经济领域腐败主要是指企业的腐败,社会领域腐败主要是指非政府领域腐败,也叫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领域的腐败。社会领域腐败,如从社会权力机制而言,是权力滥用的表现;从社会伦理环境而言,是享乐主义价值观的现实恶果。     

论公私协作执法

公私协作执法是公共执法和私人执法基于各自特点进行协作的法律执行模式,可以有效弥补公共执法动力不足、腐败和信息劣势的缺陷,也可以有效弥补单纯私人执法过程中的执法过度、缺乏强制力等缺陷.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执行活动被公共执法机构垄断,公私协作执法的制度空间不大.为此,应当通过扩张诉讼当事人资格、建立罚金分享制度、增加惩罚性赔偿规定以及放宽风险代理诉讼限制等方式为公私协作执法开辟空间,使公私协作执法能够成为我国法律执行机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腐败预防立法体系的理性建构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腐败预防立法体系能够有效控制权力。理性的腐败预防立法体系建构应当考虑腐败的衍生规律与治理效能,厘清腐败预防立法体系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障碍,明确公共权力在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中的角色定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确保公权力行使的廉洁性,有效预防腐败。     

去利益化：行政腐败的控制机理

控制行政腐败的路径有多种,但切断利益对行政权力的操控,使行政权力与行政主体的利益彻底脱钩,避免利益因素渗透到行政过程,即去利益化,是行政腐败控制最有效的途径。行政腐败存在于行政过程的各个环节,要有效控制行政腐败,必须着重解决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中的去利益化问题,可以说,去利益化是行政腐败控制机理的内核。     

贪污罪量刑基准体系的构建及回归分析

应当根据刑法规定,通过贪污罪的犯罪结果与处刑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贪污罪的处刑实践,并依此建立了贪污罪的量刑基准体系,以准确确定被告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量,这样,可以减少司法实践中法官个体之间对贪污罪行为处刑的差异。     

贪污罪量刑基准体系的构建及回归分析

根据刑法规定,通过贪污罪的犯罪结果与处刑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贪污罪的处刑实践,并依此建立了贪污罪的量刑基准体系,以准确确定被告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量,以减少司法实践中法官个体之间对贪污罪行为处刑的差异。     

立法调整、执法改革抑或公众参与?——突破摊贩管理暴力困境的核心思路辨析

摊贩管理的暴力困境是行政处罚权体制改革的副产品,其主要症结在于监督城管的机制缺陷、制度与民俗相冲突两个方面。对比化解困境的三类核心思路:立法调整,需要协调多方利益、时间成本高、无力解决执行难;执法改革,缺乏监督机制与公信力、成效欠佳;公众参与,着眼于强化制约城管权力、引导社会舆论转向,是突破摊贩管理暴力困境的理性选择。然而,公众参与存在被虚置的风险,因此,需要确立契约关系、全程监督等四项保障原则。     

法律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

法律绩效评估是指法律实施一段时间以后,有关部门、组织或人员对其实施效果等进行评估,分析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立法问题,从而完善立法。法律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强调公众对立法实施效果评估的参与,以获得法律实施的客观、真实的评估信息与结果。法律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发挥一定的积极功能如表达利益、整合利益、认同法律、宣传法律等,但也会存在一些技术与制度上的困境。     

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权力行使不规范,表现为社会政策和法律制度滞后、政府违法决策处置突发事件不当、行政执法不规范、法律实施不良、行政不作为、信息不公开等,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根本出路在于规范公权力行使,包括明确权力边界,规范立法权力,健全程序规则,规范决策和执法行为。由于解决矛盾纠纷主要依赖行政方式,诉讼、复议等法定救济渠道并未充分发挥作用,致使社会矛盾越解决越多,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难度不断加大。为此,应当慎用行政手段,畅通法定救济渠道,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刑事侦查中网络反腐的思考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技术不断融入到反腐的全球浪潮之中,并发挥了超乎想象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有技术支撑的公众反腐力量。但由于普通公众和侦查机关对于腐败的理解有差别,形成了腐败行为与腐败犯罪之分,如何能够将日趋高涨的网络反腐民间力量与检察机关专门反腐机构有效的结合起来就成为亟待处理的难题,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民间反腐与官方反腐、权力反腐与权利反腐两股力量能实现有效结合,我国反腐斗争将会获得实质性进展。     

经济法责任的实现与公诉权的现代转型

经济法责任有着自己独特的形态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主要是行政执法机制和诉讼机制,公益诉讼符合经济法责任社会性的要求,与经济法责任的实现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传统公诉权在我国长期被认为专指"刑事公诉权",客观上阻却了现代公诉权的拓展。随着现代法律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加强,传统公诉权制度日显单薄和不足。因此,建构现代公诉制度不仅是公诉权在具体制度中的应用和拓展,而且更加有利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进而更好地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效实现经济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