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管控”美对台军售有效性的评估与分析

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实施对华"对冲"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文章指出,美国不同时期的对台军售与当时的中美关系呈现一种反向相关,对台军售政策典型地体现出中美关系的"两面性"特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虽是不定期引发中美关系震荡的"顽疾",但至今未引爆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中美在该问题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并形成了某种程序化的沟通机制,实现了两国对该问题的有效"管控"。文章旨在解读中美两国如何对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进行有效"管控"。两国在该议题上达成的默契表现在:美国不向台湾地区出售敏感武器是其执行对台军售政策时遵循的隐性原则;中国大陆则对有限的、不突破其"红线"的军售行为不做出过激反应,采取务实手法处理。两国政府高层在军售前后形成的程序化的沟通和修补措施,则为实现有效"管控"提供了机制化保障。     

奥巴马政府的台海政策及其影响

奥巴马政府基本继承了小布什政府后期的台海政策,同时采取了一些新的做法。当前美国全球战略需要稳定的中美关系,奥巴马政府积极看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更强调稳定化。奥巴马政府支持台湾扩大国际空间,将继续对台军售政策,赞成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加深、扩大美台之间的经济联系。奥巴马政府台海政策的制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美国国内战略辩论、国会、军方和军工集团、美国对两岸关系和台湾岛内局势的评估等。     

探索决策研究的新思路——评《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大失败的心理学研究》

<正>在关于对外政策决策的诸多研究中,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并用于解释美国政府应对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三个模式最为经典,也最具影响力。~②其中"理性行为模式"把决策看作是国家领导人代表国家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组织行为(或组织过程)模式"把决策看作是政府不同部门按照标准工作程序运作的产品,"官僚政治模式"将决策过程看作是代表不同部门的人根据部门利益讨价还价的结果。实际上,多数对外政策,特别是重要和敏感的对外政策,既不是一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变化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战略定位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战略思维上奉行"零和博弈"思维,将对华战略目标调整为竭力掣肘中国的崛起进程,进而在战略手段上开始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打压和围堵,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在中美关系波折不断、摩擦频发的战略背景下,为了实现"以台制陆"的目标,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实现对台军售的"常态化",决策程序的"便捷化",军售模式从"官售为主"向"官商并举"的调整,以及售台武器性质从"防御性"向"进攻性"的转变;另一方面则通过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安全战略框架,扶持台湾当局发展"非对称战力",强化美台防务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深化美台情报共享与合作,推动美台多层次军事交流等方式,使得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     

美国对菲律宾1972年军管法的态度与政策

本文对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菲律宾军管法的态度与政策进行分析.总体而言,美国政府对军管法持默许态度,并且继续援助马科斯独裁政权.美国政府对菲律宾军管法采取默许态度并非美国国内各方的一致认可,而是商会、 国会及政府三方折冲的结果.经济利益、 军事基地的重要性和美国战略的调整,构成了美国对军管法认可的主要因素,因而,在马科斯独裁统治下,美国并未放松对菲律宾的各种援助,只是对其援助方式进行了调整.美国对菲律宾军管法的态度,显示出冷战时期现实主义政策下美国对民主输出的自我否定.     

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的对台政策经历了从亲台、抚台向抑台的转变,呈现出不断调整、战略清晰化、军事关系强化、与对华政策反向互动等特征.未来美国对台政策将以维持台海现状为主,继续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关系,拉拢日本等盟国参与,对重大"台独"事变发生时大陆可能采取的武力解决方针进行"吓阻",但也会继续遏制"台独",支持两岸接触谈判.我们应当以新的思路改善两岸关系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铲除美国"以台制华"着力点,分化美国"以台制华"同盟,战术上"以美制台",增强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和制度竞争力,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     

布什政府对台政策浅析

布什执政初期,其对台政策在"协防"台湾、对台军售、"一个中国"等六大方面,做出了向台湾当局倾斜的较大调整。然而,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在国内外形势变化、中美关系改善和岛内"台独"升级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布什政府不得不再次进行调整,使其对台政策基本上回归到其前任政府的基调上。而且,因陈水扁"法理台独"的冒险行为触犯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布什政府还主动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对岛内分裂活动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权力交替:对中美关系周期性波动的一种解释

本文通过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因素、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的分析,提出了解释美国对华政策周期性波动的一种模式--权力交替模式,并检验了这一模式的效用:在过去30年中,总统的权力交替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周期性变量,而国会的权力交替则不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干扰性因素,这在未来亦可能是这样.     

美国对海底权利的诉求与国内利益的平衡——以海底界限的争论为中心(1969～1972)

美国海底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利益的平衡.本文从政府部门间、利益集团闻及部门机构与利益集团闻相互博弈的角度,对影响美国海洋政策转向的因素进行探讨.文章认为,1945年<杜鲁门公告>是美国首次海底权利声明,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关于是否扩展大陆架权利的争论.从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宽狭大陆架界限的分歧到利益集团关于经济利益与军事利益的争论,其中的分歧或趋同主导了尼克松政府在海底界限问题上的两次政策转向.最终美国将海底问题交由联合国,回归国际海洋体系.这反映出美国国内部门、集团利益在美国海洋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第115届国会涉台立法探析

第115届美国国会的涉台立法在立法数量上达到空前规模。这些立法有些已通过立法程序而成为公共法律,有些尚未完成立法程序,内容涉及美台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交往,以及对台军售和台湾的国际参与等诸多方面。以《与台湾交往法》为代表的涉台立法挑战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美国涉台立法的这一现象反映出在两岸力量对比发生明显有利于大陆的变化后,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试图以立法手段实现对台湾的"再保证"。虽然美国涉台立法的实施取决于行政部门对相关政策可行性的认知和判断,但以《与台湾交往法》为代表的涉台立法已成为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因素。     

缅甸外交政策的新调整:从对华友好到大国平衡外交

1988年政变上台的缅甸新军人政权,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不得不努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稳定国内局势。在统治得到巩固后,缅甸新军人政权开始奉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即在继续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努力改善与东盟、印度和日本的关系。本文还分析了缅甸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原因:内因是缅甸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外因是区域内外各有关国家对中国在缅甸及周边地区影响不断扩大存在恐惧心理。     

菲律宾南海政策:利益驱动的政策选择

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利益驱动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安全和经济利益,在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宣称对南海部分岛礁及海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二是利益因素一直是影响其南海政策的主要因素。正是因为菲律宾南海政策具有利益驱动的鲜明特征,所以它更容易在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受国内军方和能源利益集团的推动,从而表现出激进化的特征。2011年以来,菲律宾激进化的南海政策恶化了中菲关系,加剧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立,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菲律宾激进的南海政策既考验着中国南海维权的底线,也考验着中国经营周边战略环境的智慧。中国的战略应对不但要着眼于南海问题的具体事务,而且要有更长远、更清晰的战略研判。     

新保守派内部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

新保守派外交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2004年开始,新保守派的两位重要人物弗朗西斯·福山和查尔斯·克劳瑟默之间就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内容涉及对美国实力地位的界定、对美国“现实威胁”的研判、美国应对威胁的策略和重建伊拉克国家的政策。本文在对这次辩论的内容和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这次辩论的核心是新保守派内部小流派传统斗争的升级,将会引起新保守派内部的进一步分化;辩论的根源是新保守派成员力图防止其他派别扩大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确保新保守派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力;辩论的实质是不同利益集团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主导权的争夺。作为新经济集团代言人,福山的观点将对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澳大利亚的东盟政策解析

东盟作为澳大利亚的近邻,在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地缘政治特性、经济利益牵连、安全和防务因素使得与东盟关系成为澳大利亚最看重的对外关系之一.总体上看,澳大利亚的东盟政策经历了酝酿、成型、调整三个阶段.本文梳理了澳大利亚东盟政策的演变过程,分析了澳大利亚这个具有特殊地理位置与政治文化背景的国家如何试图在东南亚地区发挥作用,并分析了澳大利亚东盟政策的前景.