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变化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战略定位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战略思维上奉行"零和博弈"思维,将对华战略目标调整为竭力掣肘中国的崛起进程,进而在战略手段上开始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打压和围堵,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在中美关系波折不断、摩擦频发的战略背景下,为了实现"以台制陆"的目标,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实现对台军售的"常态化",决策程序的"便捷化",军售模式从"官售为主"向"官商并举"的调整,以及售台武器性质从"防御性"向"进攻性"的转变;另一方面则通过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安全战略框架,扶持台湾当局发展"非对称战力",强化美台防务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深化美台情报共享与合作,推动美台多层次军事交流等方式,使得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     

美国的东亚政策

正2016年6月出版/59.00元ISBN 978-7-5097-9049-6本书汇集了作者近十余载有关美国东亚政策的研究探索,从美国对华战略、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朝政策、美国对台政策和地区安全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学术分析,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把握美国东亚安全政策的基本线索、主要思路及政策实质。本书从相互依存和竞争两大变量分析中美关系走势的观点,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底线、中美战略协作的途径、中美战略冲突及化解的分析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肯定。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对21世纪初叶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重大问题的思考

布什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面临冷战结束后的第二次抉择.美国政府从维护"一超"的国家利益出发,已将2015年前后的中国视为全球性竞争对手,在亚太地区开始构筑一个对华的战略包围圈.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本质,使中美两国在新世纪发生军事摩擦的可能性在增大.然而,中美两国的矛盾并非不可调缓,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政界要以务实和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中美经济网络间谍争端的冲突根源与调适路径

中美经济网络间谍争端的根源在于网络空间发展与经济社会运行深度融合、中美网络战略的结构矛盾,以及两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竞争特性。挑起中美经济网络间谍争端是美国寻求绝对安全的国家安全观和网络安全观的体现,也包含平衡中国实力增长的意图。随着对网络安全认知不断加深,相互政策不断碰撞磨合,中美两国管控分歧意愿逐步增强,及至达成各自承诺不从事、不支持经济网络间谍活动的共识。中美关系竞争面的上升,促使网络空间控制权和网络治理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常态,因而围绕经济竞争与安全博弈的网络争端仍将不断出现。未来中美能否有效管控分歧,避免引发新的冲突,还在于两个互联网大国网络战略理念的相互塑造和网络空间利益的相互调适,并在网络安全领域展开务实合作。     

论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基础与特征

九一一事件破灭了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企图 ,重筑了中美两国最重要的安全合作基础 ,中美关系由此进入建设性合作时期。中美关系是一种非对称、非敌友、受制于第三种共同威胁、合作与矛盾并存、更具全球性的合作关系。美国反恐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中美合作基础的稳定性 ;恐怖势力并不是中美两国特定的互为主要威胁的特性决定了两国合作基础的脆弱性。中美矛盾并非不可缓解 ,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 ,关键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判断以及据此制定的对华战略。     

特朗普政府对华“挂钩”政策探析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双方以构建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为依托,以在经贸及朝核等重要议题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交易型"特征,其问题导向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使中美两国可以更为务实地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担忧,特别是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暗含不确定性和风险。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兼具思想源流与历史经验的"挂钩"政策,其核心是与主要战略竞争者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战略领域进行全方位协调与合作,并将双方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至于双边关系整体进行挂钩,从而在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从思想源流看,该政策继承了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战略立足点。从历史经验看,该政策往往是在美国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地位处于弱势、总统国内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之时,面对主要战略竞争者的优先选择。对于"挂钩"政策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的对华战略带来不少现实启发,并为中国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可靠的逻辑线索。     

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第三方选择: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欧VAR模型分析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战略第三方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探究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文章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研究发现,随着美国对中国的遏压加剧,印度和俄罗斯对华政策中的冲突性因素可能增加,而欧盟则可能改善对华关系.美国改善与欧盟关系将导致欧盟采取对华疏远的政策,美国对印度的持续示好和拉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印度加强对中国的敌对政策,俄罗斯对华政策则不受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根据上述发现,如果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和加剧,中俄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可能显现,甚至可能出现印俄两国同时对中国构成挑战的被动局面,欧盟则可能成为缓解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重要突破口.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

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双边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上升。与之相应,国际秩序已经成了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国际秩序问题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战略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然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变革国际秩序的诉求又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两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虽然有合作,但竞争也非常激烈。中美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内容是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之争的本质是两国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竞争目前表现为"两个秩序"之争,即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内秩序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结构性矛盾,对两国战略关系走向发挥着重大影响。破解中美秩序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需要用合作主义来指导双边关系发展,通过合作来管控在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确保两国不冲突不对抗。     

“单边默契”与中美战略合作的演进

探讨中美战略合作共识和中国的战略思维特性,是理解中美战略合作的微观基础。在中美关系解冻、中美建交,以及两国竞争与合作时期,中国呈现出对双边战略共识的追求、"大局观"等战略思维特性,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搁置"思维也产生了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国际政治效应。中美实力对比结构及其变化,是影响中国单边默契战略思维起源及其演变,进而影响中美战略合作与冲突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拉森”号事件及其影响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拉森"号事件是美国对华南海举措的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中美南海正面博弈局面的形成,此后中美关系不断恶化。该事件起因于美国反对中国南沙岛礁建设,经过5个多月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才最终付诸实施。该事件初步完成了美国对华强硬南海政策的内部整合,威胁并逐步动摇了中美关系大体稳定的基础。该事件之后,美国在支持第三方同中国在南海对抗上更倾向于采取武力威慑举措;而对华武力威慑举措往往难以奏效,美国国内强硬派便寻求重新设定中美关系以扭转局面;由于中美南海正面博弈和美国大选时间上耦合,美国国内关于中美关系需要重新设定的呼声增强。这些趋势已经为中美关系发展进程大体证实。     

中美外交互动模式的演变:经验、教训和前景

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发展推动着中美两国不断创新外交互动模式。同时,外交互动模式的有效性和生命力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并客观上依赖于中美两国共同的努力。中美建交40年来,双边关系虽经历过不少波折和反复,但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总体看,随着两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中美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日益突出,中美外交互动模式加速演进,并突出地表现在两国互动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中美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更加突出,高级别对话机制发挥着重要的磋商协调功能。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会完全根据人们的良好愿望,在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为主要对手的背景下,相互战略定位成为决定因素。只有在美国更弦改辙的前提下,现有的互动机制才能发挥预定作用,使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建设性地管控分歧,提供有效的沟通平台和制度保障。     

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经济、安全及国际制度等领域展开了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对此,美国倍感焦虑,担心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若隐若现,特朗普执政后,显著加剧。特朗普政府不仅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提出质疑,还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外交决策模式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在对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政府对台军售决策过程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理性行为模式、跨机构政治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对美国政府对台军售政策、这三种模式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不同解释,以及影响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上述三种模式分别解释了部分美国对台军售决策,而非全貌。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并将影响外交决策的所有因素考虑在内,才能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估。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变化,更多的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个延续。冷战后,美国不断开辟新领域,试图将中国塑造为敌人或对手,但屡战屡败,导致多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在任期内和问题领域内的双重起伏。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后的根本逻辑是美国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其具体手段是安全化理论所论述的安全化/非安全化。它曾经并将继续主导美国的对华战略转变。在两国共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和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同时,这一逻辑和手段可能导致双方在三个领域内的潜在争端:双边关系领域内的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中国制造产品等议题;多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涉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国际体系规范领域的斗争。     

美国安全战略的新解读--《21世纪美国安全战略与中美关系》评介

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与安全事务中居主导性地位,对国际体系结构、国际格局、国际战略形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由于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非对称性特点,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对华战略不仅决定着中美关系的走向,而且直接涉及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和平崛起.正因如此,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的热门课题.     

卡特政府的对华技术转让与军售政策

卡特执政初期着力构建美苏"缓和",奉行苏中平衡战略。布热津斯基及布朗等人对此并不认同,与重苏派代表万斯展开辩论,向总统建议深化美中防务关系,对华转让高端民用技术和开启军售,"联华制苏"以使苏联尊重"缓和"。卡特同意"技术扶华"战略,提升了对华民用技术转让的水平,并对华出售军民两用技术,但拒绝军售。伴随"缓和"的式微,美国重新对苏强硬,联华步伐加速,确定了旨在提升中国战术防御能力的"有限武装扶华"战略,并于1980年年初开启对华出售非致命性军用装备的程序。卡特政府的对华技术转让与军售呈现明显的阶段性递进特征,是美方既扶华又抑华的矛盾心理下耦合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对华战略之产物,隐含其支持中国现代化但谋求控制中国改革方向的意图,是中美"有限合作"战略关系的关键内容。     

笔谈:世界发展趋势、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

编者按:2012年8月15～16日,由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所承办的"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1972～2012)"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美国学会、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年会在长春举行。与会者围绕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美国巧实力战略、奥巴马能源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探析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国被视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科技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最突出的问题。通过在国内制造科技领域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开始动员力量,引导舆论,为加强与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并把意识形态融入科技发展做好了铺垫。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全面压制中国,拜登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在美国内部筑牢科技发展的基础,打压中国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供应链弹性的建设,建立遏制中国的科技联盟。拜登政府加强在科技领域对华施压不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不利于全球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几乎成为中美唯一可以合作的领域。然而,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政策在国内受到掣肘。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合作也面临一系列障碍。未来,中美两国只有加强协调合作才能促进世界技术革命的进步,为全人类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在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逐渐对华形成了"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再次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冲战略"的终结,而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随着中美实力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和美国对华疑虑急剧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具有向对抗性战略演变的趋势,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尚不具备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外在条件和内部动力,美国的国内外状况和双方高度相关的利益基础使得双边关系仍具有"竞而不破"的可能。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